中華史地名著叢刊之三。據唐賈耽《皇華四達記》。初版見收於一九二一年求恕齋叢書。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乡村社会的专著，共分五个部分，即乡与村的社会结构、市镇的勃兴、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运用档案、方志、中外文研究成果及大量社会调查等丰富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模式，具有独创意义。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认识国情、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疆域犬牙交错，且时有盈缩，历来没有一本较为详细的能够反映战国各诸侯国面貌的考释性地图文本。《战国诸侯疆域形势图考绘》系统梳理了《战国策》等史籍中关于战国地理的资料，以公元前333年为立足点，复原了其时各诸侯国疆域的具体范围。填补了缺乏明晰、可靠、足以作为历史地理研究出发点的历史地图的空白。开头部分主要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地名及方位进行校补，第二部分分章详细考证了公元前333年各诸侯国疆域范围，并形诸图像。全书考证较为详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西域通史》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弁言
本書所收錄的是筆者一九七八年以來關於中古時期西域史地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蒙師友不棄，现又刊出獻給讀者。其他一些涉及中古于闐史地和近代中國邊疆與文化交流的篇章將另行结集出版。值此刊印之際，謹向讀者作兩點說明。
多年以來，筆者感到西域的歷史和文化内涵之豐富，值得人們像法國年鑑學派費爾南·勃勞戴爾《Fernan Braudel》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進行一番架構，進行綜合研究。當然，研究西域的困難遠在研究地中海區域之上。可是，西域具有的魅力舆地中海區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匯聚和交流方面。舉世對陸地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筆者久留意於此，所撰諸文雖然局限於一時、一地、一事，但心目中無時或忘西域的時空間架和文化匯聚的背景，力圖通過一時、一地、一事的叙述說明較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面貌，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多棱面可供研究。
研究西域史地和文化交流，利用當地文字資料與考古文物和利用漢文文獻同樣重要。由於種種原因，當地出土文獻和考古文物資料大多近年始被人們利用，特别是許多西域古文字文獻晚近始經西方學者系统刊佈和解讀考释。在這方面，筆者不無遺憾地告知讀者，限於當時的條件，在寫作遇程中，某些敦煌和西域出土史料未抉出，個别海外發表的重要論文未寓目，阿拉伯等文獻的徵引不盡合乎學術標準，中文俄文的考古文物資料未利用充分。集中諸文，敬請讀者視為筆者努力利用多種史料的一種嘗試。
多年來，我深深感激恩師鄧廣銘先生、季羡林先生的栽培和提攜。我也非常感謝王小甫，榮新江兩位弟子，他們青出於藍勝於藍，實際是我的學友。他們對集中諸文多有所訂正補充，使我享受到了學友之間切磋琢磨之樂。當此學術出版困難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推動祖國學術的發展而作出許多可貴的努力，承蒙也將此集出版，謹在此深表謝忱並致崇高的敬意。
張廣達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巴黎
目錄
弁言 (1)
碎葉城今地考 (1)
唆里迷考 (31)
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彙》與見於此書的圓形地圖 (57)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 (83)
唐減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势 (113)
吐蕃飛鳥使舆吐蕃驛傳制度――兼論敦煌行人部落 (175)
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 (189)
有關西州回鵲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 (217)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249)
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281)
九世紀初吐蕃的《勅頒翻譯名義集三種》――bkas bcad rnam pa gsum (311)
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區的般次和使次 (335)
蒙元時期大汗的斡耳朵 (347)
古代歐亞的内陸交通――兼論山脈、沙漠、绿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373)
伊本·胡爾達兹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393)
海舶來天方 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繫的回顧 (417)

该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作者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本書收錄的七篇論文，時間從魏晉南北朝直跨明代，其中五篇（劉苑如、曹淑娟、侯迺慧、林素芬、鄭文惠）所探討的是五個時間點上的造園與遊園，囊括了不同型態的「園林生活」，由此表達天人、物我、人己等觀念界線的移動，以及不同社會條件下的所形成的自然新感性；另外兩篇譯稿（康達維、植木久行）分別為美國與日本學者對於園林的觀點，一方面豐富中文學界的討論議題，一方面提供外國學者的思想與視野，期許彼此激盪，互相對話。

吐蕃王朝时期的对外战场，按照地理单元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唐行政区划对吐蕃军事部署的影响，特别是吐蕃军事进程的地域性特征和军事区划特征，划分为河湟、西域、河西、关陇、剑南西川、西洱河、吐蕃南部疆域七大区域。吐蕃军事设置由初期的三勇部、下勇部、中勇部分别对应西域战场、河湟战场和西洱河战场，之后逐渐演变为所谓“四方戍边元帅”统帅的“四方”之军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吐蕃中节度”和吐蕃在西域的同一级军事机构。
西域绿洲地理条件限制了吐蕃军事军事进攻的路线，而在绿洲西域盆地内部则以控制绿洲及其之间的交通命脉、密集防戍点来显示其军事优越性。河湟地区汇聚了多条吐蕃向外掠夺扩张的军事交通线路，是吐蕃军队突破唐军防线的重要地点。针对河西走廊，吐蕃军队以祁连山纵谷为主要通道，采取点对点的攻击方式构建军事攻防体系。在关陇战场上，吐蕃军队受草场季节变化影响较大，战事目的性强、重掠夺。在剑南西川战场，特殊的地理地貌和艰险的交通条件迫使吐蕃军队放弃旧有的快速游动作战战术而改行城防攻守的作战战术。西洱河地区地形复杂，诸蛮部落众多，吐蕃设立都督府，以统治神川铁桥两岸的诸蛮部落，而纯粹的军事行动则主要在磨些江以北。吐蕃在南部疆域的军事受山地交通条件的限制，发展空间较小。

《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整理了我国部分历史文献中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分布的记录，并遵照现代动物地理学分类原理，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主要野生动物的分布特征，是文榕生先生继其《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付梓后又一重要研究成果。
我国历史文献中富含大量宝贵的野生动物生存和生活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隐藏在海量文献里，且多错讹。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动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摘录、考订、鉴别、梳理历史时期我国野生动物的分布特征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科研工程。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我国现存于国内外的各种地方志8264种。文先生在没有科研经费支持的条件下，几乎是尽一人之力检索、翻阅了其中470余种方志，并经科学校勘、辨伪和考证，整理了这些方志中记载的1200余种野生动物，如原生、刺胞、线形、环节、星虫、蜢虫、软体、节肢（甲壳、肢口、唇足、倍足、蛛形）、腕足、昆虫、棘皮、头索、鱼、两栖、爬行、鸟、哺乳等门（纲）的分布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秦汉以降我国主要野生动物的分布特征，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大部分被细化至地（市）级行政区，少部分甚至被细化至县级。
文榕生编著的《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在较系统研究我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古方志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原文献摘编的形式，对古文献中记载的野生动物资料深入发掘，认真进行鉴别、确认与梳理，较全面、系统与客观地反映古人对野生动物的分类、命名以及形态特征描述、生活习性与地理分布等相关信息的记载。一方面，以现代动物分类系统为基础，对古文献中所记载并已鉴定出的动物，涉及原生、刺胞、线形、环节、星虫、蜢虫、软体、节肢（甲壳、肢口、唇足、倍足、蛛形）、腕足、昆虫、棘皮、头索、鱼、两栖、爬行、鸟、哺乳等门（纲）的物种进行归类。另一方面，按照历史动物地理学原理，系统展现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各地的野生动物分布状况，既涉及各省级行政区，还涉及大部分地（市）级行政区，甚至一些县级行政区的野生动物分布状况。不仅可以应用于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保护区规划与建设、自然环境的变迁、动物疫情流行和自然疫源地等研究，而且可为当前世界面临的动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变化等重大问题，提供动物物种与分布的演变历史资料，为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探讨其因果关系提供基础资料。
《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不仅适合动物、地理、历史地理、环境、气候、植物、林业、生态、自然史等专业人士阅读，或进行更深入研究，而且可供历史、人口、社会、经济等多种专业师生和有关科研人员参考使用。此外，对动物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员，本书也具有某种科普作用。

地方志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和史料宝库。现在于世的完整和较为完整的宋元方志，大约四十余种。它们对于考察所记载的该地区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情、物产资源、地理沿革等，以及研究广场 史，都具有宝贵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这批方志分散收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读者查阅颇为困难。一些孤本，残本已濒于亡佚。为了保存文献，便于研究利用，现将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总名《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出版。
在影印底本的选择上，我们不以刊刻年代的早晚作为取舍的依据，而是尽可能地择取字迹清晰、附刊有后世学者写的校勘考证等研究成果的足本，以便于读者参考。对于各本均残的广场，这次影印不作辑补，一仍其旧，各志悉以通行名称着录。

周代南土，既是一个时代概念，也是一个空间范围。从时代上讲，它包括西周、春秋和战国3个时期，起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迄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前后经历800余年。从空间上看，它包括南阳盆地和淮河上中游两个地区，西起秦岭南坡的汉水支流丹江流域，东至淮河中游今安徽寿春一带，南以汉水和桐柏、大别山脉为限，北抵汝、颍、涡诸水上游的今河南汝阳、禹县、太康、永城一线，即文献所载的周王朝南部境土。
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以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及实地考察相结合，借鉴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调查报告和地图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分不同的层次，对周代南阳盆地、淮河上中游地区各诸侯国的族属来源、历史发展、地理变化和文化特色进行系统分析，弄清他们各自汇入楚民族的不同时时期和为后来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所提供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进而探讨这两个地区在出国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楚国在这两个地区的长期开发、经营中所作出的贡献。

《隋唐两京坊里谱》作者以[宋]宋敏求《长安志》和《两京城坊考》为主要依据，参考多种有关史料，编撰成此书。读者可以极为便利地以坊里为单位，检索到所要了解的坊里在两京的方位，以及有关的建筑分布、人文活动、历史事件的种种资料。隋唐时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

椿庐史地论稿，ISBN：9787806962022，作者：邹逸麟著

《元和郡孙图志(上下)》主要内容：元和郡图志，李吉甫撰，是唐朝地理名著，为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写成于唐宁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二一一年》，因以当代年号为称，并非是元和时实际控制的疆域地志。它的体例，和初唐魏王李泰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的扩充，但较为简括，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于括地志的内容形式，为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书开创了先例。元和郡县围志，原有图和志共四十卷，又旧录二卷，总四十二卷。它以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图的部分，在北宋时就亡佚了，志的部分，南宋淳熙三年《公元一一七六年》限隘仲首刻此书时亦有缺佚，大体上还保持四十二卷之数，宋以后目录亡佚，又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一十五三一十六卷，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四卷了。因为图已亡佚，故宋陈振孙直主齐绿懈题称为元和郡县志，现传各本仍用[图志]旧称，今仍题为元和郡县图志。

本书收录了作者发表过的10多篇学术论文，探讨了唐宋以来封建王朝对中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施设羁縻府州、土官土司等行政建置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对边疆民族史地文献及部分少数民族的来源与迁徙过程也作了考察，从一个侧面为作者提出的历史政治地理“圈层结构”理论提供了部分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