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套装上下册)通过冉阿让等人的悲惨遭遇以及冉阿让被卞福汝主教感化后一系列令人感动的事迹，深刻揭露和批判了19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本质及其罪恶现象，对穷苦人民在封建重压下所遭受的剥削欺诈和残酷迫害表示了悲悯和同情。

本书为北岳文艺出版社所刊印的《英国散文精选》（1996）的重印本。重印的目的出于以下考虑：据我们所知，该书自发行以来即深受国内外（包括港台地区）读者的广泛欢迎，但由于当年印数过少，且又迄未重印，目前书市久已绝迹，致使购书者每每废然而返。有鉴于此，我社决定重刊此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并使此优秀译本得以再获新生。
至于此书特色，我们认为至少有五：一，本书涵盖面较广，入选作家亦多，从时间上说则不下三百余年，内容可谓丰富；二，译文特重视各原作者风格的再现与传达；三，译笔堪称审慎精练，隽美考究；四，注释亦颇认真负责，剀切详明；五，书前导言与各篇篇首的风格解析对英国散文发展的源流、趋向与各家风格的特点等均有较扼要的说明，从中不难窥见该国散文自成长至全盛的一个总的发展轨迹与概貌。

* 古典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古代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完整记录与分析。
* 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学者徐松岩教授全新翻译详注本
* 新增注释1500余条，校订正文近2000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巨著，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倾注毕生心力写就巨著。全书按编年体记事，共8卷。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并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身也是第一次被科学地、历史学地记录下来的史实。修昔底德的记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中延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修昔底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此外，修昔底德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为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学者徐松岩教授所译新版。他为翻译本书倾力十二载，钻研了近三十年来有关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大量研究成果。此次新版，增加注释1500余条，校对正文近2000处，成为汇聚英语世界研究精华的上佳译本。
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最为优秀者，而且他已被传统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
——狄奥尼修斯
修昔底德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托马斯•霍布斯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大卫•休谟

本书共收录了艾略特在1919年至1936年期间18篇评论文章和演讲稿。凭借其深厚的文学蕴涵和冷静敏锐的洞察力，这名出色的批评家对英国文学史上具有时代重要性的代表诗人进行了承前启后的审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手法的独到见解。

今天，象征着某种国际正义的“人权”正为无数理想主义者们所青睐。它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更美好的人道主义社会的图景。尽管人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植根于历史与文化深处的普适价值，塞缪尔·莫恩却指出，这一激发了诸多社会运动的理念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为人熟知的。在《最后的乌托邦》这部颇具开创性的作品中，莫恩试图阐明人权观念如何登上历史舞台这一问题，并对人权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不确定的未来做出了有益的追问。
对一些人来说，人权的理念必需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或至少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抑或二战后问世的《世界人权宣言》。然而，在重新审视了充满戏剧色彩的人类道德史之后，《最后的乌托邦》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人权是在1968年之后才开始作为正义的诉求对民众产生影响的。无论是在东欧还是西欧，北美抑或拉美，作为某种社会行动主义与政治辞令的人权，在短短几年内便穿过联合国的走廊来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莫恩认为，正是在早期政治乌托邦的幻灭之后，人权才得以实现其当下的成就。当国际法逐渐代替人民斗争和流血冲突之时，个体权利的道德观也将取代政治幻想。但是，当“人权”超越人类希望的标语而进入充满纷争的政治议程时，我们必须持有更为警惕和审慎的态度。

The Tony Award—winning play that soar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cience and art, Copenhagen is an explosive re-imagining of the mysterious wartime meeting between two Nobel laureates to discuss the atomic bomb.
In 1941 the German physicist Werner Heisenberg made a clandestine trip to Copenhagen to see his Danish counterpart and friend Niels Bohr. Their work together on quantum mechanics and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had revolutionized atomic physics. But now the world had changed and the two men were on opposite sides in a world war. Why Heisenberg went to Copenhagen and what he wanted to say to Bohr are questions that have vexed historians ever since. In Michael Frayn’s ambitious, fiercely intelligent, and daring new play Heisenberg and Bohr meet once again to discuss the intricacies of physics and to ponder the metaphysical—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 motivation.

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总趋势，那就是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本身和对作品的接受为中心，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步步紧逼地否定。批评家的目光从作者的社会背景、身世缩小到作品，从作品整体缩小到作品的语言文字，从阅读的作品缩小到作品的阅读，以至于研究阅读而抛开作品，使批评本身成为一种创作。
二十世纪文论不再那么看重诗人英雄的创作，却强调批评的独立性，乃至宣告作品与作者无关，作品的意义需借助读者（即批评家）才能显示出来。
大致说来，现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亦即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这样几个阶段。
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形式主义特征，即文学性。英美的新批评派也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背景、作者身世这类“外在”因素，而应集中注意作品的本文（text）和肌质（texture），也就是作品的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
在战后十年间，新批评成为英美文论的主流和正统，新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细读”取得出色的成果，直到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兴起之后，才失去原来的声势。
新批评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就难免忽略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结构主义超越新批评也正在这些方面。
结构主义把每部作品看成文学总体的一个局部，透过各作品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文学的结构。
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批评影响极大，批评家把具体作品看成文学的言语，透过它去探索文学总体的语言，于是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批评家的兴趣转移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类型作品的共同规律。结构主义文评对体裁研究贡献不小，普洛普研究童话，列维—施特劳斯研究神话，为结构主义文评奠定了基础，在叙述体文学的研究中成绩尤为显著。结构主义文论家都把语言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学，去研究文学的规律，甚至直接说文学的“语法”。
结构主义文评往往把同一类的许多作品归纳简化成几条原理。
托多洛夫就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法”，实际上就是思维或认识的普遍规律，掌握了这“普遍的语法”，也就把握住了“世界的机构本身”。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来，有人对遵照语言学的榜样遍寻隐藏在作品本文下面的结构表示怀疑。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曾经出色地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理论加以发挥，把它应用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后来放弃了在作品本文的符号下面去寻找总的结构这种努力，而强调每部作品本身的特点和符号本身的魅力。巴尔特要读者不要理会作品文字下面有什么意义，而在阅读过程中创造意义，去享受作品文字提供给他的快乐。雅克·德里达认为，并没有一个超然于作品之外的结构决定作品的终极意义，写作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而不是指事称物、开向现实世界的窗户。
后结构主义不是回到英美新批评那种对本文的解释，因为它把文学作品视为符号的游戏，批评是参加这样的游戏，而不是去给作品以解释，找出一个固定的意义。批评家现在留意的是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本身，而不是最后得出的结果，这就和德国文论中对文学阐释和接受问题的研究汇合起来，形成当前西方文论中一股声势浩大的新潮流。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有几个特点是很突出的。一个是注重形式：……都把分析作品本文当成批评的主要任务或出发点，而不是把作品看成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历史、现实、思想、感情或者叫着内容的任何东西。另一个是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影响，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关系，都是显著的例子。

《存在与时间》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1926年写就，翌年出版。它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不仅影响了此后多种重要哲学流派和重要哲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社会学、神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种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把柏拉图著作当成戏剧来读，不仅不是时下人们所欣赏的、别出心裁的“创造性背叛”，而恰恰是一种对柏拉图本身的回归。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征出发去理解柏拉图，既是文本自身构成的要求，也更是进入柏拉图丰富而多元话语系统的前提。既然生活本身不可以一言以蔽之，那么，柏拉图用戏剧而不是用论文来表达自身，也就正是为了更全面、更活生生地呈现问题并提出问题，让大部分人仅仅满足表层生动的故事，让细心而智慧的读者既领悟其中的“微言”也不忽视其“大义“。

《人·岁月·生活》共六部，从1960年起在苏联《新世界》月刊上连载，后经作者增删修改，收入苏联作家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九卷本《爱伦堡文集》的第八、九两卷。这部作品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者的自传，另一部分是作者对同时代人的回忆。这个节译本就是译者选择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对五十一个同时代人的回忆编译的。

大家手中的这本《神秘的宇宙》（英文原名cosMos）是世界天文科普史上最为成功的著作之一。也许单纯地用“科普读物”这个词已经不能准确地形容这本书。作者在书中通过诸多不同领域的史料不仅对天文学中最为本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同时也特别地对人类本身的问题进行了涉及和讨论。天文所推崇和培养的精神包括对教科书和其他书本内容的质疑态度，以及对于教师和专家所言的质疑态度。《神秘的宇宙》出版至今，天文学又取得了极大的进展。通过天文观测，目前我们已经在相当精确的程度上知道了宇宙的年龄，并且得到了诸如宇宙中可见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精确的比例等信息。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三个不同的天文学家小组公布了直接拍到的太阳系外行星系统的图像。

这是一部风格独特、饶有趣味的科学随笔集。作者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是有着“通才”之誉的世界科普巨匠和科幻小说大师。
对科学的本质洞察入微，对事物的理解准确深刻，同时辅以广阔的背景、缜密的推理、生动的叙述——这构成了“阿西莫夫文体”独特的逻辑美。在本书中，作者以其非凡的阐释能力，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奥的科学知识与复杂的社会话题，一经他的生花妙笔点缀，读来便毫无生硬之感，更添余韵无穷之妙。
相信您在感悟美妙的“阿西莫夫文体”的同时，更能得到许多知识、智慧和启迪，还有理性思考的乐趣。

本书壮观、刺激。作者的力作，以今探古，以今日之知识、今日之科学，探索世界之根源。热情洋溢的内容、诗情画意的叙述，探幽索隐、高层建瓴。一书在手，赏心悦目。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骑马出城，走上北方的道路，那是蛮荒之地的方向，但当他们还未完全消失在城市的视线之外，他们便悲剧性地调转坐骑的头，前往西边，痴迷地、沉醉地骑向那西天的晚红，骑向傍晚的土地和远方日落中的喧嚣……
霍尔顿法官是一个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伊阿古有相似文学价值的凶徒和恶魔，在麦卡锡笔下暴力描绘已变成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技能，一种可与梅尔维尔和福克纳一较高低的艺术技能。在我看来，《血色子午线》应该是美国真正的末世预言小说。——哈罗德?布卢姆
麦卡锡先生明示我们去见证邪恶不是为了去理解邪恶，而是为了去证实其不可解释的现实存在，他精巧的语言将现实与超现实链接在一起，震动得我们无法再安然于现状。——凯林?詹姆斯（《纽约时报》书评人）
大体说来，小说的情节是一个人的历程，盗用书中原话表达，就是没完没了的“他继续骑行”。主人公无名无姓，大字不识，全书在其不同年龄段分别称其为“孩子（the child）”、“少年（the kid）”和“男人（the man）”。故事重心是主人公少年时的经历。他生来丧母，十四岁时离家游荡，常与人打架斗殴。后来被拉去加入美国的军事阻挠队伍，前往墨西哥，出师不久，便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致命打击。而后因为偶然，他又加入受雇于奇瓦瓦州州长的头皮猎人队伍。该队伍由罪犯、老兵和印第安人组成，头目是美墨战争老兵格兰顿，而实际的灵魂人物是霍尔顿法官。在此二人的带领下，队伍与奇瓦瓦州州长达成协议，专门不加区分地屠杀各种印第安人（包括好战的阿帕契人和热爱和平的踢格人等）和墨西哥人，以遇害者的头皮为收据换取黄金。队伍在墨西哥境内四处游荡、大肆屠杀，老幼妇孺均不放过。最后协议终止，队伍在占领尤马渡口期间，遭到曾加害过的尤马人的报复，几乎全军覆没，成员或死或逃，少年逃脱后也离开队伍。小说的主要情节便是他们在荒漠、村庄、山间、城镇的各种暴行。小说最后跨越到二十八年后，已成为男人的主人公在格里芬的蜂巢酒馆遭遇法官，被其杀害，队伍成员至此全部牺牲，而小说也在法官的舞蹈中结束。

为了不忘却悲惨的过去，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为无辜牺牲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利季娅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局并不希望人民记住过去……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于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娅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多亏我们报刊只有一张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利季娅决心捍卫记忆，与谎言斗争。不再允许别人铲除对被迫害人的真实回忆，宁肯不发表，宁肯得罪人，也决不妥协。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基辛格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本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观念的缩影，特里林采用了一条更宽广的途径——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来应对当时的新批评主流。通过这些不同凡响的文章，特里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批评家形象：他充满哲学动机而尊重文本，对历史敏感而不受其束缚，受艺术的熏陶而并不崇拜它，尊 崇思想而怀疑理论。本书汇集了特里林从1938年到1975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二篇文章，多数已作为经典被大量引用，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