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2版)》严谨、规范、高质量的研究方法指南——《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2版)》立足于思维方式、理论构建以及管理研究的全过程，介绍了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的各种实证方法，并在附录中给出了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论的经典文献。《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2版)》上一版被当当网评为终身五星级图书，本版新增了“质化研究及其数据分析”、“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以及“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等章节，对研究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1978-1979年的演讲。本书分析了市民社会相对于社会治理的多重角色，它既相对自主，同时又是治理干预的对象。由此，市民社会决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自由治理的相关物。

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总趋势，那就是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本身和对作品的接受为中心，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步步紧逼地否定。批评家的目光从作者的社会背景、身世缩小到作品，从作品整体缩小到作品的语言文字，从阅读的作品缩小到作品的阅读，以至于研究阅读而抛开作品，使批评本身成为一种创作。
二十世纪文论不再那么看重诗人英雄的创作，却强调批评的独立性，乃至宣告作品与作者无关，作品的意义需借助读者（即批评家）才能显示出来。
大致说来，现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亦即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这样几个阶段。
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形式主义特征，即文学性。英美的新批评派也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背景、作者身世这类“外在”因素，而应集中注意作品的本文（text）和肌质（texture），也就是作品的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
在战后十年间，新批评成为英美文论的主流和正统，新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细读”取得出色的成果，直到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兴起之后，才失去原来的声势。
新批评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就难免忽略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结构主义超越新批评也正在这些方面。
结构主义把每部作品看成文学总体的一个局部，透过各作品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文学的结构。
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批评影响极大，批评家把具体作品看成文学的言语，透过它去探索文学总体的语言，于是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批评家的兴趣转移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类型作品的共同规律。结构主义文评对体裁研究贡献不小，普洛普研究童话，列维—施特劳斯研究神话，为结构主义文评奠定了基础，在叙述体文学的研究中成绩尤为显著。结构主义文论家都把语言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学，去研究文学的规律，甚至直接说文学的“语法”。
结构主义文评往往把同一类的许多作品归纳简化成几条原理。
托多洛夫就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法”，实际上就是思维或认识的普遍规律，掌握了这“普遍的语法”，也就把握住了“世界的机构本身”。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来，有人对遵照语言学的榜样遍寻隐藏在作品本文下面的结构表示怀疑。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曾经出色地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理论加以发挥，把它应用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后来放弃了在作品本文的符号下面去寻找总的结构这种努力，而强调每部作品本身的特点和符号本身的魅力。巴尔特要读者不要理会作品文字下面有什么意义，而在阅读过程中创造意义，去享受作品文字提供给他的快乐。雅克·德里达认为，并没有一个超然于作品之外的结构决定作品的终极意义，写作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而不是指事称物、开向现实世界的窗户。
后结构主义不是回到英美新批评那种对本文的解释，因为它把文学作品视为符号的游戏，批评是参加这样的游戏，而不是去给作品以解释，找出一个固定的意义。批评家现在留意的是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本身，而不是最后得出的结果，这就和德国文论中对文学阐释和接受问题的研究汇合起来，形成当前西方文论中一股声势浩大的新潮流。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有几个特点是很突出的。一个是注重形式：……都把分析作品本文当成批评的主要任务或出发点，而不是把作品看成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历史、现实、思想、感情或者叫着内容的任何东西。另一个是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影响，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关系，都是显著的例子。

本书为陈省身先生的作品集。其思想性、历史性都能给作者以启迪。本书内容包括：嘉兴，我的故乡、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天津度过的、联大六年、致梅贻琦校长的信、中央研究院三年等等，阅读本书可以让读者体验到作者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了解那段过去的历史……

In the Fifth Edition, authors Dave Nelson and Mike Cox combine the best of the laboratory and best of the classroom, introducing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s while communicating basic principles through a variety of new learning tools—from new in-text worked examples and data analysis problems to the breakthrough eBook, which seamlessly integrates the complete text and its media components.

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子来说，本书几乎是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门的途径。举凡古籍、石刻、简帛、文书、图像以及今人论著、刊物都有它们的翻检之道，而对版本与校勘的把握、考古新发现的追踪，则有利于学识的积累和更新。更进一步的学术论文写作也有它的一定之规，容不得半点虚假和取巧。学术素养就是在这样持之以恒的训练中养成的。

梁思成，中国“第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中国建筑史》，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公正权威的中国建筑史。阐明中国建筑的特征，对每一时期的现存建筑实物逐一剖析：木构、砖石、桥梁、牌坊、宫殿、苑囿、寺庙坛观、陵墓、住宅，参阅古代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解说每个建筑形制的特征及传承关系。整体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明晰中国建筑史分期：上古、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清末及民国以后。讲解各个系统建筑自身之优劣，解析他时他民族与我之异同。这部《中国建筑史》完成于1944年，当时却没有出版条件。50年代初虽要出版，但梁思成先生考虑要审读修订，未能出版。此后的政治运动、批判以及繁重的社会工作，使得梁思成先生始终没能再作详细修改。本次增补版所增补的图片，均为当年先生亲手拍摄，尤为珍贵。

共五卷。目前最全面的严复文集。

石田一良为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文化史家，日本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
本书是作者总结其治史实践而形成的理论结晶。融初评研究与抽象思辨于一体，创立了系统的文化史学理论。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对历史、文化史学的独特理解，论述了文化史学与传统史学、特殊史学的关系，阐释了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并以两个研究实例，具体昭示了如何以其理论进行研究。

本书共选择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四种名著。

侯仁之文集之第二卷。侯仁之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精选了他在建国以后所撰写的三十八篇作品，分为四个主题编排：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环境变迁、地理学史、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这些文字反映了作者在筚路蓝缕中的辛勤耕耘，在躬亲践行中的深思卓识。

在一个所相信的东西与现实相当冲突的时代，陈嘉映学会去思考。因为思考走上了刨根问底的道路，于是他成了中国现象学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现象学、关于语言哲学，关于感觉分析，这些文章在在体现了作者对于西方二十世纪哲学的淹博。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是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可能。
作者通过与东西方精神史上的哲人、诗人的个体相遇和对话，其实质在于：从中国人的立场，讨论承担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不同的价值和道路之可能。
作者从拯救与逍遥这两个维度向我们描述了：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持者——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而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地热爱生活。在无情的谎言世界里，也许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在绝望与希望之间，作者选择了绝望。

柏拉图的四本书，《普罗塔戈拉》、《会饮》、《蒲法伊德若》（旧译《斐德若》）和《蒲法伊东》（旧译《斐多》）。但它们不是近期阅读的枕边书，而是多年来的枕边书。我重新翻译了这四部书，以《柏拉图四书》为题出版。我分别绎读这四部书，总题“柏拉图四书绎读”，分别题为《民主与教化》、《民主与爱欲》、《民主与修辞》……——刘小枫

这里所关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从定义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术语，而只是一些用来进行描述和对比的手段，它们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人析状况而从每一个个别情况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
胡塞尔始终是一个描述性的哲学家，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使在他思想发而展的后期，当胡塞尔偏重于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并因此而或多或少地进行解释性的操作时，他的总体研究风格也仍然只能用来描述来概括。而描述-尤其是现象学的描述-具体有两方面的依赖性：一方面是它对直观的依赖性：它仅仅描述在直观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试图对非直观的背景因素做因果的解释或思辩的揣，另一方面，描述必须依赖于语词概念：在直观中所看到的图像越是丰富，对它们的描述所需要的词汇也就是繁多。胡塞尔因此在他一生的操学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现有哲学术语，并且自己同时还生造了众多的专用词汇供作描述用。很可能在哲学史上没有另一个哲学家会像胡塞尔那样需要诉诸于如此之多的概念表述。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每个想学点胡塞尔现象学的人都应首先完全理解其哲学概念。
胡塞尔现象学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汉语学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随着胡塞尔现象学文献的大量翻译和出版，现象学概念的中文译名问题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胡塞尔的严格描述性理想偏偏又使他或挪用或生造了数目繁多的名词术语，这就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译名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胡塞尔的同一个概念被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文名称，如“先验的”和“超验的”源于同一个概念“transzendental”，“透视变形”和“射映”译自“Abschattung”，“当下拥有”、“呈现”、“现前化”和“当前化”其实都指“Gegenwaertigung”，等等不一而足；其二，看似相近却具有本质差异的概念只有一个中文译名，例如“original”和“originaer”涵义不同，却同被译为“原本”，“Aktualitaet”和“Wirklichkeit”被笼统译作“现实性”，“urspruenglich”、“primordial”和“primaer”被平均化为“原初的”等等(若单纯根据语言词典的释义，上面的译名并不算错)。
这一问题不仅让初入现象学之门的人容易误入歧途，而且给现象学在汉语言空间内的探讨和交流带来重重困难，不止如此，这一问题还影响到应用现象学的健康发展，现在已有学者尝试把传统文化和现、当代历史置于现象学视域之中进行观照，但这一视域中的“路标”却依然模棱两可！在这样的时候，倪梁康先生的著作《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以下简称《通释》)的出版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研究戊戌变法，康有为的自传《我史》是一本必读的书。 康有为的《我史》生前并没有发表，上世纪50年代更名《康南海自编年谱》出版，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引用率极高；但自上世纪70年代被指出多处说谎。结果造成了当今学术界自困的境地：知情者不敢用，不知情者还在随便乱用。本书即为作者对《我史》所作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是厘定史实与谎言，让读者对这部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献，可以放心使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无论是那些历经周折、迷途知返者，还是那些得到过高人指点、不费吹灰之力即大踏步登堂入室者，都非常清楚找到门径的重要性。这个门径就是读经典文献，读最少但确实是最重要最有用的文献。
帮助读者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阅读量、最可靠的方式，准确地掌握学科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文献选读”的宗旨。
本书从经济学的性质与方法，经济运行的一般机理，知识、信息和经济行为，产权与激励，收益递增与经济变迁，经济学的边界及发展趋势展望等六个关系经济学演进命脉的方面出发，选取了经济学中20余篇必读的基础文献，以为读者提供通向经济学堂奥的台阶。

《西方文论关键词》以一词一文的形式对西方文学及文化批评理论当中的关键用语和时新词汇予以明确阐释，共收录论文83篇，均提供简明扼要的概念解说和背景介绍，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了仔细的梳理辨析，且力求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

《国故论衡疏证》是《国故论衡》的疏注，《国故论衡》是一部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的概论性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声音，根据声音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共十一篇。中卷论文学，第一次提出文学界说，认为（有文字著於书帛）者均屬（文）的范围；並论及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共七篇。下卷论诸子学说，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尤重道家。共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