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本书写于1930年。当时作者虽相当了解法西斯主义，但对国家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当作者还在为书稿的完成而喜悦时，十分震惊地听说国家社会党人在1930年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初的胜利。书稿被搁置一旁有一年之久。因为我不想让它在我的三卷本《哲学》之有问世。《哲学》在1931年发表。该书发表后几星期，本书也出版了。为了阐明那个时代，作者利用了仅属于那些特别岁月的事实材料，因而本书在许多方面感染了当时的气氛。尽管自它问世以来已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若考虑一下今天的哲学状况和世界情景，那么作者认为，它在现在和当时一样有效。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将从理论上廓清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基本特征及构成内容，梳理江户时代的日本民族从“藩即国”理念向近代国家意识转化的发展脉络及其思想历程，并对这种崭新的国家意识在日本近现代史和对外关系上的作用予以深入解读。

作者选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为考察对象，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阐述了他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

本书考察了古代近东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关系，以及古代近东的文献概况。作者沃顿通过深度考察大量古近东文献及考古新发现，试图从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中思索当时人们有关宇宙、历史、民生等问题，从而有助于今人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古希伯来文明。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本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The definitive, bestselling book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magined Communities, Benedict Anderson's brilliant book on nationalism, forged a new field of study when it first appeared in 1983. Since then it has sold over a quarter of a million copies and is widely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on the subject. In this greatly anticipated revised edition, Anderson updat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core question: what makes people live, die and kill in the name of nations? He shows how an originary nationalism born in the Americas was adopted by popular movements in Europe, by imperialist powers, and by the anti-imperialist resistances in Asia and Africa, and explores the way communities were created by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st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pitalism and printing, and the birth of vernacular languages-of-state. Anderson revisits these fundamental ideas, showing how their relevance has been tested by the events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日本人の心の奥底、固有の土着的世界観と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か、それは、外部の思想的挑戦に対していかに反応し、そして変質していったのか。従来の狭い文学概念を離れ、小説や詩歌はもとより、思想・宗教・歴史・農民一揆の檄文にいたるまでを“文学”として視野に収め、壮大なスケールのもとに日本人の精神活動のダイナミズムをとらえた、卓抜な日本文化・思想史。いまや、英・仏・独・伊・韓・中・ルーマニアなどの各国語に翻訳され、日本研究のバイブルとなっている世界的名著。上巻は、古事記・万葉の時代から、今昔物語・能・狂言を経て、江戸期の徂徠や俳諧まで。

《汉晋学术编年(套装上下卷)》内容简介：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华夏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我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推进百年学人的积累——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研习经典为核心，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中国思想史（套装共3卷）》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China has one of the longest continuous literary traditions in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s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o the lively world of internet literature, these two volumes tell the story of Chinese writing, both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state and as a medium for culture outside the state. The chapters, organized chronologically, treat not only poetry, drama, and fiction, but also historical writing and other prose forms. Written by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experts in the field, the History frequently challenges current scholarship, from taking recent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into consideration 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modernity not as a sudden rupture with the past but as part of a longer process. The History offers both an integrated narrative, situating literature in its larger cultural context, and an overview of the key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millennia accessible to non-specialist readers as well as scholars and students of Chinese.
Contents
Volume I: Introduction;
1.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hrough Western Han Martin Kern;
2. From the Eastern Han through the Western Jin (AD 25–317) David Knechtges;
3. From the Eastern Jin through the Early Tang (317–649) Xiaofei Tian;
4. The Cultural Tang (650–1020) Stephen Owen;
5. The Northern Song (1020–1126) Ronald Egan;
6. North and South: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Michael Fuller and Shuen-fu Lin;
7.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Jin to the Early Ming: ca. 1230–ca. 1375 Stephen H. West; Bibliography; Glossary;
Index; Volume II: Introduction;
1.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1375–1572) Kang-i Sun Chang;
2.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 (1573–1644) Tina Lu;
3. Early Qing to 1723 Wai-yee Li;
4. The Literati Era and its demise (1723–1840) Shang Wei;
5. Prosimetric and verse narrative Wilt L. Idema;
6.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841 to 1937 David Der-wei Wang, Jing Tsu and Michel Hockx;
7.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37 to the present Michelle Yeh, Jing Tsu and Michel Hockx; Bibliography; Glossary; Index.

我们行走于人生之路，不经意中，都在寻找着什么。到底能不能找到，或找到了却不自知，或是没找到却已满足，只在寸心之间。这本书不过漫谈闲笔，所可以无愧的，是我的确将多年来的困惑与得失，凭借文字，坦诚地交付了。

作者以统计资料为基础，全面分析俄国农业的演变历程，深入探讨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下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可能性和手段，以及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渡等若干问题。本书从学术价值看，粮食市场及其调节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战争和革命时期俄国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又富有其自身的特点；就理论价值而言，本书着眼于从经济角度剖析非常时期国家调节军队和居民粮食供给的手段，涉及市场调节方式、价格形成过程、供求关系等重要经济理论。

"俄罗斯思想"这一命题是俄罗斯19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界关注的中心之一。然而一些标榜为"俄罗斯思想"的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写的这本书是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它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作了阐述。他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听取的意见。

哈布斯堡王朝，曾是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曾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西班牙帝国、奥匈帝国等。家族成员更曾是皇帝、国王、大公、公爵等。这个王朝前后绵延1000多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对千万百人具有极其重要和长远的意义，甚至到现在欧洲和世界仍受其影响。
哈布斯堡史学家彼得·贾德森，讲述了从18 世纪至“一战”，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帝国的种种努力，侧重梳理了将境内不同语言风俗的诸多民族整合为多民族共同体的不懈尝试。
这本书拒绝了碎片化的历史场景描写，而是将整个帝国和人民放在讨论的中心，深入当时的社会思想，从意识层面调查了这个辽阔的帝国中，弥合各地差异，缩短地域距离，为整个帝国带来稳定和意义的制度，这才是帝国之所以成为帝国的根源。
这个帝国用来统治其广阔的领土与众多的人民的创造性手段，以及它存在期间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都给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遗产的中欧国家留下了长久且难以磨灭的烙印。而哈布斯堡王朝带给我们的启示，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我们如何理解哈布斯堡王朝，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

In a panoramic and pioneering reappraisal, Pieter Judson shows why the Habsburg Empire mattered so much, for so long, to millions of Central Europeans. Across divides of language, religion, region, and history, ordinary women and men felt a common attachment to their empire, while bureaucrats, soldiers, politicians, and academics devised inventive solutions to the challenges of governing Europe s second largest state. In the decades before and after its dissolution, some observers belittled the Habsburg Empire as a dysfunctional patchwork of hostile ethnic groups and an anachronistic imperial relic. Judson examines their motives and explains just how wrong these rearguard critics were.
Rejecting fragmented histories of nations in the making, this bold revision surveys the shared institutions that bridged difference and distance to bring stability and meaning to the far-flung empire. By supporting new schools, law courts, and railroads, along with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advances, the Habsburg monarchs sought to anchor their authority in the cultures and economies of Central Europe. A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throughout the empire deepened the legitimacy of Habsburg rule, as citizens learned to use the empire s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to their local advantage. Nationalists developed distinctive ideas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context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 yet all of them claimed the Habsburg state as their empire.
The empire s creative solutions to governing its many lands and peoples as well as the intractable problems it could not solve left an enduring imprint on its successor states in Central Europe. Its lessons remain no less important today."

资本主义是否促成和平或战争的问题已成为数世纪以来哲学论断以及各种争论的主题，然而该问题并没有得到现代研究技术有力的检验。为此，《和平的无形之手》把统计分析、案例研究以及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考察了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国内制度，即私人产权与竞争性市场结构是如何推动过去两个世纪国家间和平的。本书利用大量历史证据阐明了这些观点广泛的适用性及其对重大历史事件新颖的解释能力，如19世纪末英美友好关系的出现，一战的爆发等。这些研究发现表明，与民主国家间和平相比，这种资本主义式和平在历史上似乎更具说服力，而且在后“9•11”世界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应该推动经济自由化而不是民主。
【本书观点】
自由经济体系的国内制度促进了国家间和平，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应该是推动经济自由化而不是推进民主化。
开放的全球市场正在促使中国维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同时避免了以往（一崛起就称霸）的帝国主义行径。

•跨越三个世纪和四大洲的风景之旅、历史和艺术之旅，以自然元素木、水、石分篇，内容丰富而结构恢弘，有光影、有色彩、有气味……生动再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风景体验。
•作者西蒙•沙玛因多部扛鼎之作和纪录片《英国史》《艺术的力量》而蜚声国际。《风景与记忆》曾获W.H.史密斯文学奖，被评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好书之一。
•彩图32面，黑白图片200多幅，包括许多名画和雕塑，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本书探讨了神圣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对文化想象力的影响。有力地说明人们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亚于他们塑造自然的程度。本书不是把风景作为孤立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作为连续的全景，视角跨越欧洲和美洲、东方和西方，融合个人记忆和群体经历，涵盖诗歌、传说、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从多样的风景体验中挖掘出深层文化记忆，重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

满洲（今称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资格老的民族之一。 十六世纪初期，在建州女真基础上，吸纳女真诸部、蒙古、朝鲜、尼堪（汉人）等部分民族，形成了新的满洲民族共同体。《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系满洲本部族组织、文化、心理认同的一部“钦定”法典，彰显了满洲“乃国家根本”，为“首崇满洲”提供了依据。 满洲贵族既坚持本民族的特质，对新成员实行“满洲化”；同时推行“汉文化”化，接续中华文明统绪，实现了本部族的双重构建。文化战略的大调整，是清朝得以维系两个半世纪多统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