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敦煌吐鲁番文献、墓葬出土文书和墓志、日本古抄本等资料为切入点，对照传统的文献史料，对于中古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入而直观的探讨，集结成此本《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论述涉及国家礼仪、官制任命、军事边防、宗教、民间信仰以及官修书籍等众多方面的内容，是对于中古史的一部研究力著。
作者致力于敦煌吐鲁番学数年，对于出土文献运用精准纯熟，擅长于将新出的写本、墓志等新资料与传统史料相互对应论证，是采用二重证据法的佳范。本书中《中国中古时期衣物疏的源流》一文，曾被日本学者白须净真先生评价认为是同类研究中最高水平的成果。近年来有关《修文殿御览》的一系列梳理和探讨，则得到同领域研究者们的高度评价。

本书简述了从古代、中世、近世到近世修史的历史和传统，对当时史学机构、代表性史学家、著作和史学观念以及史学家用什么眼光眺望历史，作了介绍和评析。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全2册)》讲述了：牟润孙先生1908年生于北京，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受业于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并从柯劭忞先生受经学。早年曾任教于河南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台湾大学。1954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港，就任新亚书院文史系主任、新亚研究所导师，兼图书馆馆长；文史系分立后，任历史系主任。1964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首任讲座教授，直至1973年退休。1988年11月逝世于香港。生前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牟润孙先生治学博贯经史，淹通掌故，勤于著述，为世所重。历年发表的论文，最初结集为《注史斋丛稿》，于1959年8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共收论文十四篇，乃其五十岁之前的著述。198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注史斋丛稿》增补本，补人其后二十多年间的论文十二篇。牟润孙先生逝世后，其弟子李学铭、佘汝丰先生等，依据先生遗愿，将牟先生生前选定的七十篇文章合编为《海遗杂著》，199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海遗杂著》所收文章内容广泛，包括史事考证、政事述论、思想阐发、人物回忆、往事追述、名物商讨，以至小说、戏曲评论之属。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出版于25年前，作者写作的年代当然更早。此次重印，已经是在作者离世七年之后。其重点，则在两宋。器物，及有关的计量制度。这些器制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带计量性质的历史研究——譬如有关天文、数学、医药、音乐、会计、商业、手工技艺、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来说，度量衡的考察越发显得重要。迄今得力于此而获致的成果，和疏忽于此而招致的缺憾，几乎同样显著。
20世纪以来在度量衡史方面卓有贡献者，已不止一代学人：从吴大潋的《权衡度量实验考》，到王国维的唐宋尺度摹本题跋；从马衡在北京大学的《金石学》讲座，到刘复、唐兰的莽量、商鞅量考；从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到杨宽的《中国历代尺度考》，等等。吴著《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质的度量衡系统专著。杨著《中国历代尺度考》，则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尺度通史专著。它们的深远影响，至今仍随处可见。

《五胡十六国论著引索(套装全2册)》辑录的资料，基本上自十六国开始，迄于2008年1月初(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兄弟民族，资料上略有追溯)。以论文、著述、编作、文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佛藏、典章、诗文、地书、表谱考证、类纂、文物考古等为主。

章学诚《文史通义》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集大成之作。章学诚生前寥寥，著作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次，传世版本编次、篇数相差巨大。仓修良先生积三十年之力打捞章氏遗文，编成《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较之目前流布最广的叶瑛本《文史通义》，多出了176篇，堪称章氏功臣。《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在充分吸收胡适、钱穆等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文史通义》所收篇目的成书年代，为我们深入了解章学诚学术思想演进提供了重要参考。

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他晚年的一部精心著述，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其规模建制为唐后各朝沿袭。与此前国内外缺乏这方面的细致研究，杜希德的研究“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的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完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实录、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次融会贯通，是其特色之一斑。
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它复杂的史源，用图表等表现方式，对《旧唐书》的二十本纪、十一志等部分，作了细致梳理，借以看出这一部五代时期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唐代为本朝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秩序井然。其附录的“《旧唐书》本纪史源渊源表”即为代表。
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特色，称赞其在处理反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

笔者完成这部著作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军事历史的由衷热爱。古今士子对于议论兵戎之事多有浓厚的兴趣，正如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我早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曾听过宁可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的地理环境》一课，老师纵论古今形势之演进，屡出妙语灼见，满堂学子为之倾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毕业任教以后，有幸分配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接受宁可先生的专业指导，后又在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耳提面命，获益良多。先生曾推荐阅读英国学者麦金德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并指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立和南北对峙局面来研究军事枢纽问题。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我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拟为《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遂奠定了探讨此项课题的决心。由于《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这一题目所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夏商以来至明清垂垂四千余年，所涉及的军事重镇不可胜数，以个人渺渺之身来对它们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另外，现代学者亦对于历代兵家要地多有论述，如何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取得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在动手写作之前曾对这项课题的研究范围和切入角度做了一番详细的思索，特向读者说明。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对待“西方中心论”。作者从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入手，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涉及亩产量，农村副业、集约生产、社会制度，人口与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甚至像稻麦复种技术等等，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资料，对明清农业停滞说的“定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本书在1998年先以英文出版发行，被誉为“加州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此次在国内翻译出版，将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