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考察了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原有的军事体制之外，接纳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的制度，是对北宋强干弱枝政策的一项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由于宋廷充份利用江南丰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国防的后盾，推动防御策略，确立了背海立国的形势，才能与金、蒙相抗衡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这些经由宋廷组织、团结、承认而实质存在的各种民间自卫武力或地方军，不仅与南宋时代的正规军同时并存，更是支撑南宋政局，与赵宋政权相始终的武装力量。同时，地方武力自主性强，若任其膨胀、发展，也可能是朝廷的一项威胁，如何有效掌握，使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供我驱策的工具，而不是尾大不掉，甚至叛乱、夺权之资，自然是对地方武力倚赖更殷的南宋朝廷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于南宋历史研究，尤其对军事史研究有素，积累深厚，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集成，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所谓中古时的“胡族”或“胡人”，自秦汉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指称：先秦至秦汉，狭义的“胡人”一般专指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族，隋唐时则一般专指西域胡人(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古代民族)；广义的“胡人”则还包括属“东胡”的乌桓、鲜卑等族，以及继匈奴之后的漠北柔然、铁勒、突厥、回鶻，属“西戎”的氐、羌诸族；可以说，广义的中古时的“胡人”基本上是泛指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本书所探索的相关中国中古时的“胡族”即是上述广义的胡族。
本书第一章辑北朝时有关胡人墓志考释的论文五篇：《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与北朝北方民族关系》、《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第二章辑有隋唐时有关胡人文物墓志研究论文四篇，即《隋虞弘墓志释证》、《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甘肃榆中出土慕容氏墓志释证》。第三章辑隋唐时出土相关胡人的文物及“六胡州”、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论文共5篇，即《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及有关六胡州的“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的辨析，以及有关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的论文。第四章还辑录了笔者从相关胡人墓葬中出土中的“乐舞图像”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论文两篇，即《六至七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和《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最后，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多年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印刷发展史上三个最关键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上篇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对印刷术的产生原因和时间，做出了合理的说明。中篇深入考述唐宪宗元和年间是否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大量刊印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研究指出，印刷术由民间文化层面进入上层精英文化领域，是唐代末年至五代时期发生的事情。下篇集中论述活字印刷中的铜活字问题。

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别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字史、契丹研究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
本书收录了刘浦江先生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方面的17篇论文，记录了其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体现了其着力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研究取向，为其于辽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对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书通过研究，阐明了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是独特的、例外的。中国疆域是由文化渊源不同、生产方式各异的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海上五大文明板块，经过长时段的碰撞、交融而最终被统合为一体之物。汉唐元清四个世界级帝国均形成于中原地带的边缘，他们为古代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内在能量。由于维系着这些帝国链条不断的“大一统”思想贯穿始终，使得古代中国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尊君、造“士”、大一统、改制、三纲六纪、“国宪”《白虎通》……
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
坚持道德洁癖，抑或与统治权力结合？
儒者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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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
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

本书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以明清时代的江西地区为中心，集中探讨“卫所军户”的户役负担与存在形态。不仅对卫所、军户、军役诸论题有宏观上的认识，同时以明清方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托，对府级以下地方单位的个别状况亦有较为精确的掌握。作者提出以“原籍军户”、“卫所军户”与“附籍军户”来区分卫所人丁的不同形态，由此得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认识。对史料中彼此矛盾、谬误之处，亦有多方考证辨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
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
北魏的青齐土民
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
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罢
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
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
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
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
魏晋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
读史释词
跋语

对魏晋之际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从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本书之作亦得益于此。《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本书为马长寿先生遗稿，系利用关中发现的碑铭25种，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关中各族的历史，初步解决了过去很难弄清的问题。此书系以碑铭证史的典范，得到了治史者的高度评价。

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本书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商代中国、墨西哥谷地的阿兹泰克及周边人群、玛雅、印加和约 鲁巴等七个记载最丰富的早期文明，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文明的社会政治组织、经济制度、宗教和文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异，发人深省的卓见。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本书对不同文明的相同和相异之处给予了等同关注。本书尤其注重阐释早期文明中人类行为的相似和相异之处，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
书中诸多发现不仅质疑了对早期文明的当前理解，也对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基石提出了挑战。

前言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首次在庆陵发现契丹文字哀册以来，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已多达30余种，契丹大字石刻也有10余种。契丹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除了这种文字先天存在的问题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缺乏活的语言资料。契丹自公元14世纪以后就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它的语言早已消亡，今天的契丹语文学家在解读契丹文字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某些亲属语言，如达斡尔语、蒙古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恩格尔语）甚至满语等等，但大量的解读实践告诉我们，契丹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它与上述诸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其二是缺乏对译的文字资料。虽然辽代墓葬中同时出土契丹小字（或大字）墓志与汉文墓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道宗哀册》、《兴宗哀册》、《仁懿哀册》、《宣懿哀册》、《皇太叔祖哀册》、《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宋魏国妃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等，但其内容都是各自独立的，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除了一个不足百字的《郎君行记》外，其它都不是与汉文对译的。
其三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工具书。我们知道，不少民族古文字都有古人留下的工具书可供利用，如西夏文、女真字、回鹘文等，这些文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世的工具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女真字，虽然女真字的出土资料非常有限，但由于有明人留下的《女真译语》可资参考，因此民族语文学界对女真字的解读就远比契丹字要深入得多。宋人著有《辨鴂录》、《夷语录》、《北虏方言》等三种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书籍，对解读契丹文字想必是非常有用的，可惜的是这几种书都未能留存至今。[1]
契丹小字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外学者并未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直至7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等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才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第一次找到了破译这种死文字的有效手段。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近二三十年来，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尽管目前距离契丹大小字的彻底解读仍很遥远，但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契丹语文学早已成为阿尔泰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契丹大小字石刻也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历史资料。然而直至今日，国内外的辽金史研究者还大都不能掌握和利用契丹文字的石刻资料。究其故，大抵可以归结为两点。一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二则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够检索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工具书，对于不谙契丹文字的历史学家来说，若想利用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哪怕是民族语文学家现成的研究成果，都常常会感到无从措手，这也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
《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的编纂，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目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出一部内容完备且便于检索的工具书，一方面将有助于改善民族语文学家解读契丹文字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将为历史学家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提供一座津梁。
作为契丹文字研究小组集体研究成果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不仅创造出一种切实有效的解读方法，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小字字形和原字字形的规范是解读这种文字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所有石刻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整理，据此厘定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全部原字和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2]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书的特点及其学术价值可以归纳如下：第一，这是一部完整收录了目前已有契丹小字资料的工具书。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共收入9种80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而本书所收录的契丹小字石刻总计为33种，另外还有其它零星的契丹小字资料16件。每个词汇均列出其所有出处，以便于使用者查阅。第二，可以通过该书检索参考词义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虽然也编制了9种契丹小字石刻的词汇索引，但却没有参考词义一项内容。
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将已有的解读结论及其出处逐一列在相关词条之下，不但为契丹语文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由此解决了历史学家无法利用契丹文字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问题。第三，该书纠正了前人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存在的若干错误。根据学界今天对契丹小字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发现《契丹小字研究》的若干讹误：a）误将一词拆为二词，如第286、481页误将《许王墓志》第20行术不姑）一词分为、二词，又将误为；b）误将两词合为一词，如第338页误将《兴宗哀册》第3行 （庆陵之）录为；c）字形摹写讹误，如第263页误将《萧仲恭墓志》第2行（女真）一词摹为，等等。本书的编纂工作始于2003年，因工作量繁剧，迁延多年方始完稿。十年来，先后有我的多位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每人分头负责编纂若干个墓志的索引，由我和康鹏博士总其成。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耶律弘用墓志》、《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室鲁太师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负责所有契丹小字资料校核拓本的工作，并根据校核结果修订录文。陈晓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耶律副署墓志》、《梁国王墓志》、《萧大山与永清公主墓志》、《尚食局使萧公墓志》；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高宇（吉林省委办公厅）：《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涿州刺史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耶律糺里墓志》。曹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耶律慈特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萧图古辞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王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耶律宗教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迪烈墓志》。尤李（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耶律（韩）迪烈墓志》、《耶律奴墓志》、《韩高十墓志》。乐日乐（中国国家博物馆）：《萧特每夫人韩氏墓志》。毛利英介（京都大学文学部助理教授）：《耶律仁先墓志》（部分）。
本书的编纂工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资助，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刘浦江2012年岁杪，于京西大有庄。
[1]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
[2]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Urbanization was central to develop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et its impact is heatedly debated, although scholars agree that it triggered neither Weberian urban autonomy nor Habermasian civil society.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is conceptual impasse deriv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eemingly continuous urban expansion was in fact punctuated by a wide variety of “dynastic urbanisms.” Historians should, the author contends, view urbanization not as an automatic by-product of commercial forces but as a process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cultural trends in each dynasty.
This characteristic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Ming. As the empire grew increasingly urbanized, the gap between the early Ming valorization of the rural and late Ming reality infringed upon the livelihood and identity of urban residents. This contradiction went almost unremarked in court forums and discussions among elites, leaving its resolution to local initiatives and negotiations. Using Nanjing—a metropolis along the Yangzi River and onetime capital of the Ming—as a central case,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prompted by this unique form of urban-rural contradiction, the actions and creations of urban residents transformed the city on multiple levels: as an urban community, as a metropolitan region, as an imagined space, and, finally, as a discursive subject.

本书收集2014年以前与《系年》相关的论著并加以按断，在便于读者综合各家之说之外，既有利于新近学者以此为线索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对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相对准确地利用原始材料亦有一定价值。

本成果从汉代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汉墓中的时空隐喻要素以及见诸汉画的神祇与仙谱，重新解读了"孔子见老子"图、济南无影山彩绘陶器、长沙马王堆墓帛画、长沙金盆岭晋墓等诸多墓葬考古材料。尤其是通过大量考古材料与文献对应，论证了汉晋时期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原始道教修仙思想--"太阴炼形"，并通过原始道教的神学逻辑建立起了一套死者太阴炼形成仙过程的理想模型，从而使许多令人费解的墓葬文化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学术问题，填补此方面的学术空白。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宗教史研究及宗教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