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世界构想 /地缘政治学里程碑之作/ 以“边缘地带论” 纵观世界 /推动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联盟战略的重要思想

刘复生编著的《西南史地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这里主要指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地区)，居住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看，除了云、贵、川、渝四省市外，与之山水相连的西藏、桂西、湘西、鄂西等地亦皆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彼此间的交往和流动密切。这就是说，治西南民族史，其范围应该以史实为根据，不应受云、贵、川、渝四省市的行政区划的限制。一部西南古代地方史，几乎任何时候都与“民族”分不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中国西南地方史就是一部地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史。

《倒转金字塔》中文版对中文足球读物的意义，正如辽宁号航空母舰对中国海军的意义，正需要这样的吨位和技术含量。这是一本讲述足球战术历史的书，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们为足球制定规则讲起，徐徐展开一幅恢宏画卷，众多名帅、阵型、战术和王者之师纷至沓来，一直延续到如今风靡全球的巴萨风格。不光有精彩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还有高屋建瓴的观察和思索；不光展现球场上下的斗智斗勇，还见微知著地触及了人性、人生这样的宏大命题。
在欧美国家的销量体现出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知名足球记者的评价印证了这本书的水准，中文版肯定能让中文读者对足球的认知大大提高一个台阶。
首先是增加知识，加快启蒙的进程，例如弄清楚一些耳熟不能详的概念，澄清一些中文里盛行已久的讹传；其次是获得乐趣，这是一部战术史，也是一本故事集，不时出现小说般引人入胜、喜剧般妙趣横生的情节，提供了真实好玩的段子供显摆；第三是了解基础上的理解，比较系统、完整地了解足球战术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后，会大大拓展眼界，提高思维高度；最后，读者还可以从作者的行文思路和观察角度中获得启迪，感受历史的偶然和复杂，领悟选择与努力、成功与幸福的关系，远离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摆脱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证据、不区分借口和根据的思维方式。

如美国著名中世纪历史学家哈斯金斯所说，“中世纪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和落后，文艺复兴也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光明和突然”。中国对西方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一直很薄弱，对中世纪科学史的研究更是基本处于空白。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西方中世纪物理学史的专著。它基于原始文献和此前科学史家的研究成就，以问题为线索，以语境主义的眼光，比较完整而系统地讨论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家的运动学成果及其背景，填补了国内空白。

《全球冷战》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驾驭多边档案史料的功底。在书中，文安立不但使用了公开出版的史料集、回忆录、博士论文及其他二手资料，而且触摸了大量为世人所不了解的多边档案，其中了包括了俄罗斯（苏联）、中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意大利、德国、美国和南非等数国，涉及了多种所在国语言。这充分体现了 作者高超的语言使用能力和史料梳理技艺，令人赞叹。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上，作者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美苏两国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全景史画，并突出了二者彼此相异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策略手段。而且，他将笔触一直延伸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顺流直下，将干涉史的影响与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紧密、妥当地联系在一起，显现了其炽热的现实关怀热情。

罗杰·克里布创作的《游牧考古学--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田野调查(汉译学术名著)》一书，作为“考古学新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是20世纪后半叶方兴未艾的新考古学大潮中的代表作之一。克里布教授创造性地运用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对游牧遗址进行深入解读，为考古调查发现的游牧遗迹和遗物这一静态的现象进行动因的解释。他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民族考古学、数理分析及人口统计的方法，同时也指出单纯利用民族学材料进行类比而得出结论是不科学的。该书是 本按照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涉及游牧生活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自199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迄今已经再版重印12次，可见其在学术界中的地位和得到认可的程度。

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新作
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描绘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
荣获2017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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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近年来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新作，作者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重点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 的产生过程。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开始了互相交流的过程，在“蒙古治世”之下孕育出了崭新的欧亚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过去被视为毁灭文明世界的蛮族形象得到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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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蒙元帝国部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带来了欧亚的整体性和世界的新秩序。从“前全球化”和世界史的视野，去观察和审视蒙元帝国及蒙古征服，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这段令人震撼的文明演进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李治安
本书探讨成吉思汗带给世界历史的遗产，涵盖了元朝、四大汗国乃至之后数百年，时空宏大，行之于文，举重若轻，在国内外的书籍中实不多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张帆
本书不仅条理清晰，而且饱含热情，并广泛参考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必将作为对世界史研究的一大贡献而广受欢迎。
——英国基尔大学中世纪史荣休教授 彼得·杰克逊
这部文笔生动的著作体现了作者对这一课题的痴迷，并将成为关于世界史和蒙古帝国的课堂上极为有用的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
这是一部可以催生新想法的杰出著作，是探索蒙古人参与创造的世界历史的首选之作……作者将我们带到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全球史期刊》

本书汇集了池田雄一先生数十年间有关先秦秦汉聚落与地方行政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全书结合传世史料和考古学成果，厘清了新石器时期至汉代处于社会生活末端的聚落面貌，否定了自古以来城郭都市普遍化或曾出现过居民“集住”化之类的观点，指出除了政治性功能高的居住地之外，普通民众的居住环境许多都保持了自然村的形态。在探讨聚落变迁的同时，本书探讨了从殷周至战国、秦汉时期国家对居民的掌控及地方行政的发展，从县、乡、里、亭、社、伍等诸多方面细致剖析了秦汉帝国的基层构造，是早期中国基层行政研究的典范之作。

亚历山大终结了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两百年的较量，他摧毁波斯帝国，征服了直至非洲沙漠、跨越药杀河（Jaxartes）、远及印度河的领土，古希腊的统治和教化远播至消亡文明的子民，希腊化开始了。此种震撼人心之事历史上绝无仅有。此前，此后，再没有这样的小民族能如此迅速、彻底地击毁那样庞大帝国的盛势，并在其焦土上创建出国家和民众生活的新形式……
在德罗伊森眼中，亚历山大大帝绝不是浴血冒进的一介武夫，征战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才是他心之所向，天下大同才是他的终极目标。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死后他创建的帝国随即分崩离析。表面上这是武力制胜的必然悲剧，其背后不可见的精神交融却孕育出坚不可摧的强大生机。
德罗伊森在完成了名著《亚历山大大帝传》后接着从其他作品发掘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历史，在一个总标题之下出版了《希腊化时代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整个工作的最后修订版本出版于1885年。此书第一次提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 chaften概念。后来此概念被狄尓泰沿用。

本书是关于田中义一——所谓“田中奏折”的主角、被称为侵华战争主谋——的传记。主要围绕田中义一的政治生涯的展开，探讨在日本近代的政治军事史上田中义一究竟占有怎么样的地位，扮演了何种角色。作者为日本近代政治史、军事史学家纐纈厚。 在作者的论述中，田中义一是日本近代的举国为战的国家体制，即总体战体制的构思者、先导者，其通过在军部掌握实权（作为陆军大臣）、铺设人脉、进行种种改革，和转身入政界后与政党的合作斡旋（作为首相），将总动员体制构想从军界渗透至政界、官僚阶层以至财界，开启了日本的战争道路。所以，田中义一的政治生涯，可以视为日本走上近代化直至军国主义化的缩影。从这个角度来看，田中义一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人物。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系列会议，第一次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组织者决定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放在受战争影响的中国的不同地区。第二次会议在夏威夷举行，其内容是战争的军事主题。第三次会议在日本的箱根町举行，关注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其重点是战争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本书即是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这些论文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要远远复杂于既有的认知。

作者以天文科学数据、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为依据，经多年研究，精心推求。考证出史记-历书的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书，汉书-律历志-次度为制定这部历法的天象依据，并按照这一理论，解决了文史典籍中的一系列有关古典天文历法的问题。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本书是一部研究神话传承与阐释的专题著作。作者运用形式分细雨象征分析的理论方法讨论了一例个案——世界性洪水神话的中国生成形式及其变体，借助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母题、功能、类型、原型作为洪水神话的解析工具，指出上述概念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提出了适合神话叙事研究的修正性范畴与命题——“功能性母题”和“原型的类型化”，并在具体的逻辑—实证研究中予以检验。
作者提出“洪水神话的深层象征结构是母体生育过程之投射”的假说，认为红水神话为中古以后本土地方性洪水传说的流传，以及在叙事层面接纳南亚次大陆的同类型故事奠定了深层结构的象征基础。作者认为，神话传承的历史就是深化被不断阐释的历史，阐释发生在不同的层面（结构和意向等），并导致了神话叙事的体裁演变（传说化、故事化甚至论理化）和功能分化；或者继续作为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或者使主体获得了虚构和想象的权利。
在指出古老神话（即神圣叙事——真实性信仰之最高形式）的现代命运（其中之一为神话叙事的论理化）以后，作者暗示了现代神话学之“后现代”转换的可能方向。

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读者借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佛教不断本土化的壮阔历程。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收录有关古史史料学研究的论文约20篇，探讨古书成书的相关个案，出土文献对古书成书问题研究的意义，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勘探索古书成书的一些规律等。

《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结晶，专门研究19世纪时期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特色在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讨清王朝对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设置、理论和实际运作情况。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十一章。
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和基层组织划分，即研究村庄、市集、城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
第二部分专门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设置乡村的统治体系，分别探讨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税收性的里甲制度、饥荒控制性的粮仓体系和思想统治体系的设置情况。
第三部分探讨了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运作效果，分析了家族与这个统治体系的关系，以及乡村对它的行为反映。
本书已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帝国对地方控制的经典著作。

協力と対立を繰り返しながら、日本の侵略に立ち向かい、中国を大きく変えていった国民党と共産党。このふたつの政党を主人公として、ソ連との関係や運動の実際などにも目を配りながら、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に彩られたイデオロギーの時代を描き出す。孫文の死から抗日戦争の終結までの激動の20年。

《阿拉伯通史(第10版)(套装共2册)》以其洋洋洒洒达700页之多的文字篇幅，完成了一个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知识工程，这对了解阿拉伯世界其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部通史的主要内容结构中，包括了讲述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现和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早期的哈里发制度。然后，通史追溯了伊斯兰教势力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扩张的过程：他们穿过北非，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再北上至西部法兰西的普瓦蒂埃，北部到达拜占廷帝国的安纳托利亚，向东则进入中国的西部地区。通史记录了伍麦叶王朝（公元661—750年）和阿巴斯王朝（公元750一1258年）这两个阿拉伯中央帝国的兴衰始末，二者曾分别定都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后者直到被蒙古的旭烈兀所率领的铁骑攻陷后而遭到毁坏。通史讲述了阿拉伯文明全盛时期的故事，还有它对欧洲文艺复兴所作的巨大贡献。统一的阿拉伯帝国被割据势力搞得四分五裂，继之而来的就是分别在埃及、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阿拉伯小王朝；非阿拉伯的穆斯林人物渗透到阿拉伯都市社会的精英阶层之中，他们当中有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和麦木鲁克人，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阿拉伯历史的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