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cticing Scripture is an original and detailed history of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religious movement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or Wuweijiao, from its beginnings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Zhejiang to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 communist repression dealt it a crippling blow. Uncovering important data on it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arend ter Haar paints a wholly new picture of the group, which, despite its Daoist-sounding name, was a deeply devout lay Buddhist movement whose adherents rejected the worship of statues and ancestors while venerating the writings of Patriarch Luo (fl.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a soldier-turned-lay-Buddhist. The texts,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known as the Five Books in Six Volumes, mix personal experiences, religious views, and a wealth of quotation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Ter Haar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was not messianic or millenarian in orientation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 new religious groups and networks traditionally labelled as White Lotus Teachings. It combined Chan and Pure Land practices with a strong self-identity and vegetarianism and actively insisted on the right of free practice.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created a foundation myth in which Ming (1368–1644) emperor Zhengde bestowed the right upon their mythical forefather. In addition, they produced an imperial proclamation whereby Emperor Kangxi of the Qing (1645–1911) granted the group similar privileges.
Thanks to its expert handling of a great number and variety of extant sources, Practicing Scripture depicts one of the few lay mov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n some depth, both in terms of its religious content and history and its social environment. The work will be welcomed by China specialists in religious and Buddhist studies and social history.

《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从范畴与观念发展演化史的角度，考察了人类迄今几乎一切高级文明形式有关各自宗教生活的名称、指涉、术语、范畴、观念与自我理解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作者指出要真正描述和理解在人类宗教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就应当放弃使用不论是一般意义上还是个体意义上的“宗教”这一概念，而代之以“累积的传统”与“个人的信仰”这两上独立的概念。

認識日本神話與信仰必備書籍！
擁有本書就能成為「日本神社通」！
神社自古以來便與日本人的生活、年中行事息息相關，可說是日本人心靈的歸宿。
日本諸神又有「八百萬神」的別稱，擁有各式各樣豐富精彩的神話傳說，本書透過這些神話傳說，簡單明瞭地說明全國各大神社祭祀的神明及其典故由來，也能從中窺探傳統日本神道教的發展與諸神信仰。除此之外，書中介紹日本神社的院落配置與建築樣式，領會傳統日式建築與庭園之美，也同時介紹至神社中參拜時必須遵守的順序與規則。

《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首都师范大学藏学研究中心谢继胜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历时十年撰写。全书120万字，700余张图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从7世纪至18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的瑰丽画卷。书中个案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许多是学界论述不深或尚未关注的问题，如藏传佛教造像的正确辨识，题记、铭文的解读，文物遗址的考察报告等，从而更彰显了该书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
该书获得著名学者专家的高度评价，被称为目前我国第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藏传佛教艺术通史性著作，不仅填补了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代表了中国学者在此研究领域目前企及的最高水准，即使在国际西藏艺术研究领域也属高水平之作。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释经学的必要性、释经的历史、近期对释经的文学与社会科学取向、正典与译本、释经者、释经的目标等。

阿兰•巴丢将西方思想史上几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称作“反哲学家”，他们是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恺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和拉康，由此构成了巴丢的反哲学家系列。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的姊妹篇，是对圣保罗的专题研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巴丢从哲学而非宗教的角度，严格立足于保罗的文本，深入探析了保罗对于达成人类间的普遍关联的重要思想贡献；从对保罗生平与学说的独特阐释中，为我们挖掘了一个作为诗人思想家、斗士和反哲学家的圣保罗的新形象。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基督教研究来看，本书都不失为一部发人深省的开创性哲学著作。
本书最好和《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起阅读，因为它们同属于阿兰•巴丢“反哲学家”这一理念的开拓性成果，很多概念可以相互参照。较之《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本书写得更富激情和现实意义。巴丢丝毫不掩饰对圣保罗的赞誉与崇敬，并用文本的力量向我们佐证了这份崇仰的坚实基础。经过巴丢的解读，保罗书信的多层意义得以彰显。读者可以通过此书加深甚或改变对圣保罗、《圣经》文本、哲学乃至信仰的认识。

西方的鑄字印刷術東傳，不僅全面取代中國木刻印書傳統，
更深刻地影響百餘年來的書籍文化。
直至十九世紀為止，中國人主要以木刻印書已久。這項千年以來中國圖書文化的重要特徵與技術基礎，卻在十九世紀遭遇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並在同一個世紀末被普遍地取而代之，進一步引發了中國圖書文化的連串變動。
本書內容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1807年來華至1873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出版的精細之作，也在印刷出版史、中外關係史、文化交流史與漢學史等研究領域深具意義與貢獻。
本書作者根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從縮微膠捲奮力抄錄了幾十萬字左右的書信內容，透過對大量英、美傳教檔案之爬梳，發掘許多為人所不知曉的印刷所的歷史、印工故事，探討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對相關近人研究，多所採納更正。在大量傳教檔案資料中重構史事，發為文字，殊為不易，然全書卻見敘述嚴謹、井然有序。透由本書可以瞭解中國圖書生產技術轉變的過程和全景，勾勒出西方印刷術來華完整與清晰的一幅圖像。
印刷方式的改變不僅使中國圖書捨棄了本來「中式的外衣」，改穿起「西裝」，還進一步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各個環節都連帶轉變，深刻地影響了百餘年來的圖書文化。

《我的先人是萨满》内容包括：家族故事神、秘的萨满世界、神与人沟通的使者、萨满的神装与神具的特点、萨满的传奇故事、我亲历的萨满神事活动、萨满文化与鄂温克民族文化、萨满文化熏陶下的鄂温克人的生活等。

在一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何以知道基督教是惟一可信的宗教？上帝为何允许苦难发生？一位自称是爱的上帝为何会把人送到地狱去？教会是否要为诸多的不公义负责？科学是否已经否定了基督教？提摩太·凯勒借着文学、哲学、日常生活谈话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考，回答了怀疑基督教信仰的人甚或热心信徒常有的一些疑问，解释了为什么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是十分明智与合理的选择。本书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

《上帝的迷思》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生物学家兼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在继他的一系列科普大作后推出的又一力作。书中剖析了宗教的由来及对人类思想的禁锢和欺骗，作者认为“上帝假设”的集体非理性信仰不仅是严重背叛理智，而且导致了不宽容，压迫、固执、自大、虐待儿童、同性恋恐惧等现象，认为宗教是人类进化史的思想寄生虫。他大力提倡人们提升自我意识，亦即形成这样的意识，成为无神论者是一种现实的志向，并且是一种勇敢和值得离度赞赏的志向，从而最终成为一名幸福、安宁、有道德、充满理智的无神论者。

僧肇是我国佛学史上的一位著名的高僧，在历史上影响不小，并被后人誉之为我国的“解空第一人”。僧肇所处的东晋十六国时代，正是我国佛教的“始盛”时期，其是僧肇服膺鸠摩罗什所弦传的大乘中观佛学，撰写了我国佛学史上的名篇《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等佛学论文，从本体论与解说论两个方面系统而又深刻地阐说了大乘中观佛教哲学思想，并把印度佛学与我国的老庄玄学相结合了起来，不仅使我国佛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书所研究的是我国南宋时期的民间宗教。该书既是关于12、13世纪中国的民间宗教，又是关于当时普通民众对他们周围世事变迁的理解的一个研究。全书自始至终都关注着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社会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今后研究该问题的学者，肯定会对韩森的这一研究作出学术回应的。

本书是一部文化人类学专著。选取上海青浦金泽镇作为最主要的研究个案,作者李天纲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府、州、县、乡、镇等地方志,探究了江南地区官方儒学经典、祭典和民间地方祭祀系统之间的密切关联。〈金泽》主要观察关注和研究江南地区以祠祀为特征“民间宗教”的历史、发展和演化,作者经过细致的历时性考察,从中提炼出江南地区祭祀及民间信仰的共性,由此提出“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才是中国现代宗教的信仰之源”。书中还着重考察了中国民间祭祀和信仰系统的当代转型和改造进程,并探讨了这转型和改造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另外,在全书结尾处,作者简要探讨了研究民间祭祀、神衹和信仰的新方法与新路径等问题。

《先祖阔尔库特书》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成书的一部突厥语口头文学作品，是古代突厥乌古斯人最著名的英雄史诗。该书语言代表了古突厥语分化为4支后位居最西部的一支——乌古斯语组中世纪的状况。现代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等认为这部史诗式他们的文化遗产，同为乌古斯人后裔的中国撒拉族，而且是该史诗中最重要英雄主人公撒鲁尔部后代的撒拉族自然也应该是这部史诗的继承者。元朝初期，撒拉族祖先从中亚迁徙至甘青边界的循化，基本断绝了与中亚地区的各种联系，伴随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密切，我们发现撒拉族与该史诗中的人物、风俗、社会现象有诸多惊人联系，《先祖阔尔库特书》也因此成为一部连接中国与中亚人民的史诗作品。

15世纪初，俄罗斯动荡时期。著名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安纳托里·索洛尼岑 Anatoli Solonitsyn饰）在大公的邀请下前往莫斯科为教堂作画，受到了贵族式的服务与对待。然而，卢布廖夫却身处在一个饱受鞑靼人铁蹄践踏和充满灾难残杀的悲惨时代。目睹了黎民百姓在大公暴政下的水深火热，卢布廖夫毅然离开教堂返回修道院。不久，卢布廖夫被迫再度回到莫斯科进行圣像创作。然而面对居民被无辜的残杀，教堂在战火中被无情的摧毁，卢布廖夫再次陷入艺术与现实巨大反差的质疑之中，拒绝继续作画。1423年，鞑靼人的军队终于被赶出俄罗斯的大地。在经历了炮火、鲜血的锤炼洗礼后的卢布廖夫，终于完成了传世名作《三位一体》的创作。
由苏联电影大师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执导的旷世史诗巨作《安德烈·卢布廖夫》，用塔式特有的诗化电影语言和如历史壁画一般的浓重画笔，呈现了15世纪俄罗斯著名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漂泊与抉择的一生。本片荣获1969年第22届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奖。

本书为《道教学译丛》之一。《周氏冥通记》为南朝梁代道士周子良与茅山诸神冥通的记录，该书既是中国古代稀有的梦的记录，亦是了解六朝时期茅山道教实态的基本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书作为《周氏冥通记》的研究著作，主要包括《周氏冥通记》原文、译文、注释、索引及国内外对《周氏冥通记》研究的最新成果等，其原文校勘精良，译文通俗易懂，注释资料翔实，更加增添了本书的资料价值与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