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6日，追踪世越号航线，对至今尚未查明的沉没原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记录。对于事故发生时间的陈述，各自不同的记录以及消失的航迹，以乘客的采访和目击者的证词及专家咨询等为基础，重新组织了那天大海上发生的事情。
耗资9亿韩元，经过科学验证及坚实的CG还原，再现沉 船过程。航线再构成花费六个月，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缜密调查，从物理学博士的咨询开始，首次公开世越号幸存者的另一种证词和资料等客观证据。
并非单纯的“提出质疑”，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完全不同的新的世越号纪录片诞生。由执导《백년전쟁 1부》（《百年战争第1部》）、《프레이저 보고서 1부-누가 한국 경제를 성장시켰는가》（《Fraser Report第一部-谁让韩国经济增长了》）通过犀利的目光和执着的采访被称为“疯狂的金导演”的金智永担任导演。

本书是对印度著名君王和梵语戏剧作家戒日王（590-647）的系统研究。玄奘西游，适逢其盛世；王玄策、蒋师仁访印，遭遇他崩殂。公元七世纪，印度的戒日王、大唐高僧玄奘、中国的唐太宗这三位在中印交流史乃至印度和中国各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神奇而确凿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戒日王在中印两国的历史、文学等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书运用梵汉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生平、家族、都城、战争、帝国疆域、宗教信仰、中印交往、文学创作等方面深入考察这位与中国密切相关又富于传奇色彩的印度君王，并尝试通过解读戒日王梵剧和波那《戒日王传》等文学作品，从跨学科的视野和文史互证的角度印证和补充戒日王史料，为中印文学、文化、历史的对比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戒日王在位四十余年，建立强大的戒日帝国，奉行自由的宗教政策，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作者认为，王权是贯穿戒日王一生的主线。生辰即笼罩王权的光辉；二重即位是获取王权的契机；战争和邦交是拓展王权的举动；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将政治军事的控制力延伸到精神领域，最大程度地巩固了王权。戒日帝国的兴盛从各个角度诠释着戒日王的王权信仰，而这个相对稳定的短命王朝没有千秋万代而是一世而终，亦是源自王权的滥用与失衡。

中世纪时，居住在西欧的人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同世界里。然而，在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新诞生的地理实体“欧洲”。
1517年，马丁·路德向罗马天主教会宣战，教义冲突取代了共同信仰。人们发现了新世界，也重新发现了欧洲。
1648年之后，统一基督教世界的理念瓦解，欧洲成了一张可以显示裂痕的地图，一种划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碎片的方式。在失序与重建中，近代欧洲渐渐成形。

《历史语言学》在写作过程中与叶蜚声、王福堂、王洪君三位同志多有讨论，他们都贡献了不少很好的意见；林焘先生为《历史语言学》绘制了北京话区域分布图，蒋绍愚同志为语言年代学的百词表作了古今汉语的异同对比，这些都使《历史语言学》增色不少。《历史语言学》初稿于1985年初写成后，蒙华中理工大学严学宭先生详为评阅，赐教多处，使作者得益匪浅；他还指导当时的研究生张振江同志对初稿进行逐节的推敲，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本书试图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书中的基本假设是，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根基。要想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就非得阐明民族主义不可。
本书所用的“民族主义”是总称，它包括民族认同（或民族性nationality）与民族意识，以及基于这二者的集合体——民族——相关的现象；它偶尔也用来指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所依托的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除非特别说明，它与民族爱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仇外变种无涉，虽然人们经常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本书要探讨的具体问题是：民族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它为何以及是如何转型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制度性的习惯与文化模式，并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主要关注5个率先如此的社会：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

此书是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两面性的集中体现，书中的内容也是贯穿巴特菲尔德史学生涯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历史进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片迷宫，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和行动都卷入其中，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换言之，历史转变的发生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关于史家技艺和道德判断，巴特菲尔德一方面赞扬了自吉本以来的“为过去而研究过去” 的研究态度，并揭示了历史概说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批判了历史学家急于对历史人物定罪的心态。

本書闡述的是有關中國近代的建築學誕生的歷史，是追溯清末民初中國對“建築”認識從古代向近代轉換軌跡的歷史。全書共分5個章節，具體內容包括中國古代“建築”的概念、近代中國“建築學”學科的誕生——清末建築學的導入、民國初期的建築學的發展之二——美術建築的提倡等。該書可供各大專院校作為教材使用，也可供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作為參考用書使用。

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本世纪初以来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很多资料没有在中国公开过，因此颇显珍贵。全书共有9章。首先追溯了百年前欧洲国家对东方文化的研究，追溯了日本是如何深受刺激，重新反思东方文化的，并开始掀起东方学研究热的历史背景；继而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日本的建筑研究者伊东忠太等以法隆寺为起点，到中国寻找日本建筑的根源，从而开始了对中国城市与建筑进行研究的史实。在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研究的百年中，既有日本研究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有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喜爱，既有日本侵华战争的血雨腥风，也有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再研究。最后，总结了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进行考察的目的、方法、内容和成果。该书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地剖析和展示了百年来邻国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关注和研究，显示了中国城市与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
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附有许多国内从未公开过的历史档案，可供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城市建筑研究人员查阅和收藏。

城市发展及都市化的问题已成为学界热点，地上地下“文献”涌现，中西文化比较蔚然成风。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研究有悠久的传统，除《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名著外，更有大量的地方志乃至“坊巷志”流传至今。但却没有留下一部综合性的城市史著作，而且所论多偏重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活方面。如今，中国的城市研究者又多以欧洲城市为范本，甚至以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工业革命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发展史，未免隔靴掻痒。
相比之下，本书有两大独到之处。其一：用宏观的角度，从经济层面上来探讨中国城市的曲折发展与特殊问题。其二：充分体认中国这个具有广博文化和独特文明的国家的高度复杂性，以此出发来研究它的城市发展史。

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

我们的祖先曾作为勇猛无畏的猎人实现了物种的延续？这一由“人类中心主义者”编造的童话故事是时候被揭穿了。早期人类对于其他众多物种来说不是“猎人”，而是随时可以被捕食的“猎物”。正是社会群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才使我们远离了食物链的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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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将我们的祖先简单归类为‘狩猎者或腐食者’，无疑是不恰当的。《被狩猎的人类》一书正是对此做出了必要的修正，并帮助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行为的问题上，向着更为现实和细致的方向前进。”
——伯纳德·伍德（Bernard Wood），乔治·华盛顿大学
[作者简介] 唐娜•哈特（Donna Hart），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副教授，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资深专家，作品包括The Complex Nature of Human Variation等。

《文明中的城市》是英国著名城市史专家彼得·霍尔的经典之作，全书由“作为文化熔炉的城市”“创意环境之城”“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以及“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五篇三十章构成，作者从古到今，旁征博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了“文化、创新和城市秩序”三个核心问题，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遇到的诸多问题具有指导、警示和借鉴意义。

犍陀罗文明史
孙英刚 何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2
ISBN：9787108061621 定价：868.00元
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很高的著名度，国外有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在国内，对犍陀罗佛教艺术做深入研究和全面介绍才刚刚起步。之前国内学界一直将犍陀 罗视为域外，但实际上，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犍陀罗文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轨迹。 本书是第一本有关犍陀罗历史、艺术的综合性中文图书，通过文字和图像的结合，勾勒出这个曾经在中外贸易、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明的轮廓和发展脉络。
此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1)希腊巴克特里亚时代的历史及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文明的十字路口，巴克特里亚（大夏）和犍陀罗见证了印度文明、伊朗文明，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希腊文明在中亚和西北印度的发展和融合。其中米南德一世既在西方古典文献，也在汉文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记载，对理解中国文明的开放性有重要价值；
(2）贵霜帝国的历史和艺术。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文明体，对西方文化艺术传入中国起到了中介作用。利用文献、考古证据梳理贵霜从丘就却到最后消亡的历史，对我们理解丝绸之路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迦腻色迦，在中国中古史上留下了很多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方面的事情；
（3）犍陀罗艺术及其历史背景。探讨犍陀罗文明的重要核心问题，梳理犍陀罗文明中的各种元素，讨论犍陀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examines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n empire into a modern state through the lens of Sino-Korean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corporating Korea in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pir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nchu regime used its relations with Chosŏn Korea to establish, legitimize, and consolidate its identity as the civilized center of the world, as a cosmopolitan empire, and as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For the Manchu regime and for the Chosŏn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was one of mutual dependence, central to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Yuanchong Wang illuminates how this relationship served as the very model fo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Ultimately, this precipitated contests,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among empires and states in East Asia, Inner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 in particula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international law reached the Chinese world. By adopting a long-term and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on high politics at the empire’s core and periphery, Wang revi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of China. His work reveals new insights on the clashe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ystem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ereign states in East Asia. Most significantly,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breaks free of t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y-oriented paradigm,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through which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Korean impact on the Qing Dynasty.

在这本有关城市形态的著作中，作者里克沃特断言，一个城镇的理念必须足够坚实，才能在不可避免的纷乱更迭的城市体验中存活下来。当现在的城市变得只关注建筑单体、只关注城市的物质要素和市场运作的时候，人们不该忘记，城市形态的可识别性和质感、开放性的公共空间、醒目的公共建筑仍然可以丰富我们的城市。此书已经再版多次，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被许多国家列为建筑学课程的教材。

本书收录了作者发表过的10多篇学术论文，探讨了唐宋以来封建王朝对中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施设羁縻府州、土官土司等行政建置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对边疆民族史地文献及部分少数民族的来源与迁徙过程也作了考察，从一个侧面为作者提出的历史政治地理“圈层结构”理论提供了部分实证。

For many years now China's economy has seemed unstoppable. A slow appreciation of the renminbi in 2007 brought wave upon wave of liquidity into China and allowed its companies and banks to raise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dollars via stock market listings. State banks that had started the new century as bankrupt relics of a communist past became the darling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Even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and the ensu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eemed to have little impact on China as the government quickly responded with a huge stimulus package. But the Lehman collapse was a dramatic wake up call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is model of bank and capital market reform had been studiously emula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had brought great benefits to China. But now, although they believed it to be bankrup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bereft of new ideas.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government returned to what it knows best, massive state intervention via the banking system. Ten years of banking and capital market reforms were dead.
In Red Capitalism, Carl Walter and Fraser Howie detail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ormed and modeled its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30 years since it began its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the west. Instead of a stable series of policies producing steady growth,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has boomed and gone bust with regularity in each decade. The latest decade is little different. Chinese banks have become objects of political struggle while they totter under balance sheets bloated by the excessive state-directed lending and bond issuance of 2009.
Looking forwar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created a banking system the stability of which can be maintained only behind the walls of a non-convertible currency, a myriad of off-balance sheet arrangements with non-public state entities and the strong support of its best borrowers--the politically potent National Champions--who are the greatest beneficiaries of the financial status quo.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is not a model for the west and, indeed, is not a sustainable arrangement for China itself as it seeks increasingly to assert its influence internationally. This is not a story of impending collapse, but of frustrated reforms that suggests that any full opening and meaningful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not, indeed cannot be, on the government's agenda anytime s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