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考古学是近代的新兴学科之一，它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客观的历史背景，探讨这一过程的由来，对正确理解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论述，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本书长达二十余万言，有史实，有论述，不失为考古学史佳作。为考古学、古代史研究者所必读，对近代科学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该书重点研究了约瑟夫斯政治、军事和道德生涯中的重要时刻以及他最重要的作品《犹太战史》。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犹太战史》的专门研究，也是当今约瑟夫斯研究中的经典学术著作之一。该书的第一版（1983）问世以来，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作者的许多经典论断至今在学术界仍有着重大影响。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表露出的、隐藏在犹太叛乱之后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不满情绪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对犹太叛乱之后其他革命模式的分析加以比较分析，并联系埃里克·霍布斯博姆（Eric Hobsbawm）关于现代匪帮首领在本土环境中作为统治人物的前沿研究，提出了以社会阶级为基础来解读公元一世纪那场著名的犹太战争的观点，并基于这种观点，对史学家约瑟夫斯在那场战争中的立场和行为进行重新评价。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摒弃了之前的约瑟夫斯研究中对史学家历史叙事全面怀疑的偏见，客观分析了约瑟夫斯生活时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环境，以阶级矛盾为主线，揭示出约瑟夫斯矛盾重重的历史叙事事实上反映了犹太贵族阶级在战争前后的真实状态，并非完全是他为讨好罗马当局，或者为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辩护的“谎言”。瑞洁克的论证充分有力，不仅证明了约瑟夫斯著作作为重构历史重要佐证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对约瑟夫斯浩瀚的、充满魅力的历史叙事本身的研究也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在约瑟夫斯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史学家的偏见则成为了约瑟夫斯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特征。2002年再版的《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保留了该书的第一版的主要观点，但融入了约瑟夫斯研究的最新发现。两个版本之间二十多年的各种新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发现使作者更加确定，她在1983年提出的许多论断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对约瑟夫斯基础研究仍然有着指导性意义。

本书是西方史学史的课程教材。主编张芝联教授在西方史学史领域素有研究，曾邀集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外校教师一起筹划编写“西方史学史”教材，已有部分书稿完成。今由北大历史系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参加编写，补充并整理并完成全书。本书将会是一部高水平的教材，系统叙述了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史学传统。相对于已有的同类教材来说，讨论更为深入全面。力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将内容扩展到中国之外的西方以外的地区，突破中西比较的二元对立思维，引导中国学者扩展视野，以更新的视角考察历史和历史学的变化。

西方中世纪史和中国汉、唐、宋的历史，长期以来是中外史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以前者而言，本书包括了由西方重量级的专家的论文，而北大历史学系的专家也提供了高质量的论文。两者从比较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汉朝以降和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的历史，从比较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研究。论文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其荦荦大者为帝国之后政治动荡、政治秩序的重建；文化、族群的融合和交流；汉唐帝国与中亚和西亚政权之间的联系（如丝绸之路）；史学写作形式的变更和历史意识的重构及其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本书内容还突破了中西比较的界限，由一些研究中亚、西亚的专家对公元3世纪至公元12世纪的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从事相关的探讨。本书的编排，基本分为两个部分。第1部分处理帝国之后历史的变迁，第二部分探讨相关时期史学的更新及与历史变化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This study i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cluding its historical foundations, textual classifications, criteria of authenticity, and collections made by individual catalogers. The need for such a study is urgent, for although references to and even in-depth studies of individual Buddhist catalogs and the data they contain have been written, there has not been until now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 China. Understanding just what those who organized the canon over the centuries have left out, or preserved, is key to recovering a fuller appre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East Asia in all its complexity.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bibliographers’ positions is equally crucia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tandards of authenticity and assignment of value to one group of scriptures over others. History of books, libraries, and learning in China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Ultimatel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Buddhist bibliography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Tripitaka,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collection of sacred scriptures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this collection need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comparative discussions of Scripture and Canon in world history.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hat covers the entire historical scope of Buddhist bibliography in China in any European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only study that provide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all influential catalogs of the Buddhist canon written in the second through the end of the tenth centuries. It is the first attempt, in both European and Asian language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ideas, and these theolog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principles used in creation of an authoritative canon by Christian and Buddhist scholar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y: Censorship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ipitaka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Asian studies, history of classifications, textual criticism, history of books, and history of libraries. This book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courses in Chinese Buddhism,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s. It will also be an excellent supplemental textbook for cours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us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religious scripture.

本书以过去五十年台湾的历史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重点则在描述和分析历史意识的变化。作者所关心的范围，可以说是既广又狭。广的地方在于，本书不但叙述了历史研究在台湾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涉及其它与史学相关的领域，特别是台湾文学界在构造台湾历史意识上所表现出的努力。对于历史研究之社会影响，作者也通过对历史教科书的分析，而有所描述。狭的方面则是，本书虽然是一本台湾史学史，以在台湾工作的史家的作品为基本分析素材，但作者并无意对台湾史学在各个方面的成就，作一总体评述。作者的写作宗旨，只是想对台湾史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发展，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作一鸟瞰，希望能指出其发展的渊源、变化之原因和未来之趋向。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多呈乱象。各类思潮和思想论争此起彼伏，如乱花迷眼。然其背后，又有或隐或显的一条潜流贯穿其间，不绝如缕。这一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多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包括战争和外交在内的政治行为，以及其他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社会现象。

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他晚年的一部精心著述，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其规模建制为唐后各朝沿袭。与此前国内外缺乏这方面的细致研究，杜希德的研究“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的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完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实录、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次融会贯通，是其特色之一斑。
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它复杂的史源，用图表等表现方式，对《旧唐书》的二十本纪、十一志等部分，作了细致梳理，借以看出这一部五代时期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唐代为本朝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秩序井然。其附录的“《旧唐书》本纪史源渊源表”即为代表。
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特色，称赞其在处理反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

Volume I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offers essays by leading scholar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the major tradition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cluding the ancient Near East, Classical Greece and Rome, and East and South Asia from their origins until ca. AD 600. It aims at once to provide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of the field and to provoke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This is the first of five volumes in a series that will explor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writing to the present day,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how More
Show Less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前言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So far histories of historiography have concentrat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West. This is the first book to offer a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r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s over the past two and half centuries, the book portray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s under the affect of professionalization, which served as a model not only for Western but also for much of non-Western historical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it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reactions in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thought to established conceptions of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
A main theme of the book is how historians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not only adopted or adapted Western ideas, but also explored different approaches rooted in their own cultures.

本书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批评史，考察了这一史学研究群体自《年鉴》杂志1929年创建之日起六十年的发展历史。毫无疑问，年鉴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革新运动。在所谓“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年鉴群体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了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开创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如问题导向的历史、比较史，历史心理学、地理史、长时段史、系列史、历史人类学等等。
彼得·伯克区分了年鉴学派的发展过程中的三代学人。第一代包括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他们与传统史学体系开战，创建了《年鉴》杂志，鼓励跨学科合作。第二代由布罗代尔主导，他已经被誉为同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第三代包括杜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当代著名史学家。伯克的分析丝丝入扣，简明扼要，年鉴运动的关键经典与支脉源流均一览无遗。

古代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人类自由的心灵创造出许多种类型。谁想要知道如今称之为历史学的是关于什么，就必须理解这个类型的多样性和它们的起源。
在本书中，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告诉了我们，希腊史学、希伯来史学与波斯史学之渊源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希腊史学伟大的修昔底德传统和希罗多德传统的兴衰与希伯来史学在《马加比书》出现之后消失的原因，以及希罗多德传统、古文物学者到现代社会学的传承和这个统绪与源自于修昔底德传统的古典—现代史学的对立、融合；作者还指出，罗马人接纳了希腊史学，并创造了民族历史的书写形式，这种接纳从此决定了欧洲史学的未来：欧洲民族史学与史学的古典特性即来源于此；最后，作者叙述了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首创的基督教会史学，它受到希腊史学多方面的影响，却又有超验的意义，以使徒传承和教义正统为支柱，创造了关于神圣制度与普世教会的历史，其对历史进程赋予意义的天命观，在18、19世纪开始渗透进现代历史的书写，促成了历史哲学的出现，而随着现代的兴起，又因基督教与人间事务的深刻纠葛，使得教会历史存在的权利被广泛地质疑。
历史学将走向何方？作者问道，历史学与社会学还会继续分离吗？教会历史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将会如何？现代历史哲学与现代史学最终是否能协调一致？一切疑问的解答与对未来的预言依然有待我们再一次回到一切历史的开端之处。

德罗伊森主张史学方法的本质是“理解”，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需要和问题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他的历史理论代表了德国19世纪历史主义反思的高峰。
德罗伊森治史兼重史事考证与史学理论建构，1857年起，他曾十七次在大学里讲授过“历史知识理论”，除1868年出版的“大纲”部分之外，系统的讲稿先后有徐本芮的整理本（1937）和彼得•赖的考订本（1977）。彼得•赖考订版共三卷，本书系第一卷（即该书主体部分）的选译。原著包括三部分：德罗伊森讲授史学理论的手稿、大纲草稿、正式出版的《历史知识理论大纲》。本书以大纲的条文为骨干，将手稿中相关内容选出分别附录在条文之下，以此精炼地显出德罗伊森历史理论的要义。

《通鉴学》为张煦侯著于抗战困顿之时，历时六年著成。全书从《编年史之回顾》起，及《通鉴编集始末》，转《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探《通鉴史学一斑》，理《通鉴之书法》，寻《通鉴之支属与后继》而终止于《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写为七章，以《通鉴学》署嵩”。《通鉴学》全书11万多字，论证精当，成一家言，不仅揭示了《资治通鉴》的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而且对本书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
张煦侯在《通鉴学》中说： “通鉴内容，除事出正史，别无他说，则迳予采录。倘众书皆有记载，内容不同，则加以考异。据通鉴考异，其鉴别史料之法有六：一为参取众书，而采其长处及可信者；二为两说并存者；三为两说并弃者；四为两疑而节取其要者；五为通鉴中添或字以存疑者；六为通鉴不取，添或字而存於考异者。考异虽近於考证，但目的在因众说之可疑，而务求其信者也”。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

本书作者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第一代教授，亦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堪称日本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史学特色之一，就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地把握。他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他撰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本书则是根据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整理而成的。正因为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史学著作烂熟于胸，方能这样如数家珍般地滔滔不绝，娓娓道来。对每一本中国的史学著作的优劣、特色都能一一加以评点。读之，真可谓获益匪浅。故特约请马彪先生翻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例言
第一章 史的起源
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发达
第三章 记录的起源
第四章 史书的渊源
第五章 《史记》——史书的出现
第六章 《汉书》
第七章 《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
第八章 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
第九章 宋代史学的进展
第十章 元代的史学
第十一章 明代的史学
第十二章 清朝的史学
附录
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
章学诚的史学
中国史学史概要——从《史记》至清初
跋
后记
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
索引
凡例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