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时代，人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将奉神祇（devotion）理解为种种礼仪形式，而真正的虔诚，即领悟和美德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传承和质素。对此，人们不可感到惊奇，其实这太符合人性的弱点了；我们接受外在者给予我们的印象，而内在者却要求进行一场只有少数人才有力为之的讨论。真正的虔诚在于信念和实际行动，与此相应，敬奉神祇的礼仪形式也具有双重性质，此一些人目的在于仪式性行为，彼一些人却着眼于信条。仪式近似善行，信条犹如真理的影子，或多或少在接近着纯然的领悟。所有这些礼仪形式都是值得称赞的，如果它们的发明者创造它们是为了将所摹仿者真正包含于内和表达于外的话，如果宗教仪式、教会礼节、宗教团体规定始终仿佛是为神的律法筑成的一道篱笆以使我们远离恶行、习惯于善者和熟悉美德的话。……
《神义论》全书包括前言、绪论和正文三部分。在前言中，莱布尼茨解释了他写作《神义论》的原因和目的并描绘了全书的轮廓。正文由三部分构成：上编、中编和下编。
上编的中心内容是对一切世界中最好可能的世界的命题的论证，并在此论证的基础上辩明上帝之慈善和正义。中编论证了信仰与理性、自由与上帝的预先规定的一致。下编的论证主题是道德的恶与形体的恶，即罪与罪过。

译者引言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是费尔巴哈早期的一部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写于1836年，出版于1837年。1830年，费尔巴哈因写《关于死与不死的问题》一文，反对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死的教义，被爱尔兰根大学当局辞退。费尔巴哈希望通过撰写哲学史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才能而重返大学讲坛，因此于1833年出版了《近代哲学史》(从培根到斯宾诺莎)，1837年出版了此书，1838年出版了《比埃尔·培尔》一书。这三部哲学史著作虽然使他在学术界博得很高声誉，但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他始终未能重返大学讲坛。
费尔巴哈在著述此书时仍未摆脱唯心主义观点。1847年费尔巴哈在编纂自己的全集时，把这部著作收入《全集》第五卷，并从唯物主义观点补写了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以及许多注释。从这里也可看出费尔巴哈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1904年，为纪念费尔巴哈诞生一百周年，费尔巴哈的友人博林和信徒约德尔编辑了《费尔巴哈全集》第二版，把这部著作收入第四卷。列宁在1914—15年间根据这个版本阅读了这部著作，并作了详细摘录，写下许多精辟的评语。列宁的《摘要》对于理解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极其重要，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译著试图以列宁的评论为指针，对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作一简略介绍。
……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虽然是费尔巴哈的早期著作，但它是在广泛深入地研究莱布尼茨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包含有丰富的资料，提出许多重要的论点。列宁给与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他在摘录此书时指出：“在对莱布尼茨的精彩叙述中应当摘下某些特别出色的地方(这是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部分【第1—13节】全都是出色的)……”。因此，此书的翻译出版，无论对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或者对研究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本书根据《费尔巴哈全集》1904年第二版第四卷译出，译文旁边注有原著页码，以便核对。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恐有不少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1978年10月

只有那作为自由生物而生存着的东西，才可能根本上与作为约束的某种合法性相牵连，只有自由才可能是约束之根源。逻辑学的基本问题，思想之合法性，自行揭示为人的生存之根据的问题，揭示为自由的问题。
哲学既不是众科学的其中之一，也不是世界观的制造；它比任何一门科学更原始，同时也比任何世界观都更原始。要做的只是，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满足它，也就是说，哲学活动中的一切或任何事物，始终都已经在我们之中或对于我们本身而改变。只要我们肤浅地在理论性的原理和实践性的准则之双重性中摇来摆去，我们就还没有处于哲学之中。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根植于由存在论差异所规定的存在之领会，而这似乎对于我们显得抽象、单调而空洞，然而我们必须追问：存在之领会是什么？
——海德格尔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战书信集》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莱布尼茨是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而克拉克则是牛顿的朋友和拥护者。这一论战实际上是莱布尼茨和牛顿派之间有关世界的一些根本观点，特别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本性的观点的争论。莱布尼茨虽然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他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批判，不论对哲学家或物理学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本书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研究者，特别对有志于探索时空观念的发展史的人是必读的历史文献，对一般学习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学生也是重要的读物。

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套装共2册)》是一本具有综合性、权威性的工具书。全书将“后现代主义”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围绕这一中心概念，从不同的视角来界定这一概念在艺术、文学、哲学、历史、宗教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演化的踪迹。全书采集了与“后现代主义”这一当代文化现象相关的300多个辞条，不仅是专家学者案头的必备之书，也是普通读者了解“后现代主义”的一本便捷的入门向导。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本书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最新诠解，经由不同寻常的密切关注，留心苏格拉底就其反讽的含义与范围表示了什么，获得了不落俗套的结论，涉及苏格拉底关于德性、政治和诸神的教导，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著名转向的意涵，还有苏格拉底傲慢无礼的“答辩辞”的意旨。
作者的主旨是要表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只是一位来自遥远过去的丰富多彩而离奇古怪的人物，而是无可比拟的指导好生活——慎思的生活——的教师，他在今日就像在古代雅典一样有直接意义。基于对整篇对话、特别是对德尔斐神谕故事的理解，作者还试图表明：《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柏拉图全集的钥匙，标示了其他对话中的许多毫不相干的主题和表面上看来矛盾的结论是怎么契合在一起的。

《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是文集第一卷，是克尔凯郭尔的博士论文。《克尔凯郭尔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丹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它不仅是国内首次系统地直接由丹麦文原文进行翻译的克尔凯郭尔重要著作选集，而且还致力于成为引导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经典之作。翻译所依蓝本是最新丹麦文学术版《克尔凯郭尔全集》，它集中了丹麦语言学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克尔凯郭尔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中文选集的翻译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

《偶然反讽与团结》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代表作之一，从传统哲学企图结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性出发，指出西方传统上一直想要利用超历史的普遍人性的观念，将公共的正义和私人的完美统合起来。

Argues that Nietzsche tried to create a specific literary character in his writings and discusses the paradoxes of his work.

在《尼采：生命之为文学》中，内哈马斯将尼采的作品与其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尼采将生命视为文学作品，写作本身则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通过写作，尼采将自己的人生转化为一个用以承载其价值观的、特立独行的文学形象。在研究尼采的著作中，这是一本观点独特、论述精辟的作品，澄清了尼采思想研究中的诸多疑点，采用近乎文学批评的方式，从另一个层面向读者完整展现出尼采的思想脉络。
这个新的研究是引人入胜的，它在双重意义上将尼采的思想描绘为“文学”：第一，内哈马斯认为，在尼采看来，这个世界就好像是一个文学的文本；第二，他断言，尼采作为一位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文学角色……其研究的根据得到了有力的论证。它为我们对尼采的理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它为当代“文学”研究时常对尼采做出的肤浅引用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今日诗学》
任何对尼采感兴趣的人都肯定想阅读这本书……内哈马斯运用他自己的解释理论，推论出一个完整而又融贯的“尼采”。尼采今后的读者无法对这个“尼采”无动于衷。——《伦敦书评》
哲学家与任何对哲学感兴趣的人都应当……欢迎亚历山大•内哈马斯对这个“作家特质最强的哲学家”所做的简练而又有挑战性的解释……我们必须关注这本魅力非凡的著作。——《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按主题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性、语言和历史”，摘录收取了赫尔德《又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思想》、《论语言的起源》等著作的精华章节，也是为本书奠定基调的一些文字。而赫尔德关于神话、民族宗教、一般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在第二部分“神话和宗教”中都有体现。第三部分“神与自然”中，收录了《人类最古老的文献》、《论神，对话数篇》等著作的重要片段，以及最能体现赫尔德宗教哲学思想的几篇书信。本书的第四部分“文学与《圣经》”，摘录了赫尔德的文学研究著作和《圣经》解经学著作，其中后者也可以归于他的一般神学和宗教学思想。第五部分“基督教和神学”，则更多的是作为牧师、教会中人和神学导师的赫尔德，对德国的宗教事务和神学学术状况发表议论。这五部分划分可以帮助
读者在赫尔德纷繁浩大的著述中把握几条主要线索。然而这几大领域在赫尔德那里是可以打通的。比如，他对人性、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的看法，需要融合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他的文学和《圣经》研究著作，一方面是以他的整体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为基本解释框架，反过来又为他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提供经验佐证和学术支持。除了布克堡时期显得较为突兀，赫尔德一生的思想，虽有起起伏伏，也不乏杂乱矛盾、含混歧义之处，但总体的理路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虽然不是一个体系哲学家，但是他思想整体的风格还是很一贯的。

本书是阿尔伯特•施韦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为音乐大师巴赫书写的一部传记。它是西方音乐研究中的必读巨著、经典，甚至，它是一座里程碑。迄今，它已被译成10余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
施韦泽的《论巴赫》为历代的巴赫研究者所青睐，深受专家们的好评。该书在美学理论与实践两端皆具有极高价值，为诸多巴赫研究中的晦涩地带带来曙光。作者论证了巴赫作品的来源、他的管风琴作品、受难曲和康塔塔，分析了巴赫乐思中的图像化倾向，引导人们重新调整对音乐美学的总体观念。此外，施韦泽对巴赫作品的正确演奏方法进行了推敲与讨论，尤其为该领域带来了新曙光。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巴赫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极大空白。
毫无疑问，施韦泽的《论巴赫》是整个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巴赫巨作。
——C.伍尔夫（莱比锡巴赫档案馆前馆长，哈佛大学音乐学教授）
这是一本经典名著——两位伟人，一位是音乐家，另一位是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他们代表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人文传统，而后者研究前者，其心得远远超过一般水平。译者也是学问渊博的年轻学者，精通音乐和文学，相得益彰。此书值得精读。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本书为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之一，授课时间为1972～1973年。福柯在学术上多产的时期，正是教授《惩罚的社会》课程这段时期，主要是关于监禁机构和其他机构及普遍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具体主题。福柯对于刑事问题的探究，在1973年1月转向了更大的目标，他不但致力于刑罚的产 生方面，而且还专心于惩罚性权力的产生，即“规训的”问题。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福柯在本课程中，首次着手研究监狱形式的司法和社会特征，从长期以来不作为刑罚而是作为惩罚的监禁如何在社会中迅速转为刑罚这一问题开始深入，指出在过去监狱并没有被包含在刑法理论中，它在别处产生，为了其他的原因而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对监狱的接受过程是从外部过渡到刑法理论的，而事后刑法理论有责任使监狱成为正当合法的。本课程与三个方面相悖——霍布斯、阿尔都塞，克劳塞维茨、戈夫曼，马克思、汤普森——其全部论据是围绕着五个基本的主题展开的：一是从镇压向生产方面的转折；二是政治经济学和非法活动理论的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区别；四是道德谱系学；五是与之相伴的“规训—惩罚”。

阿多諾這本眾所渴待，但他生前未能成書的《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1993年才在德國出版，距作者1969年世紀將近四分之一世紀。本書彙集的這批重要、發人深省的劄記，以及許多也以片斷形式存世的散篇，阿多諾形容是他「貝多芬經驗的日記」。
阿多諾自幼彈奏貝多芬作品，熟讀貝多芬總譜，1937年興起大規模研究貝多芬之念，有志據此研究寫成「音樂哲學」，此後三十年做成四十多本劄記，念茲在茲，亟欲成書，但一方面戰亂流亡，不暇整理，二方面他求全心切，總覺茲書體大，不宜率爾，因此直到辭世，猶未著手寫書。
阿多諾專家Rolf Tiedemann盡蒐阿多諾所遺劄記，依照劄記的內在邏輯與關係脈絡，加以組織，賦予結構，配合阿多諾生平所寫關於貝多芬的散篇文章、電台廣播，以及阿多諾諸本成書著作中討論貝多芬的章節段落，加上不厭詳盡的注解，統合成一本理路連貫，從哲學、社會學、美學、音樂學、文學等角度觀照貝多芬的既精且博之作。
阿多諾自己想寫的貝多芬書永不可得，但編者追摹他的原意，重建現場般建構阿多諾的「貝多芬書」圖像，這本《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堪稱可能未中，但應不遠，不但為阿多諾著作集增一瑰寶，在多芬研究裡也是一本扛鼎之作。

◇ 简介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意识的奥秘由天下书城book3721.cn网上书店负责网上销售。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识的奥秘包括七章和一个结论。在第一章和结论部分，塞尔提出了自己关于意识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意识问题的基本思路。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批判性地评论了几位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意识问题的立场和他们解决意识问题的思路，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克里克、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罗杰·彭罗斯、丹尼尔·丹尼特、大卫·查尔莫斯、以色列·罗森菲尔德。塞尔的基本观点是：意识是一种生物现象，它和消化、生长或光合作用一样，也是我们的生物性生命的组成部分。意识问题是当代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研究主题，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识的奥秘正是以这样一个主题为直接研究对象。塞尔在书中对当代一些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关于意识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系统评价，提出了意识是一种生物现象的重要观点。塞尔在书中批判性地评价了二元论、唯物论、强人工智能等心灵哲学重要理论，与此同时论证了他本人关于意识的生物自然主义思想。

最近在生命科学中取得的进展，已经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对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和自组织的深入研究，已被纳入科学视界。因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著称的克拉默教授，以其独特的洞见致力于展现一幅整体图景，回答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吸引着人类的重大问题——生命是什么。
克拉默教授探究了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混沌理论和突变论等自组织理论，剖析了生命结构的有序与混沌，基因治疗的可行性，物种进化和进化主义，树与闪电的相似形态，三体问题，天体结构，分形艺术，大爆炸，衰老与死亡，由此建立了事物的根本复杂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本书每一章皆以一段哲理性对话开篇，以一首抒情诗作结，旨在以这种别出心裁的结构，架起沟通科学技术与哲学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