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符号是数学文献中用以表示数学概念、数学关系等的记号。本书研究了常见的200余个符号的来龙去脉，着重探讨了常用的100多个符号的产生、发展历史。作者从卷帙浩繁的古算史书中进行考证，以史为据，自成体系，可读性强。
本书可供大、中学师生教学参考、课外阅读，也可供数学史、文化史爱好者阅读。

Amazon.co.uk Review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CIA funded not just the right-wing bits of European intellectual life but also the centre, in order to detach intellectuals from the Left, and this book tells us how. It is touching on the career of Michael Josselson, the principal intellectual bagman who in 1950 became the Congress' Administrative Secretary, and his eventual betrayal by various people like Stephen Spender who scapegoated him. Sanders demonstrates that, in the early days,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and the emergent CIA were less dominated by the far right than they later became, and that the idea of helping out progressive moderates--rather than being Machiavellian--actually appealed to the men at the top.
Many intellectuals were still drawn to Stalin's Russia. Saunders superbly traces the crisis of conscience that McCarthyism and its associated bookburning in US libraries caused, and the subsequent rise of more moderate ideals. Saunders does not discuss the way the cult of Kennedy grows out of the same soil as a lot of this stuff--he was an excuse to love America after all. This is an exhaustive account, which, despite neglecting some important side issues, is an essential book. --Roz Kaveney --This text refers to an out of print or unavailable edition of this title.
Synopsis
During the Cold War, writers and artists were faced with a huge challenge. In the Soviet world, they were expected to turn out works that glorified militancy, struggle and relentless optimism. In the We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was vaunted as liberal democracy's most cherished possession. But such freedom could carry a cost. This book documents the extraordinary energy of a secret campaign in which some of the most vocal exponents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the West were instruments - whether they knew it or not, whether they liked it or not - of America's secret service.

导论
第一篇 国际条约法关于国家主权与领土边界的通行准则概述
第一章 “条约必须遵守”——自古以来的国际法公约基础
第一节 古代国际条约的“诚信原则”
第二节 中古时期：由神权向世俗民族国家过渡的“条约信守”
第二章 近代“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第一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章 现代国际法公约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第一节 二战后国际关系大潮流
第二节 国际法及国际法公约的现代化
第三节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四节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第五节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
第四章 按照条约法划界的现代通行规则
第一节 现代划界通行规则
第二节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途径和中俄划界的典范意义
第三节 中苏关系回暖与第三轮国界谈判结果
第二篇 中世纪时期中俄东段国界之争
第一章 15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和俄国
第一节 17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
第二节 17世纪中叶以前的俄国
第三节 局部冲突与中俄通使通商关系
第二章 雅克萨战争、《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
第一节 雅克萨战争在所难免
第二节 双方谈判使团的组成情况
第三节 尼布楚谈判及签约
第四节 《尼布楚条约》后之边界立标情况
第五节 《尼布楚条约》之后续约章
第三章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两国边界及评价
第一节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边界管理
第二节 如何评价17-18世纪中俄条约
第三篇 19世纪下半叶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第一章 19世纪：一兴一衰对比中的两大邻国
第一节 衰落中的清廷中国
第二节 国势日隆的沙皇俄国
第二章 俄国为夺取黑龙江流域做了哪些准备
第一节 19世纪下半叶中俄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早有前因
第二节 穆拉维约夫等人的扩张活动
第三节 普提雅廷从海上强行闯关未果
第三章 1858年《瑷珲条约》与《天津条约》
第一节 黑龙江上的《瑗珲条约》
第二节 1858年《天津条约》
第四章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
第一节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前
第二节 1860年《北京条约》
第三节 “一条红线”之谜
第四节 1861年：胡涂勘界
第五节 值得载入史册的吴大■“勘界”
第五章 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的中俄东段领土主权
第一节 “借地筑路”与《中俄密约》
第二节 “四厘借款”与华俄道胜银行
第三节 强租旅顺和大连
第四节 八国联军侵华与中俄东部边界
第五节 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四次“密约”
第六章 中俄东段国界演变的原因分析
第一节 “康乾盛世”：从“强大”走向衰微
第二节 对18世纪历史条约的反思
第七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沙俄扩张与侵华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沙俄扩张政策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论19世纪下半期俄国侵占黑龙江流域
第三节 列宁论沙俄侵华
第四篇 十月革命后的中苏东段国界
第一章 苏俄两次《加拉罕对华宣言》与《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第一节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
第二节 《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
第三节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与《奉俄协定》
第四节 中国北洋政府与各界民众对苏俄政策的反应
第二章 “中东路战争”及黑瞎子岛(“抚远三角洲”)问题
第一节 1929年中东路战争的缘起
第二节 中东路战争的进程及结局
第三节 黑瞎子岛之被占
第三章 1931-1945年日本侵占我东北时期的边界问题
第一节 日本伪“满洲国”初期与中期之曰苏关系
第二节 苏“满”东部边界与“张鼓峰之战”
第三节 诺门坎事件与《日苏中立条约》
第四章 二战末期至新中国成立时东部边界与领土主权
第一节 《雅尔塔协定》
第二节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第五篇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国关系与边界问题
第一章 1950年初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中苏东部国界问题
第一节 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及签订新约简况
第二节 中苏东段国界遗留问题
第二章 中苏两国政府对待历史条约的立场
第一节 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第二节 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始创
第三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深远意义
第四节 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多国解决勘分国界的实践
第三章 俄国(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对历史条约多次变换态度
第一节 《尼布楚条约》后至18世纪沙俄对条约的态度变幻情况
第二节 19世纪：“强盗”被歌颂成“民族英雄”时期
第三节 短暂的“诚实史学”时期
第四节 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极度膨胀时期
第五节 当前情况：如何步入正轨
第四章 进入戈尔巴乔夫时期
第一节 最初释放的信息
第二节 中苏边界问题的关键
第三节 1991年中苏两国关于国界东段的协定
第四节 艰苦漫长的东段边界勘定工作
第五章 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及最终落实
第一节 政治智慧的结晶：《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第二节 结束语：友好乐观，备加珍惜
附录
一 苏共中央关于阐述中苏(俄)历史条约与国界的秘密指令，共四件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国界东段的协定》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五 季列耶夫在其新著中关于历史条约的某些观点
六 中俄国界东段演变及相关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智者面前有一頭真的大象，智者在大象面前蹲了下來。智者說：「這不是一隻大象。」過了一會兒，當大象轉身並開始笨重的移開，智者心中升起一股懷疑：是否有可能大象根本就沒有出現過？最後，當大象完全從智者的視線中消失，他往下看著大象遺留下來的足跡，很肯定的宣稱：「的確有一隻大象曾經在這裡出現過。」至少對我而言，人類學就是這樣：從大象留在我心裡的足跡，試圖去重構難以捉摸、相當虛無飄渺，而且至今已消失無影無蹤的大象。
……
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定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也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時而引發興趣、時而令人沮喪，既有益處又充滿樂趣。
——克利弗德．紀爾茲
紀爾茲的異想世界
紀爾茲，人類學一代宗師，如何回味自己精彩而豐富的學術人生？對於自己學門的徒子徒孫留下哪些忠告與建言？對於想一窺人類學奧秘的讀者又給予何種想像？《後事實追尋》這部迷人的作品，提供了回答上述問題的種種線索。
紀爾茲一生寫下數部學術經典（如《文化的詮釋》、《地方知識》、《工作與生活：作為作家的人類學家》），並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民族誌作品（如《爪哇的宗教》、《峇里島的親屬關係》、《摩洛哥社會的意義與秩序》）。但他學術巨人的身影及浩瀚淵博的學識，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免讓人望而生畏，所幸紀爾茲留下一張進入他異想世界的知識地圖——《後事實追尋》。後人按圖索驥將能發現經典民族誌的許多空白間隙，而地圖所載軼事、典故、趣聞更是賦予理論生命的重要血肉。
紀爾茲在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時，一方面不停追問什麼是人類學？什麼是田野工作？什麼是民族誌書寫？另一方面又深刻反省始終牽動著人類學事業的西方霸權，以及當代糾纏難解的現代性問題。在這本深具反思性的回憶錄中，紀爾茲以兩個國家為經、四個十年為緯，交織建構出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並娓娓道出慧黠而深邃的體悟洞見。追隨大師的足跡踏上旅程，我們終將發現：事實，在行路的終點。

Drop something in front of a two-year-old, and she's likely to pick it up for you. This is not a learned behavior, psychologist Michael Tomasello argues.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young children in experiments he himself has designed, Tomasello shows that children are naturally—and uniquely—cooperative. Put through similar experiments, for example, apes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work together and share, but choose not to.
As children grow, their almost reflexive desire to help—without expectation of reward—becomes shaped by culture. They become more aware of being a member of a group. Groups convey mutual expectations, and thus may either encourage or discourage altruism and collaboration. Either way, cooperation emerges as a distinctly human combination of innate and learned behavior.
In Why We Cooperate, Tomasello's studies of young children and great apes help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that very likely supported humans' earliest forms of complex collaboration and, ultimately, our unique forms of cultural organization, from the evolution of tolerance and trust to the creation of such group-level structures as cultural norms and institutions.
Scholars Carol Dweck, Joan Silk, Brian Skyrms, and Elizabeth Spelke respond to Tomasello's findings and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这是一部科学思想史著作，作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生动扼要地再现了美国20世纪创世论与进化论激烈之争的经过，乃至一些关键性案件，如“斯科普斯案”、“麦克里恩案”的细节；这又是一部关于科学划界问题的理论性著作，其特点是透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各种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对于科学的不同理解，以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意义。不管读者是否同意本书的论点，相信都能受益匪浅。
本书从分析美国新教徒的科学观与19世纪美国知识界对进化论的反应入手，首先探讨了美国创世论运动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其结论是，美国的反进化论运动不只是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表现，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愚昧无知者的反科学运动，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不同的科学观念或科学划界标准在特定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直接碰撞。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