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嗣瑗《直庐日记》原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后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但在该影印版前言中，误将“直庐”视为胡氏的书斋号。实则所谓“直庐日记”，即胡氏在天津办事处的值班日记。清代，“直庐”有如徐珂《清稗类钞》“南书房旧直庐”条所言，是翰林入直之所。而且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在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因为凡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必先经他过滤一下，这是由于我相信他为人‘老实’而给他的职务，名义是管理‘驻津办事处’。”因着所谓“胡大军机”的称呼及其担任的职务，天津办事处也被视作小朝廷的军机直庐。而据现在所见溥仪的日记，虽有“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期间日记存篇”的篇目，但只有1926年和1928年的部分。而《直庐日记》起自1931年2月17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止于同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二日），时值胡嗣瑗随从溥仪居住天津最后时期。其中详细保留了小朝廷的办事记录，可谓溥仪在天津最后时期的实录。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中的全部日记手稿翻译而成，原稿为日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系日本近代大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遗留在中国的手稿及其他相关文书，内容包括日记、海军报告、诗稿、杂著、书信、藏书、传记资料、照片等，总页数超过一万页。这批文书于1957年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获得，其中宗方小太郎的日记部头最大、最具价值。
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记载了其在中国三四十年的活动经历，包括与清末民初中国重要人物的交往及其评述，当时中国社会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细节描述，始于1887年1月3日，止于1923年1月15日。其间正值中国处于历史大动荡的岁月，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称帝等事件，日记内容涉及这些事件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情报，尤其是政治和军事情报，内容纷繁细密，其间还夹带着宗方小太郎自己的“出谋划策”，如在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他竭力建议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巨额赔款、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拟出具体压制中国政府的措施，为此他本人还破格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日记中的这些史料的披露，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新证据，也为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1934年英国入侵云南边境造成“班洪事件”，周光倬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经昆明、楚雄、腾冲入境，将调查经历与沿途山川风貌、人文风情等作《赴滇缅边界调查日记》与《滇缅南端未定界调查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