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囊括考古发掘报告、文物修复保护报告和研究论文14篇，详尽记录了唐李倕墓遗迹和遗物的发掘、现场石膏打包提取、检测、清理、修复和复原过程。不同于传统现场器物单个提取的发掘方法，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对复杂脆弱质文物采用石膏包进行封护提取，在文物修复保护实验室开展“室内微型发掘”。经过X射线拍摄、逐层清理、分体保护、整体复原等一系列复杂工艺，中德专家成功修复和复原李倕冠饰和佩饰，堪称中国古代复杂脆弱质文物修复保护的经典案例。

《李思纯文集(套装共4卷)》主要讲述了：李思纯为川籍学者，然因其早年留学法德等国，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密等著名学者和其他非著名学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实非地方性学者。但是，由于李思纯在1950年以后受到政治冲击，其名隐而不彰，鲜为人知。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出身于昆明一官宦人家，祖父李春荣官至清曲靖府叙州知州。父李毓华清宣统年间任云南宁耳县知县。1990年，李春荣携全家人川，居成都骡马市。三年后李思纯降生于此。在此家庭环境下，李氏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民元以后始就新学，并拜著名诗人、书法家赵熙（尧生）先生为师。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文。

《论语研究史》主要内容简介：吾友戴君，名维，南方之大学者，长年隐居著书，人多不识。余初亦不识，后受聘于湖南大学，寓居碧虚之山，戴君与挚友梓根忽来造访，并赠所著之《春秋学史》与《诗经研究史》。余翻阅若干篇页，不禁肃然起敬。先生复然独立，学识超迈，时贤少见其比。“文革”劫余，左风尚炽，斯文坠地，扶起无人。其时戴君甫高中毕业，自购经传，细心研读，长年不辍。曰积月累，学问遂成。戴君僻居乡野，淡泊名利，甚少与学界人士交往，亦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所著书印数偏少，传播不广，故学界少有知其人者。

《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远承江侠庵《先秦经籍考》（1929年版），共收扶桑经学名文十七篇。其中既有扶桑耆旧之作，亦有70后中国中古经学方家的研究，其视角和方法皆有可借鉴之处。是继《先秦经籍考》之后，日本优秀的“经部”著作再一次系统译介入我国的优秀译著。

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具体有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等五个方面.

“地图可以改变世界”，这是本书的前提。地图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呢？它传达了关于新大陆、商旅路线、殖民地的信息，世界便被扩张了：地域的扩张、商路的扩张、殖民地的扩张。作为再现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可以强化、影响或改变当时的一些观念：公元前600年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展现美索不达米亚人一巴比伦为中心的观念，16世纪《基督教骑士世界地图》被荷兰人当做对抗西班牙的宣传资料。地图还改变了区域环境：19世纪晚期，伦敦穷人的生活因查尔斯•布思绘制的穷人分布图及相应调查而有所好转；1885年约翰•斯诺通通过绘制霍乱爆发的地图追溯到一个水泵污染源，并断定这种病是在水里滋生的，从而根除了该病。本书收入了从一万两千多年前画在岩壁上的地图，直到2005年的《人口地图》和《蓝色星球图》，共一百幅。这一百幅地图的故事，不仅告诉我们“地图可以改变世界”，而且还看到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变化。

《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运用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考察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过程的，关于“西方近代知识与社会交融史”的一部导引，横跨了从一四五○年古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到一七五○年代狄德罗陆续出版《百科全书》为止的三个世纪的漫长历史。
本书开篇评述了自曼海姆到福柯以来的各类知识社会学（理论），进而讨论作为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及其所在的或鼓励或阻碍知识创新的机构（尤以大学和学院最为突出）。之后，伯克又系统考察了知识的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将视野集中于城市、学院、政府和市场在信息收集、分类、传播、有时掩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则讨论了读者、听者、观察者或消费者眼中的知识，包括在17世纪受到激烈讨论的知识准确性问题。
而本书最大的原创在于它探讨的多重条件下的知识。它主要关注的是印刷出版的知识，尤其是学术性知识。但本书将印刷术发明之后，爆炸性增长的知识历史，以及欧洲以外世界的地理大发现看作各种知识之间交流、协商的过程。这些知识包括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知识、理论知识与实用知识、高端文雅知识和低等世俗知识，以及欧洲及其以外的知识。
尽管本书所涉内容主要为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知识，但同样会受到科学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青睐，且会使那些处在另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感兴趣。

古代社会生活史手册丛书全面介绍了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古代埃及、古代玛雅、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欧洲文艺复兴、日本中世和近世时期的社会历史生活。
《中世和近世日本社会生活》一书通过文字和图片的方式详细介绍了中世和近世日本文明的发生发展，详细勾勒了中世和近世日本时期的历史概况，全景式地再现了中世和近世日本时期的社会历史生活。
作为古文明历史读本，该手册汇集了当代中世和近世日本文明的研究成果，描摹了中世和近世日本社会历史场景，也为中世和近世日本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