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了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的史实，而且阐述了人们如何摆脱了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历史：摆脱了封建依附制的社会，摆脱了政治庇护制，以及摆脱了把人分成贵族与“群氓”的世界观。他展示了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们的理论如何变成了现实，也展示了这些现实有时又如何使他们自己感到困惑不解和大失所望的史实。此书构思宏大，论证缜密，凝聚作者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精粹，称得上是研究1776年美国革命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一部扛鼎之作。

本书由“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两部分构成，系统探讨了传统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在其扩张过程中碰到的社会整合危机，讨论了现代社会结构以及现代价值在20世纪的自我改进和存在的问题。
作为当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本书讨论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和原因，以及传统社会转型的各种理论问题。议题虽宏大，但作者叙述深入浅出，有助于普通读者清晰地把握“什么是现代性？”“现代社会演化的逻辑是什么？”以及现代社会在今天遇到的问题。

《中国文学史》是林庚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时撰写的，1941年，前三编《启蒙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油印出版。1946年，第四编《黑夜时代》撰成，1947年5月全书出版，朱自清先生为之作序。作者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因而能以诗人的眼光来考察、研究中国文学史，以诗一般的语言写就此书，使之成为二十世纪最有个性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之一。

本书是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为美国数百所高校采用作为教材。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C·沃伦·霍利斯特清晰的历史观和动人的教学法，现经朱迪斯·本内特精到的修订而成第十版，覆盖了更多关于拜占庭和伊斯兰的内容，包含了经全面修订的系列地图、一组新的关于中世纪传说的短文等更多内容。在第八版的序言中，霍利斯特教授述及他在大学时意识到当今世界“是中世纪的产物”。《欧洲中世纪史》一书向今天的学生全面介绍了我们当前社会的中世纪根源。

· 《马基雅维里时刻》绕开后人归纳出的理论概念，返回历史语境的细节之中，揭示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脱胎出来这一复杂过程，表明“在现代早期，除了自由主义的历史之外，还贯穿着共和主义的历史，前者的主题是法律和权利，而后者则依据德行来思考人格”。
·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J.G.A.波考克最有名的巨著，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响。
· 著名翻译家、政治思想研究专家冯克利教授翻译。
《马基雅维里时刻》对于马基雅维里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思想家的国家观念在现代的延续性，进行了历史的、社会的经典研究。波考克提出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重点在于共和国面对其自身在时间中的不稳定性的时刻——“马基雅维里时刻”，并转而论述共和思想在清教徒英国和独立革命时期美国复兴，认为美国革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次伟大行动。

本书旨在通过对秦始皇陵的建造周期、文物遗存分布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封土建筑、三出阙、外藏系统等秦始皇陵寝制度方面重大问题的研究，纠正长久以来对于秦始皇的错误认识，较全面地展示秦帝国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生活以及陵寝对于帝国政治理念与体系的再现。

* 古典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古代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完整记录与分析。
* 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学者徐松岩教授全新翻译详注本
* 新增注释1500余条，校订正文近2000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巨著，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倾注毕生心力写就巨著。全书按编年体记事，共8卷。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并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身也是第一次被科学地、历史学地记录下来的史实。修昔底德的记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中延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修昔底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此外，修昔底德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为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学者徐松岩教授所译新版。他为翻译本书倾力十二载，钻研了近三十年来有关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大量研究成果。此次新版，增加注释1500余条，校对正文近2000处，成为汇聚英语世界研究精华的上佳译本。
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最为优秀者，而且他已被传统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
——狄奥尼修斯
修昔底德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托马斯•霍布斯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大卫•休谟

城市规划是殖民地经营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殖民者的统治意图和利益考量，也从侧面反映了被占领地区当时的风土。本书对于了解1945年以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实态和长春的城市发展史，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另外书中以东京的城市规划设计、实施情况也做了详实阐释，从中可以了解到近代日本城市规划史、城市发展史的大致脉络和其当下部分都市问题的由来。

本书以考古发掘资料、古代器物和古文献资料为基础，综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民族学和天文学研究，系统探讨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文考古学问题，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天文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阐释了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天文学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开辟了新途径，对古代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星占学》正是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整个星占学体系这一基本情况，对古代星占学系统作整体性的介绍。由于干支系统在古代被视为根本的符号体系，它自身或其组成的系列，既体现了阴阳，也体现了五行。在星占系统中干支系统是很活跃的，因此以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它，并主要着重于干支五行系统。在第二章中，有必要对全部经典的星占学内容作一个稍微全面的介绍。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籍都还没有这样做过。其实《中国古代星占学》也是将它看作中国古代星占学的背景而写的，所以突出了北斗星占一章。北斗星在星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干支五行的关系更为密切。另外，二十八宿系统和三垣系统则注意于相对完整，而不注重它们自身更多的令人不得要领的细节。对于日月五星的介绍也只限于它们自身，而忽略它们运行到某个背景星宿或与其他某种星体相遇时的占测。这些占测于占验可能重要，但由于其占辞散漫无章，更难以掌握其要领。由于阴阳五行在日月和五大行星占测中尤为特殊，故而不能不花一些笔墨。在最后的第五章里，主要是对后世形式化了的星占体系，力求作完整形态的介绍。这一章包含风角、太乙、遁甲、六壬等式占节。对于这种高级形态的星占学体系，稍微作详细一点的说明。但限于篇幅，没有也不必考察其占测的细节。

《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内容简介：《鸟瞰科学》是一套科学修养丛书。其目的不是介绍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有助于提高读者的科学素养，促进具有理、工、农、医教育背景的读者克服工匠倾向，帮助具有文、史、哲、经、法、管教育背景的读者加深对科学的认识。

陈国符先生和《道藏源流考》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

本书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要著作之一。
本书阐明了文明的涵义，认为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并指出日本必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急起直追。
本书体现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和现实精神，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日本资本主义初期的政治思想状况。

大型文献丛书《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共32册），收录了分散在日本冲绳县（原琉球王国）图书馆、那霸市博物馆、琉球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文库、内阁文库、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等地的几乎所有存世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资料，其中涉及与中国交往的时间段起于公园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止于1875年左右（清光绪二年），时间跨度有1200多年，总字数逾千万作者约70多人，都是琉球国上层人士。本丛书是啥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的又一种“从周边看中国”大型文献集成图书。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毕生从事著作和教育活动，对西方启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福泽谕吉自传》是作者根据他自己口述的速记稿加工整理出来的，反映了福泽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情况。

在本书中，作者反对联邦党人的思想和原则进行的精彩的介绍。尽管没有一种一致的反联邦党人思想，作者还是力图找出反联邦党人思想的根本之处，并揭示出反联邦党人的三个核心考虑。具体来说，它们分别是：人民对政府的自愿依赖，因此带来的人民对法律的自愿遵守；政府对人民的责任；以及何种类型的公民会坚持共和同政府。反联邦党人面临这样的困境：既要支持强大的美利坚共和国，又要维护较小的进行自我治理的共同体。在本书中，反联邦党人立场的矛盾之处第一次被系统地加以讨论，作者 全面阐述使我们得以重新理解反联邦党人在美国建国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对美国政治生活和主题和紧张所具有的持续影响。

《联邦党人文集(共4册)(英汉对照)》主要内容：宪法既是政府的一种积极的工具，使统治者能够管理被统治者，又是对政府的一种约束力量，使被统治者能够制约统治者。美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被美国学者看做国家之心脏。 作为一部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宪政名著，《联邦党人文集》在西方立宪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这部极为出色的论战性巨著对宪政理论作了详尽的阐释，从学理上、经验上和历史上极具权威地对美国宪法的总体设计和每一项重要条款都作了审慎的探究和精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美国宪法“实质上的优点”。这部文集对政治文明的突出贡献是灵活地运用当时“新兴的政治科学”原理全面说明了美国宪法的诸项原则，并使这种先进的宪政理论转化为美国民众的公共知识和公共观点。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顾诚先生的第一部专著。顾诚从1977年开始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事，1982年冬写成《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出版发行，广受学界和读书界推崇，初版已脱销多年。《明末农民战争史》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仅方志就参阅了近千部），作者屡有不刊之论推出，尤其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流寇主义”、“起义军封建化”，以及“李自成败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均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另对李岩其人的证伪，对“荥阳大会”的解构等，均不独谨严，亦颇具趣味。
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明末农民战争史》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规模增补。《明末农民战争史》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经家人同意，还精选了数幅照片置于卷首，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