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以来，哲学分裂为两大阵营：在英语世界盛行的分析传统和在欧洲大陆流行的欧陆传统。本书通过一个关键性事件考察了这一分裂的起源：1929年在瑞士达沃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争论。参加这一分水岭事件的还有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 作者解释了哲学分歧是如何与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海德格尔和卡尔纳普都将他们的哲学努力与个子的激进社会观相联系。卡尔纳普属于左派，海德格尔属于右派，而卡西尔则属于自由派的共和主义者。

在近代东亚世界里，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士人，不知凡几。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探其究竟，明其奥妙。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总可撼动挑拨观奇览胜者的心怀意念，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他们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

本书以回溯的方法探究近代历史哲学的形成。近代西方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近代历史学学论述与之相应，则是一个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该书的主题就可以说是解析西方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洛维特认为，作为历史思想的世俗化的现代历史主义并不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中世纪后期，对救赎历史的**目的持末世论圣经信仰的历史神学已有近代历史哲学的端倪。近代历史哲学的思想架构取自基督教历史神学，但颠倒了历史神学的历史道义论。洛维特的这种观点是要说明，二十世纪的众多政治事件及时世俗的，又具有神圣的特征，因为近代的世俗化历史观并非是纯此世性的，它寻求的历史中的道义具有超世性。

黄遵宪，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本书搜集黄遵宪著作力求完备。全书共收录集主著作150万字，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和专著六编。分别收录：诗1135首、词11首、曲赋2首、联语19对；文录55篇；函电226通；公牍64件；笔谈5种；专著为《日本国志》。书前有图16张；书后附录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5种。

《姚鼐与乾嘉学派》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改编的，全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姚鼐与戴震的初晤及其拜师见拒时间考、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乾隆帝学术宗尚的潜移、桐城文统的构建等方面的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美国革命是对英王暴政的反抗。而在这部发覆之作中，埃里克·纳尔逊却指出，“美国国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事实上将自己视为英国议会而非王权的反叛者，驱动他们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英国议会僭用了国王独有的专权。在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时，正是上述这些“王权派”投身于论战中，主张将极大的专权赋予行政首脑。而他们所取得的战果是，美国宪法赋予其总统的权力要比此前一百年间任何一个英国国王所能行使的权力还要大。

❀本书从多角度进行研究，采用了许多新文献资料，引领着中国佛教史研究前沿。
❀编辑推荐：
本书是龚隽与陈继东老师近十几年研究成果的汇总，从不同角度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诸多议题，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录的是龚隽、陈继东教授近十几年来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本专题以东亚近代佛教学术史和中国近代经史学的流变为经纬，分别从不同专题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之诸多议题。这些研究大都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并带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大往前一步。这些研究，无论是在新材料的发现、问题意识的开发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对于近代东亚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共计字数约40余万。
❀摘录试读
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与佛学的复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有清一代学术出现了回归原典的运动，被学者们称为“经学复盛时代”。清代经学经由汉宋兼融，一变为汉学独尊，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再变而为今文经学，主以经世致用。而今文经学的复兴，连带而引发了佛学研究上的兴味，特别是对佛典的研究，就依附在儒家经学的复兴运动中成为思想界之一伏流。晚清以来类型各异的佛教学术运动背后，都不难发现其与经学之间的密切互动，此为近代学术思想史及佛学史研究者不可不注意的问题。
嘉道时期，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家“多兼治佛学”,而以“微言大义”来加以诠解。晚清不少学人发现，经典仍然是中国思想价值的核心，他们从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中领悟到，现代性是可以从古典复兴开始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今文经学者贯经术政事于一，并借用佛教经术来饰论政治，“应用佛教”于焉而成为思想界的一种潮流。即使具有古文经学倾向的学人，如章太炎也不免受此流风影响，对佛典的研治并不倾向于在考证方面做拓展，而试图以此去建立起道德的“真界”。
到了民国，佛学之风转为精研学理，佛学经典之研究益趋丰富，汉学的方式曾一度流行于佛典的研究上。与传统治经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佛典研究不再是简单地回复到传统经学的形式当中，而是融合了近代新知。如传统汉学的治经重于文字训诂，而近代佛学治经则把西方佛典研究中之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治经学中；同时经史学关系的重大改变，也迫使佛典研究中的史学意识不断增强，论经不尚空疏,亦不局限于义理。学人们开始广刻唐人章疏，勤勘经典，异文研求，论辩义理，使佛学不断转趋翔实精纯。正如有人所说：“宋元以降，纯佛学上研讨之风，未有如此时之盛者。”佛教经学的研究此时也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新的佛教经史学典范逐渐而成。

密教教説によって根本的変貌を遂げた、アマテラス―。その思想運動の中核をなす伊勢神宮や天照大神の言説に焦点を絞り、従来不可解とされてきた中世神道説の核心に迫る、画期的大著。

本书是一部关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研究专著。作者在古今浩繁的相关资料中爬梳抉择，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认为后人对李清照一代才女形象的认知和看待她的立场经历了层累性的改变，几乎所有关于李清照的惯常言论都是经过精心阐释的产物，只有经过传统这一棱镜的折射后，李清照才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后人为了强化她的传统形象，在明代结集的李清照的作品中，甚至混杂了后起的拟伪之作。作者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于李清照的累赘层层剥离，以重构一个接近本来面貌的李清照的形象，揭橥数世纪以来颇富趣味的李清照接受史。

本书将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置于美国文化、政治与制度语境中，深入分析自美国重建时期至经济大萧条前夕塑造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基本意识形态假设：美国例外论。例外论观点认为，美国基于其共和政府和广泛的经济机遇而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特殊地位，可以避免欧洲面临的历史变迁、大规模的贫困和阶级冲突等问题。然而，内战经历、迅速的工业化以及宗教承诺的衰落带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迫使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与观念的历史变迁。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正是诞生于这场危机，它们的发展正体现了保留例外论理想的利益对这些历史变迁的逃避和驯化。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展自身知识传统时，如何对历史意识、政治需要、职业结构以及可利用的科学概念做出反应，如何以自然科学而非历史学为基础建立模型，并嵌入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神学”发端于12—13世纪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乐趣，本是为超自然知识领域保留的术语。但在16—17世纪，大量自然哲学家和世俗人对神学经典论题的讨论，使得科学与神学以全新的方式结合在一种话语模式中，“神学关切以世俗化的术语表达，而科学的关切则以神学术语表达。神学与其他科学几乎成为同一个领域”。由此形成了一种看待神圣事物的独特方式，即“世俗神学”。后者虽然只短暂存在了一个世纪，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神学与科学的想象》是犹太思想史家阿摩斯·冯肯斯坦一生阅读与思考的结晶。全书细致考察了早期现代科学理念在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基础，讨论16—17世纪的“世俗神学”对后世科学、社会学与历史观念的影响。作者以独到的问题意识和视角，将人们耳熟能详的各个思想史片段整合为一幅全面的思想史图景。

本书为余欣主编的《中古中国研究》的第一卷，收录了来自中、日、美、法等多个国家学者的13篇论文。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政治、思想、宗教、美术、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既不乏对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成果，也有以往关注较少的比如历学方面的研究。从论文集中也可一窥当代学者对中古史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想法以及中外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不同偏好。

还原论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理论，是当代哲学家和科学家集中谈论的热烈话题之一。刘明海所著的《还原论研究》详细梳理了还原论的历史演进，深入发掘了还原论的思想起源，全面总结了还原论的论证过程，具体呈现了还原论的思想内容。并以此为基础，《还原论研究》分别探讨了还原论在当代科技哲学、心灵哲学中的发展现状，既涉及反还原论提出的挑战与诘难，也涉及还原论做出的回应与反驳，进而阐释还原论对于生物现象、心理现象这些人类“斯芬克斯之谜”的启示性看法，重新正确评价还原论在哲学和科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

这是一批中国优秀的神话学学者的精研之作，它以文集的形式，专著的编辑方法呈现，旨在浓缩这批学者“数十年磨一剑”的研究精华，体现出中国神话学界当下的水准，以及人文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思考。
全书按学科的内在逻辑来分章节，在编排上附有每位作者的神话研究观点总揆、佳作介绍，并由其推荐该领域数种重要的文献，以便让专业学者、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神话学的前沿风貌。

诚如克罗齐所告诫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无法免于时代的印记。本书即以克罗奇的教诲为戒，其主旨在反应海内外持续不歇的关于1919年“五四运动”意义的讨论。作者最终领悟到的“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本书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为中国法学的重建做一些知识上的基础工作，因为当时的中国法学在现代法制建设的要求或驱过程中正陷于历史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要为这种法制建设的努力作正当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又因法学研究的长期停顿而明显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支援。二是试图对学者在法律方面的疑惑做一些知识上的清理工作，因为在法律哲学思考的瓴域中，人、自然和社会在法律架构下的关系，人或法律人与法律在知识上的关系以及法律权威的正当性等问题极为繁复，绝非人们一般想象那般自明简单。

本书主体部分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客观、简明的总结，作者系统介绍了凯恩斯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从封闭经济入手，并进一步扩展到国际经济分析，全书并无复杂模型，通俗地展现了凯恩斯经济学分析方法，是了解凯恩斯思想的优秀入门读本；作者还分析了凯恩斯经济思想形成时代全球经济的问题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面临问题的相似性等，着眼全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過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書”伴隨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紛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啟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雖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日儒者對儒學經典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已暗示出“文化認同”在近代之前的東亞世界出現了裂痕，尤其是從東亞史的視域內考察“四書”經典結構的形成與解構，既折射出中日儒者對儒學典籍的不同詮釋，也意味著他們在同一文化範疇內漸行漸遠，而這一不同思想取向甚深地影響了中日兩國的歷史進程。也就是說，對待東亞問題的研究不能將著眼點僅限於近代東亞，近代之前的東亞世界更是不容忽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