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欢声对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尔伯特•赫希曼代表作品，冯克利根据2013年英文版最新翻译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把此书称为赫希曼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尔伯特•赫希曼邀请我们穿过词义变化的迷宫，为反讽而开怀，为危途而担忧，但他不仅与读者对话，他也与古人对话。他一生都在让他的思想先辈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他习惯于回到它的成员那儿寻找安慰、论题和灵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阅读赫希曼的体验，让人觉得是在观察我们当代一位大思想家与古人的对话。……本书既是对古人之间论辩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与打开了通往我们今天道路的古人的论辩。
——杰里米•阿德尔曼（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赫希曼传记作者）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赫希曼通过对17和18世纪欧洲思想生态的田野式调查，就商业社会在兴起时如何获得道德合法性作出了新的阐释，为资本主义发生学提供了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视角。
赫希曼发现，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有关人性这一概念的战争，几百年来，“人被普遍视为一个舞台，上演着理性与欲望之间惨烈而无法预见的战斗，后来则是不同欲望之间的战斗” 。 揭示这场战斗的剧情，回顾有关人性的辩论，就是本书的核心。
赫希曼将这一漫长的战斗描述为一个内生的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从欲望中分解出“利益”，使之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欲望的特殊欲望，以用这种温和、无害的欲望来平抑和驯化其他暴力、有害的欲望。从而，利益成为沟通、平衡欲望和理性的桥梁，使欲望变成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为替“欲望”服务的理性。这种从利益的角度处理欲望的方式，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论的一次制度主义转折，使得商业社会与资本主义获得了正当性。
阅读本书，就像在观察当代一位大思想家与古人的对话。

《韦伯作品集》总序 余英时
序言 苏国勋
说明 康乐
前言
第一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献
第一卷 问题
第一章 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观：研究的课题
第二卷 禁欲新教的职业伦理
第一章 人世禁欲的宗教基础
第二章 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部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附录
译名对照表
索引

这几篇文章，使我清晰地记起了我们这一代现已年近花甲之人所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着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历史上果真有过如此重要的时代吗？
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只是触及了严峻事件的轻松一面，但如果有人因此把我的两个恶梦般的设想看作是业余预言家心血来潮时的臆想，那我会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十分恳切地想借这两个设想发出警告，如果人类文明不能把握住自己，不愿放弃毁灭和征服，恶梦很容易成为现实：科学就是开启毁灭和征服大门的钥匙。
幸运的是，我们的生活中仍有欢乐，我特别想对此表示感激，并借此为本书添上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尾：
人们说世界是位年迈的老人，
但他应该像孩童一样嬉耍。
－－温斯顿·S·丘吉尔，1932年9月于查特韦尔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十二篇代表性论文。编者按课题对它们作了相对的分划，组合为三篇，第一篇立题为“作为起点的胡塞尔现象学”，第二篇立题为海德格尔与世界现象学，第三篇立题为“政治现象学和交互文化现象学”。前两篇呈现作者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阐释以及对两者之间哲学联系的梳理工作，也传达了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主体主义的世界现象学的立场；第三篇则代表了作者在政治现象学方向上的思想尝试。这个安排是经过编者与黑尔德教授的多次讨论之后形成的。

如果一场政变的威胁是短暂的，那么，制定不那么亲多数派政策的承诺也许就不可信。令人信服地改变政策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只有通过制度变革——一场政变，或更为普遍地说，向一个较不民主的政体的转变——才能实现。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及其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史》是麦迪森教授所著的两本关于过去两千年世界宏观经济的定量参考书和权威指导手册。书中不仅回顾了从公元1世纪到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探索了不同区域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两千年以来的世界人口、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变动进行了全面的、详细的定量测算和分析，并给出了大量的具体数据。

本书内容主要来自于天津市档案馆藏的《天津市各会馆团体全宗》《天津市地方法院及检查处全宗》《天津商会全宗》《天津市广仁堂》等文献，其中涉及商民房产交易契约、会馆房产交易契约、商家诉状、民事调判、饬文、呈文、函文、清单等内容。按照档案文献内容，本书分为四大类，类别中设若干子目，子目下划分专题，专题内文件均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书为保持档案原貌，编选文献均为全文照录，重复部分予以省略。

本书是编选、翻译日本学者关于明清时期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的部分研究成果，并作出相应解说评论，是一次掀开历史的经典性尝试，对于那些对于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有较大的帮助。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主要讲述了，传统中国的“押租”与“典卖”等产权交易方式导致地权分化并形成以下结构：普通租佃—永佃—相对田面—公认田面—绝对田面（典），与这些权利关系相匹配的权利所有者构成乡村的“阶级”与“阶级关系”。在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中，以获取粮食与货币为主要内容的“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所具有的财政性质是土地改革的目的所在。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结构及其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尤其是对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实证的剖析和独到的反思，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利用国内外收藏的明清土地契约，对明清时代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地权分化的历史运动，贵族地主经济、庶民地主经济和山区经济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在法学、比较史学的观照下，以民间文书证史，揭示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围绕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进行区域性的专题考察。两方面互为补充，彼此参照连贯，深入阐述了明清时代乃至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为研究中国契约学、明清社会经济史拓展了新途径。

《世界经济千年史》使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详细报告数据处理工作和计算结果以支持作者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当然，这可能只适合那些具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但是我相信他读者会发《世界经济千年史》正文中对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不但有高度的可读性，而且有很大的启发性。譬如，为什么荷兰曾经县有欧洲最高的生产率？为什么在文化上有着深刻纽带关系的中国和日本却在经济发展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又为什么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就了经济强大的美国，而西班牙的北美殖民却造就了范后的墨西哥？

本书搜集了唐以前已经散失了的法律、科令、格式、刑名以及相关史料，并作了综合的考订与论述，在中国古代法律史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具有重要贡献。
本书包括汉律考、魏律考、晋律考、南北朝律考、隋律考，对研究唐以前中国法律的变迁沿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汉至隋9个朝代的法律资料汇编。作者鉴于唐代以前的法典散失无存，从现存史籍中，收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间各种零散的法律资料，逐一考订，按朝代依次分类辑录，编成本书。全书包括《汉律考》、《魏律考》、《晋律考》；南北朝的《梁律考》、《陈律考》、《后魏律考》、《北齐律考》、《后周律考》和《隋律考》9部分，故称《九朝律考》。书的内容以考证为主，考证的基本依据为历代正史，并兼及其他史料。引文按性质编次，分类明细。每类以年代先后为序，检索方便。各个部分大都首先有书序1篇，简要记述各该朝代的法律概况以及辑录要旨和征引根据。在9部分中，以《汉律考》篇幅最大，约占全书的2/5以上，其中除序言外，包括律名考、刑名考、律文考、律令杂考(上、下)、沿革考、春秋决狱考和律家考等8章，共197目。其次为《晋律考》(上、中、下)、《后魏律考》(上、下)和《隋律考》(上、下)。其他部分的征引和分目则较为简略。
本书是从“搜辑丛残”编纂起来的，尽管征引考证和订讹补阙的范围比较广泛，仍不免有一些疏漏和错误。但它汇集资料较全，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线索，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一部有用参考资料。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全五卷)》，本书分为导论卷、边疆民族卷、军事体系卷、司法场域卷、经济发展卷。作者坚持约一则博的研究路径，以“立一论”为旨归，重视全书的核心命题的提炼。本书致力于在跨语际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切磋、辩难，在超越“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的困境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利用自身复合性的学术训练和优势互补进行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在不同学科底层往来穿梭，挖掘其间共同的话语语法构型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是一部独力完成的“新清史”的主干部分。

民主政體、社會主義、個人自由、女權運動、性解放、工業化社會、原子彈、網際網路──西方文明帶來的美德與罪惡，幾乎已經完全滲透全球每個人的生活，而這一切究竟從何開始？且讓二十世紀碩果僅存的史學大師巴森帶你回到過去，細說西方文明如何在五百年中漸漸開花結果，又如何盛極而衰，面臨再生的瓶頸。
巴森認為西方有四場「真正的革命」：宗教改革、君主集權、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大師以此為主軸，詳述這些變革對思想與物質層面所帶來的衝擊，如何交織出今日的世界。五百年的歷史中，有爆炸性的大事件，也有乍看瑣碎卻寓意深遠的瑣事，在巴森流暢的文筆之下，多不勝數的種種事件人物，逐漸融合成一幅西方文明的立體圖像……
五百年時空之旅到了尾聲，巴森敏銳地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除了科學與技術之外，文化發展似乎陷入停滯。文化進入衰退期了嗎？未來還可能復興嗎？這是巴森的深慮，也是在鼠籠中不停奔跑的我們，不容忽視的隱憂。
◎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專文導讀
◎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郝譽翔專文推薦
◎ 榮獲第二十九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 Amazon讀者四顆星強力推薦
◎ 紐約時報書評評為絕世之作
◎ 入選美國國家圖書獎2000年年度非小說好書
◎ 2004年博客來【知性人文類】暢銷書年度百大
◎ 2004誠品好讀回顧．年度之最重量出版
◎ 2004誠品好讀回顧：立緒文化總編輯 鍾惠民 年度最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此书论述历代律法，着重在汉律、唐律及明律。唐律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最为完整的古代律法，也是唐以后各朝律法之所本，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明律为清律所直接承袭，书中对明律的论述目的是比较明确，主要就在于借鉴。和沈家本同时的律学大家薛允升着有唐明律合刻，论说利弊得失，薛氏右唐而左明，沉家本对唐律也很推崇，但态度却较为客观，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对汉律的研究是本书的精华。历代刑法考收有汉律摭遗二十二卷，约占全书的份量的三之发之一。汉律摭遗的特点是对材料的征稽探隐发微，力求穷尽，而考辨则多引汉人说法以解释汉律。汉律久亡，经过沉家本的整理，汉律面目大致可观，其中有些还是研究汉代典章制度及社会性质的珍贵资料。历代刑法考一书及稍后问世的程树德九朝律考，在整理我国法制史资料方面，都应算是具有总结性的研究著作。

本著作主要具有一种批判性(kritischen)的特征。许多人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只是需要正面的、能够直接适用的真理，而并不关心它们获得的方式以及可能存在的对立。如果我们能够只让清晰的、单一的真理对于我们产生绝对的影响，并且能够不受干扰地发展而取得新的知识，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会非常容易和舒适。但许多渣滓却包围并且阻碍着我们，这些渣滓由错误的或者部分正确的概念和观点组成，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开辟道路。命运使得我们担负起许多不必要的负累，我们要为此和命运抗争吗?我们必须要顺从它，将之作为我们精神存在的必要条件，但这里却并不缺少丰富的果实这些果实是作为我们劳动的报酬而从这种必要性中产生出来的。在此之中，我们的精神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培养，我们通过与错之间的斗争而获得的每个真理，就会在更高的意义上成为我们的财富，并且较之以下情形，即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被动地和轻易地获得这些真理，在前一种情形中，这些真理会被证实更为富有成果。
本著作的上述批判性特征主要在以下具体应用中表现出来。首先，它几乎完全体现于以下情形，即所进行的研究并不罕见地仅仅得出单纯否定的结果；此情形可能在于，罗马法制度被证明已经消亡，因此我们的法状态对此非常陌生，或者在我们的法体系中，现代的法学家描述了由于错误理解而被引入的毫无根据的概念和学说观点。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