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苏格兰人报》年度好书
· 破解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讲述五百年来阿拉伯人的希望与失望
·《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中东史研究专家 哈全安教授等极力推荐
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是一个关于殖民、战争和抵抗的血腥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多样、动人的故事。在这部开创性的雅俗共赏的著作中，屡获殊荣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广泛利用五个世纪的阿拉伯资料，将阿拉伯人的经历放在其关键的历史背景之中，从阿拉伯人自己的视角加以客观呈现。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涵盖了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整个阿拉伯世界，探索了近现代阿拉伯历史的方方面面。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开始，到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竞争，再到现在的美国霸权时代，罗根生动描绘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身份的演变过程和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充满权威睿智的学术洞见。
在世界不少地方，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性格常被严重误解。对于任何想要清晰、高效、可靠了解近现代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本书是必不可少的最佳选择。

本书收集作者发表的相关论文26篇。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分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中国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等。

一本重新定義東亞各國勢力角逐的新史書！
為何韓半島成為大陸與海洋勢力短兵相接的地緣政治要衝？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始點在韓半島上？
幾百年來，各國勢力消長，然而海洋、大陸的勢力交鋒仍影響世界局勢，
身處在東亞，該如何鑑往知來，在國際舞台占據一席地位？
韓半島，北與中國、俄羅斯相連，南隔一道海峽與日本相望。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讓許多韓國人認為韓半島因位處地理要衝，才屢屢遭外部強權侵略。如此看待歷史，雖然情有可原，卻欠缺宏觀角度理解幾百年來風起雲湧的列強競逐。
十六世紀前，韓半島政權一直跟中國皇朝保持緊密的關係，從史前的箕子朝鮮起，接著到朝鮮三國等後續政權，都跟中國的「大陸勢力」密不可分，半島上的人們，因此重視大陸遠過於海洋。事實上，對日本來說也是如此。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渡海攻打韓半島，還想一舉攻入中國，長達六年的「壬辰倭亂」揭開了海洋勢力的抬頭。「海洋」與「大陸」，終於在韓半島交會，一觸即發的衝突持續威脅著住在半島土地上的人們。
十七世紀以來，西方遠洋貿易的船隻遍布東亞，台灣、中國、日本，無一不進入世界交流體系裡，特別是日本，雖然江戶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但特地開放荷蘭駐在港口長崎。透過荷蘭這扇窗，日本逐漸形成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蘭學」，隨著日本開國、大政奉還、明治維新等過程，日本蛻變成近代強權，甚至重燃占領中國、建立「東亞共榮圈」的野心。於此同時，突破重重障礙終於抵達太平洋沿岸的俄羅斯帝國，也想跟日本一較高低。而傳統上代表「大陸」的中國則苦苦追趕，試圖跟各方強權競爭。
韓半島的人民與政權，卻還沒體會到這個現實，幾乎阻斷與西方各國的來往，只能仰賴浪跡東亞海域的漂流民看到截然不同的海洋世界。海洋勢力正展現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從巴達維亞、新加坡、澳門、香港乃至臺灣，這些港口城市都欣欣向榮，而韓半島卻在列強巨大的陰影下，逐漸失去主控權。面對自信滿滿的「海洋帝國」及與之抵抗的「大陸帝國」，韓半島只能在這當中受人擺佈，最終被迫併入日本。
二戰結束後，韓半島仍無法脫離海洋與大陸的競爭，代表新興海洋勢力的美國與再起的大陸勢力蘇聯，相互攻防，導致一九五〇年的韓戰及南北韓的分裂。面對歷史，韓半島人民抱持悲觀的心態，認為夾在海陸之間的這個半島，生來是衝突的交會點。而面對這種史觀，作者透過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歷史，重新爬梳韓半島與各國強權互動的過程，警醒我們應該利用海洋與大陸要衝的地理優勢，摸索出自立與繁榮的生存策略。

黄遵宪，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本书搜集黄遵宪著作力求完备。全书共收录集主著作150万字，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和专著六编。分别收录：诗1135首、词11首、曲赋2首、联语19对；文录55篇；函电226通；公牍64件；笔谈5种；专著为《日本国志》。书前有图16张；书后附录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5种。

剧中将会描述当时究竟发生了甚么引致这事故，而且当年勇敢的众人是如何牺牲自己拯救处于灾难中的欧洲

《姚鼐与乾嘉学派》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改编的，全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姚鼐与戴震的初晤及其拜师见拒时间考、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乾隆帝学术宗尚的潜移、桐城文统的构建等方面的内容。

李格尔在其不长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艺术科学的理论探索，卓有的建树，被当代西方艺术史学泰斗贡布里希誉为“我们学科中最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李格尔改变了19世纪的艺术史写作方式，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为艺术中史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被公认为是现代艺术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以他的三本名著《风格问题》、《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和《荷兰团体肖像画》为线索，评述其主要学术思想以及与西方学术传统的联系，概括了他的理论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艺术史的建立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并对他的著名的“艺术意志”的概念作了初步的批判。

《百济的宗教与社会》由分析百济国的政治生活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文化史、社会史的多篇研究论文构成，内容涵盖祭祀、道教、巫术、生死观念等诸多方面。张寅成综合运用了汉唐时期汉文史料和韩国全罗、忠清等地的本土考古资料，利用遗物和遗迹等物质资料来研究百济人的祈愿、人生观、世界观等精神世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值得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东亚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借鉴和参考。

关于马克•布洛赫（1886-1944）的第一部传记。布洛赫是一名历史学家，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士，抵抗运动的领袖，被逮捕后遭到严刑拷打，最终英勇就义。本书以大量私人书信、日记和资料为基础，参考众多尚未公开的档案，呈现了这位爱国者在第三共和国下的光辉一生。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最为人熟知的或许是《历史学家的技艺》——对自己的人生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考——以及《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的联合创办人。他生活的时代阴云遍布，两次世界大战、反犹主义和集权主义使他深受影响。他勇于直面这些事件，最终成为某种智力型的英雄，他的一生则是竭力捍卫自由批判探索精神的缩影。

本书稿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和评述西方历史语言学研究音变的历史和理论方法，其中对经典的历史比较法运作过程作了详细的阐述，籍此来指出比较法的得失。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心。作者根据汉语方言演变的特点提出一中心多层次的汉语方言演变观，并提出与此演变相配的历史层次分析法，最后分三个过程来全面阐述历史层次分析的方法。第三部分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来研究分析吴闽赣徽方言语音层次。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选取1902—1904年《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学文学教育为研究对象，以语文教材为基本凭借，根据中学文学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其分为清末民初（1902—1918）、新学制前后（1919—1927）、新标准时期（1928—1936）、全面抗战和内战时期（1937—1949）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并分别从课程（课程目的、功能和教材中的文学作品的比重、文体、语体、主题、组织）和教学（内容、过程与方法）两大层面梳理其发展过程，全面呈现每个时期文学教育的基本状况，比较其异同，揭示影响其变化的内外因素，总结其基本特征。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详尽地介绍了西方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对于近代欧洲语言科学的发展、方法和成果做了综合的叙述介绍了欧洲古典时代、中世纪以及16，17，18世纪的语言学的演进，叙述了印欧语系各个语支以及世界各个语系的研究情形，并从碑铭与考古的发现情况对文字史进行了探讨，最后还讨论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及其演进过程。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受到学界的赞许，文笔流畅生动，被中国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誉为“最好的一本介绍历史比较方法的书”。

威廉·汤姆逊（Ludvig Peter Vilhelm Thomsen.1842—1927）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堪称西方第一部语言学通史，它连贯而系统地评述了十九世纪末以前的欧洲学者研究语言学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并且对欧洲早期的那些语言学家和他们的著作作了学术评述。书后附录了俄译者拉?绍尔的文章“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的语言学说史梗概”，对中世纪以后各种语言学说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作了充分的评介。该书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语言学史著作。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美国革命是对英王暴政的反抗。而在这部发覆之作中，埃里克·纳尔逊却指出，“美国国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事实上将自己视为英国议会而非王权的反叛者，驱动他们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英国议会僭用了国王独有的专权。在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时，正是上述这些“王权派”投身于论战中，主张将极大的专权赋予行政首脑。而他们所取得的战果是，美国宪法赋予其总统的权力要比此前一百年间任何一个英国国王所能行使的权力还要大。

What explains the rapid growth of state pow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hile most scholars have pointed to the impact of military or capitalist revolutions, Philip S. Gorski argues instead for the importance of a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unleashed by the Reformation. By refining and diffusing a variety of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communal surveillance, control through incarceration, and bureaucratic office-holding, Calvin and his followers created an infrastructure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trol that served as a model for the rest of Europe—and the world.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
Introduction
1. Body and Soul: Calvinism, Discipline, and State Pow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from below in the Low Countries
3.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from above in Brandenburg-Prussia
4. Social Disciplin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clusion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Beginning in Inner Asia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Turks have migrated and expanded to form today's Turkish Republic, five post-Soviet republics, other societies across Eurasia, and a global diaspora.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single, accessible volume, this book traces the Turkic peoples' trajectory from steppe, to empire, to nation-state. Cultural,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unite in these pages to illuminate the projection of Turkic identity across space and time and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marked successively by the Turks' entry into Islam and into modernity.

Acclaimed historian Margaret MacMillan explores here the many ways in which history affects us all. She shows how a deeper engagement with history, both as individuals and in the sphere of public debate, can help us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better. But she also warns that history can be misused and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History is used to justify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alike. Dictators may suppress history because it undermines their ideas, agendas, or claims to absolute authority. Nationalists may tell false, one-sided, or misleading stories about the past. Political leaders might mobilize their people by telling li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nd avoid these and other common traps in thinking to which many fall prey. This brilliantly reasoned work, alive with incident and figures both great and infamous, will compel us to examine history anew—and skillfully illuminates why it is important to treat the past with care.

Interest in th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of India under British rule has grown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played an ever-increasing part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South Asian history. Spann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East India Company rule through to Independence, David Arnold's wide-ranging and analytical surve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the rol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ngagement in India and in the formation of Indian responses to western intervention. One of the first works to analyse the colonial era as a wh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the book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n and western science, the na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under the Company, the creation of state-scientific services, 'imperial science' and the rise of an Indian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medical research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ist science.

本书通过横向比较蒙古帝国在东、西亚所留存下的史料记载，尝试对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三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视野。本书按主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共六章，聚焦于讨论蒙古政治制度中的欧亚传统因素，及其在不同汗国中所发生的地方化进程。下编则试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横向考察蒙古统治下亚洲东西部分之间的人员、物质、知识的接触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