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是刘易斯·芒福德的巨著之一，它讲述了机器的历史，并对机器对于文明的影响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他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解释机器的起源并追踪其社会影响，涉及艺术、自然科学、哲学、习俗和礼貌各个层面。本书既讲历史又做评论，还带有很多插图，是英语文献中部一部涉猎广泛、描绘近千年来机器发展史的巨著。

On the Duty of Man and Citizen (1673) is Pufendorf's succinct and condensed presentation of the natural law political theory he developed in his monumental classic On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1672). His theory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natural law philosophy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ies. He advanced a compelling reply to Grotius and Hobbes, and in doing so, set the intellectual problems for theorists such as Locke, Hutcheson, Hume, Rousseau, and Smi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Pufendorf sets forth a classic justifica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enlightened state and of the proper relation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ubjection to it. This lucid and historically sensitive translation by Michael Silverthorne, (a classicist and a specialist in Roman Law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is the first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ames Tully's introduction sets the text in its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summarises the main arguments, surveys recent literature on Pufendorf, and shows how Pufendorf transformed natural law theory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of juristic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dominated reflection on politics until Kant.

本书同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早期作品《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725）一起代表着18世纪最具原创性及影响最广泛的道德哲学著作之一。这两本书，每本由两篇相对独立的论文构成，曾在整个18世纪的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两本书最大的影响产生在苏格兰，许多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尤其是在1745年最后一次詹姆士起义之后写作的那些哲学家，都受到了这两本书的影响。这从1745之后一代人的理论关注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关注作为道德理论的基础的人的本性的分析，关注“道德感官”和更普遍的道德认识论，关注公正的旁观者和平静的激情，关注独立于自我利益的仁爱。除了其著作所带来的影响之外，哈奇森还是一个著名的教师，他在格拉斯哥的学生，尤其是亚当•斯密，对几代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这四篇论文影响了苏格兰文人，可它们事实上创作于都柏林，哈奇森应答和辩论过的哲学家基本上都不是苏格兰人，而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罗马人和希腊人。因此，部分哈奇森遗产在已学会放眼看世界的苏格兰启蒙人眼中曾是一种国际性的世界观。

波考克是“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曾在剑桥大学任教多年，后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哈里•C•布莱克讲座教授，发表和出版多部具有影响的论著。
本书收入的文章涉及内容大体限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100年里英国的政治思想，与当前社会具有很多相关性。该书既包含对《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的核心问题——以马基雅维里和哈灵顿等人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传统的曲折发展历程——在英国社会的具体表现的深入阐述，又有波考克后来的巨著《野蛮与宗教》中主题的预演，因此可为全面了解波考克的思想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欢声对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作者仔细解读了斯密主要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文本，从同情心理论、正义理论、良心理论、效用与习惯理论、德性理论等多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斯密伦理学的基本内容。该书最大的特点是考察了斯密伦理学思想旋律在《道德情操论》第1版到第6版之间的若干变化及其主要原因；广泛地讨论了斯密伦理学思想与前人以及当代思潮之间的联系。
本书问题意识突出，运用资料丰富，在若干重大学术问题上形成具有新意的新观点。是中国学者对国际性的“斯密复兴运动”运动作出积极回应的重要作品。

《论道德与文学》是休谟论说文集卷2，选译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关于道德、文学、政治等地散文，共21篇，能让读者感受到“人性科学”的恢宏气势。这样的译读或许会被认为是“误读”，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在一次次“误读”中接近休谟及他的时代，以及那个启蒙时代的主题。

《韦伯作品集》总序 余英时
序言 苏国勋
说明 康乐
前言
第一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献
第一卷 问题
第一章 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观：研究的课题
第二卷 禁欲新教的职业伦理
第一章 人世禁欲的宗教基础
第二章 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部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附录
译名对照表
索引

《责任与判断》一书完整收录了汉娜·阿伦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讲演、报告及随笔，由纽约新学院大学阿伦特研究中心主任杰罗姆·科恩编辑出版，他曾长期担任阿伦特的助手，是阿伦特和布鲁歇尔夫妇遗稿的保存者。
《责任与判断》集中探讨了与恶的本质及道德抉择相关的基本问题，代表性文章为“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回顾20世纪的多重政治危机，其困难和挑战的核心并不在于人们对道德真相的无知，而是道德真相竟不足以作为标准，指引人们作出判断。道德的崩溃反映出的乃是西方思想传统的大断裂。
本书将再次让读者领略到阿伦特思想的渊博与深刻，及其用哲学思考分析当代政治问题的突出能力。

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这本曾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将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时隔50年，这《人的境况》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并能激发起新的思想和讨论。

《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导读本)》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不朽作品。在古希腊雅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就曾作为教科书，两千多年来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深厚的思想养料。这部名著的注释导读本是由邓安庆教授完成的，其本意是给通识类人文核心课程准备教材。译注主要依据的是多种德文版本，如Olof Gigorl翻译的Taschenbuch版，Eugen Rolfes翻译、Gunther Bien校对的Meiner版，Franz Dirlmeier翻译并作跋、ErnstA. Sctlmidt作注的Reclam版，也参考借鉴了英文版本和已有的中文译注本，并融合了课堂上针对学生提问的思考和解答。
译注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既要忠实原文，又要通俗易懂。在哲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获得那么多的译注，他的思想与其说活在他的原文中，不如说活在他的译注中。

尼各马可伦理学，ISBN：9787100035750，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著；廖申白译注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十二篇代表性论文。编者按课题对它们作了相对的分划，组合为三篇，第一篇立题为“作为起点的胡塞尔现象学”，第二篇立题为海德格尔与世界现象学，第三篇立题为“政治现象学和交互文化现象学”。前两篇呈现作者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阐释以及对两者之间哲学联系的梳理工作，也传达了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主体主义的世界现象学的立场；第三篇则代表了作者在政治现象学方向上的思想尝试。这个安排是经过编者与黑尔德教授的多次讨论之后形成的。

《现象学导论》一书简洁明快，论理深入浅出，就如同索科拉夫斯基教授讲课的风格一样。追求思想的清晰性一直是哲学乃至现象学的最高境界，胡塞尔曾说过没有思维的明晰性，他就没法活下去；把哲学从黑格尔式的繁琐概念思辨返回到思维的自明呈现，原本是胡塞尔创立“直面实事本身”的现象学方法的主旨。就这一点而言，索科拉夫斯基教授恰恰是顺应了现象学的原初精义。索科拉夫斯基教授一直在天主教大学开讲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笛卡尔沉思》，对胡塞尔及现象学本文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成为这本导论性著作的自然朴实之风的前提和基础。这本《导论》梳理和诠释了现象学的主题，诸如“意向性”、“形式结构”、“自我”、“时间性”、“生活世界”、“主体间性”和“本质直观”等等，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学思想系统地纳入到这些主题之中，思想深刻而又条理明晰。

本书直面现今国人科学概念的误区，即要么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把科学看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作者指出：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现象，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现代科学起源于 希腊科学的复兴以及基督教内在的思想运动，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无科学。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柯林武德(1889—1943)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本书是他关于西方历史哲学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五编。一、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二、基督教的影响。三、科学历史学的滥觞。四、科学历史学。五、后论。本书为开创和发展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编者序
导　论
第一节 历史哲学
第二节 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
第三节 第一编至第四编的问题
第一编　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第一节 神权历史学和神话
第二节 希罗多德开创的科学历史学
第三节 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
第四节 希腊人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和价值的概念
第五节 希腊的历史学方法及其局限性
第六节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第七节 希腊化时期
第八节 波里比乌斯
第九节 李维和塔西佗
第十节 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一 人文主义
二 实质主义
第二编　基督教的影响
第一节 基督教思想的潜移默化
第二节 基督教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第三节 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
第四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
第五节 笛卡尔
第六节 笛卡尔派的历史编纂学
第七节 反笛卡尔主义
一 维柯
二 洛克、贝克莱和休谟
第八节 启蒙运动
第九节 人性的科学
第三编　科学历史学的滥觞
第一节 浪漫主义
第二节 赫德尔
第三节 康德
第四节 席勒
第五节 费希特
第六节 谢林
第七节 黑格尔
第八节 黑格尔和马克思
第九节 实证主义
第四编　科学历史学
第一节 英　国
一 布莱德雷
二 布莱德雷的后继者
三 19世纪晚期的历史编纂学
四 伯里
五 奥克肖特
六 汤因比
第二节 德　国
一 文德尔班
二 李凯尔特
三 齐美尔
四 狄尔泰
五 迈耶
六 斯宾格勒
第三节 法　国
一 拉韦松的精神主义
二 拉希利埃的唯心主义
三 柏格森的演化主义
四 近代法国的历史编纂学
第四节 意大利
一 克罗齐1893年的论文
二 克罗齐的第二立场：《逻辑学》
三 历史学与哲学
四 历史与自然
五 克罗齐的最后立场：历史学的自律
第五编　后论
第一节 人性和人类历史
一 人性的科学
二 历史思想的范围
三 作为心灵的知识的历史学
四 结论
第二节 历史的想象
第三节 历史的证据
导　言
一 作为推论的历史学
二 不同种类的推论
三 证词
四 剪刀加浆糊
五 历史的推论
六 鸽子笼方式
七 是谁杀死了约翰·道埃?
八 问题
九 陈述和证据
十 问题和证据
第四节 作为过去经验之重演的历史学
第五节 历史学的题材
第六节 历史和自由
第七节 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
人名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修订版后记
译后记
关于本书的作者柯林武德的思想及其史学理论的述评，已见本书的译序。这里只对我们在译文中所遇到的某些技术问题作一简略的说明。
“心灵”(mind)一词为作者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术语。这个字也可以译作“精神”；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或“精神哲学”的精神一字德文原文为 Geist，而英译则作mind。译文中除少数地方(如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章节)作“精神”外，其余地方均译作“心灵”，以期统一。
本书中的idealism一词，通常中译名作“唯心主义”。但此词另有一个涵义是“理想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书中用idealism和它的形容词 idealistic，系与“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相对而言，所以我们均译作“理想主义”。只有少数情况，当它是与“唯物主义”相对而言的时候，则译作“唯心主义”。
另一点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作者使用“批判的历史学”一词和当代一般流行的用法大相径庭。在一般的用法上“批判的历史学(或历史哲学)”系与“思辨的历史学(或历史哲学)”相对而言。但作者使用“批判的历史学”一词，却指的是一般通行意义上所谓的“考据历史学”(或历史考据学)；他的心目中是指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而盛行一时的历史考据学，也就是他在本书中所始终猛烈抨击的那种“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或剪贴史学)。这在用词上也并非标新立异。因为criticism一词和它的形容词critical包含有两种意思，一般作“批评”或“批判”解，而在历史研究中则往往作 “考据”或“考订”解。作者在本书中使用此词，大都是用在后一种意义上。至于前一种意义，即通常意义上所谓的“批判历史学”，则作者特别标出“科学历史学”一词。“科学历史学”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全书所讨论的实际上即作者所谓的“科学历史学”问题。对于这一用法，请读者们在阅读时特别加以注意，以免与通行的用法混淆。
由于作者在生前没有来得及把本书写成定稿，所以本书在编排上和内容上显得颇不平衡。有些理论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详尽发挥，甚至没有讲清楚。对他的一些基本论点的理解，翻译过程中曾参考了作者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传》一书。读者如对他感兴趣的话，最好也请参阅他的其他著作，至少是他的《自传》。当然，作者理论本身也有其重大的漏洞，乃至前后自相矛盾和风格不一的地方。这些是有待于读者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分析的。
本书的翻译始自1979年，其后时作时辍，直到1983年秋才最后完工；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供国内对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感兴趣的同志们阅读、研究、批判或参考之用。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本书中所有的希腊文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叶秀山同志进行了核对，谨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译　者
1983年秋，于北京
修定版后记
本书中译本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于1986年出版，作为“汉译外国史学理论名著丛书”中之一种。译文现经过重行校正和修订，改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为修订本排印再版。“译序”也嫌不能满意，但目前已来不及改写，只好俟诸异日。
此次校订过程中，承友人朱本源教授多所指正，谨此致谢，并誌鸿爪；同时对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志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激。
译　者
1994年春 北京

中国的古代画论都是用文言写成，颇为难懂，为了方便青年读者，加以标点注释，那就好多了。
在清代画论中，石涛的画语录，公认是最难读的一本，确乎有加以注释的必要。但是画语录的文字和内容，实在艰深，其中渗染了许多佛老思想，又加以故弄笔头，因之波澜反复，辞旨玄妙，令人捉摸不定。

《关于概率的哲学随笔》的意图就是让读者不借助较深的数学知识就能了解概率的原理，作者本质上将数学对象以非数学的面貌呈现，用大众化的语言详细论述当时概率论的原理和一般结论。
拉普拉斯概率理论在19世纪的概率论发展史上占据了中心和统治地位，对19世纪的概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拉普拉斯的概率论被其他更新的理论——公理化的概率论所代替。然而，读者可以从《关于概率的哲学随笔》中，从拉普拉斯发展了的理论中找到很多此后概率论成熟与改变的根源。
20世纪以来，概率论逐渐渗入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它愈来愈成为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在概率论发展历史上，18、19世纪之交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具有特殊的地位。
拉普拉斯在他的纯粹与应用数学的众多严格的学术著作之外，还出版了为普通读者写的两篇通俗文章，《关于概率的哲学随笔》就是其中的一篇，它构成了《拉普拉斯全集》第7卷中的巨著《概率的分析理论》的引言。

本书是雅各布·克莱因去世后整理出版的一本文集，原名为《雅各布·克莱因演讲与论文集》（Jacob Klein Lectures and Essays）。该书最能体现他全面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克莱因广博的学识以及对根本问题的深刻洞察和把握，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思路和风格非常值得广大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者借鉴。书中近一半的内容与科学史有关，大都结合希腊数学及其形而上学背景，彻底回溯近代自然数学化观念发生的必要条件——古代数学的符号化以及整个近代形而上学体系发生的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