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日本研究丛书：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是一本关于近代日中关系研究的比较厚实的学术著作，通俗易懂、观点客观中允，是一个有良心的日本学者的著作。

自从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八年抗战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导致此项蜕变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立即和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1937-1941年间，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这些都是本书着力要探讨并希望解决的问题。

Prior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West occupied an anomalous space in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populated by untamable barbarians and unearthly immortals. First-hand accounts and correspondence from Qing envoys and diplomats to Europe unraveled that perception. In this path-breaking study, Jenny Huangfu Day interweaves the history of Qing legation-building with the personal stories of China's first official travelers, envoys and diplomats to Europe. She explores how diplomat-travelers navigated the conceptual and physical space of a land virtually unmapped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nd created a new information order. This study reveals the fluidity, heterogeneity, and ambivalence of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layers of tension between think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about the West. By integrating diplomat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with literary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Day offers a fundamentally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Qing's engagement with the West.

本书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媒介与权力关系的变迁，并通过此种变迁来审视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信仰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的观念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本书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与文明发生巨大变革的因素，除了既往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国家外患和政治变革等显著的“历史事件”外，尚有隐现在这些“事件”的历史深处，引发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想结构变革的媒介。

< 星轺指掌>是晚清刊印的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外交制度的国际法译作,影响深远.但关于它的外文原书及其作者情况,中文版最早刊行年代,以及对当时中国外交事务究竟有何作用等,还不甚清楚.以中、英、法文材料经考证而知,翻译时依据的外文原书为德国查尔斯·马顿斯所著法文版<外交指南>,中文版最早刊行于1876年,由同文馆学员联芳、庆常翻译初稿,贵荣、杜法孟稍加润色,最后经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校核定稿.此书首次将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包括国际关系准则,各国外交机构、使臣、礼仪规范等,还介绍了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无庸讳言,其中有宣扬领事裁判权的消极内容, 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填补了晚清国际法及外交学著作的空白,许多内容对当时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特别是在派遣驻外使臣、处理外交事务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先进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开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代日本の政治学的思想的学知は，戦間期の国際主義と帝国主義の狭間で，多様な国際規範論や広域秩序論を紡いできた．諸学者の国際秩序論の形成過程を，同時代の内外の学知との思想連鎖として捉え，国際政治学―植民地政策学―国際関係論の系譜をたどる．そこから今日の市民社会論や国際的社会連帯論が導かれる．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全书共分7个章节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本书开始动笔于1987年。当时里根政府还有一年即将期满，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方针，美苏关系开始出现新的缓和，国际局势预示教特有重大变化。在这个时候回顾、总结一下美国战后40多年的外交当是很有意义的。
本课题列入“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当时计划2—3年完稿，大约1991一—1992年可以
出书；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如期完成，直至1993年初书稿才最后杀青。而在此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剧变，刚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本书也就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从一种角度叙述的“冷战史”，这是编者所始料不及的。
美国在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其外交涉及全球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风吹草动都或多或少与它有关。因此，这样一部书的规模之宏大、头绪之繁多远超过其他一国的外交史，自不待言。另外，虽是“史”，却又是当代之事，凡关心时事者对许
多事都多少有所了解。本书作为学术性专著理应向读者、特别是专业性读者，提供一些超过常识范围的资料和深层次的行景，使读者对重大事件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在有限的篇幅内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如果放开写，每一章都可写成一本书。因此在统稿过程中详略颇费斟酌，许多有趣的细节，详尽的分析，只俘商诸作者割爱。即使如此，篇幅已经超过原出版计划，只能分成两册。
本书是史，不是论，主要着眼于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不过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一般说来，每一件事都力求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过程、各派意见及其论据，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态度等等加以说明。取材尽可能广义，
立论尽可能客观。毋庸讳言，由于美国完备的档案解密制度和大量的出版物，本书绝大多数资料来源干美国文献和书刊。除利用国内能见到的之外，课题组专门派霍世亮到美国收集几个总统图书馆档案及其他原始资料。
同时，为了避免片面性，扩大视角，资中筠还曾到英国和法国查阅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并采访一系列英、法政界人物和学者，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当然，当时还没有可能到苏联去查阅档案。赴美之行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赴英、法之行则属社会科学院与两国的交流项目，得到英国文化协会和法国外交部文化司的协助，特此致谢。

纵观近三百年的历史，从现代国家制度之父红衣主教黎塞留，到罗斯福、斯大林；从德国的统一、德国的两次战败，到战后冷战的开始与结束；这本由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的《大外交(修订版)》旁征博引地论述了权利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
亨利·基辛格凭借其致力于国际事务的经验，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及智慧幽默的文笔，描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大外交(修订版)》是一部了解近现代世界史的必读之作。

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外交官”是一个研究薄弱的群体，本书的研究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基础。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
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
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卖国”竟有难言之隐？
一战后，段祺瑞怎样从众望所归沦为众矢之的？
当民众舆论绑架外交决策时，会出现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为什么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到后来却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
为什么说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
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吴佩孚怎样实现了华丽转身？
巴黎和会紧要决策时刻，为何外交总长陆徵祥擅离职守出走瑞士？
为什么张勋复辟时主张公然推翻民国的康有为，五四时却以民国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
一个警察总监，为何竟能架空国务总理？
…………

汇集了同治时期清政府对外交涉及有关洋务运动的史料,是研究近代对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验收结果为优秀。本书所谓“交聘”包括各个国家、民族或其它政治实体之间的交往三个层次，即中国中央王朝与外国、边族或其它政治实体的和平友好交往，与其对立面——战争共同构成国家对外部关系的两手。汉代形成并确立起一整套“交聘”体制，成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日后诸王朝所取法，这种体制在其后的帝制时代延续演变，直至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之际方为传入之近代欧美政治制度所取代。“交聘”为中国历史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为东亚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为东亚和世界诸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形成起了积极作用。“交聘”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其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汉代交聘体制的著作，本书弥补了这一不足。本书在学术界首次构建了汉代“交聘”体制研究框架，而这与历史上汉代的相关制度又相契合，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汉代的交聘情形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