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权崩解后，继起的南宋高宗政权既需要快速有效地清理内部诸政治势力，重建朝廷威权，也必须思考如何应对敌国金压境的威胁。本书作者寺地遵教授引入政治学的“政治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细腻地描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乾道元年（1165）间诸政治势力为掌握国家权力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国家政策如何因应外在情势而调整，同时综合考察了各政治势力的社会背景。全书以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形成分为前后两部，论述南宋政权自成立以来的运作与变化。讨论的时空虽在南宋初期，然自北方避敌南下的高宗皇帝以至文武官僚为巩固自身权、利，彼此纵横捭阖间对南宋政权性质所造成的影响，恰为理解传统中国政权体制内的权力冲突、抗争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

作者从社会特质与统制体制之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等几个方面，论述秦汉时期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出现及运作的，并力图说明，在那个“天地间之大变局”当中，某些不变或变动不那么剧烈的部分，却可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为根本的“底色”。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所述年代约八个世纪，在此期间，伊斯兰这一新的信仰日益兴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影响着中亚大部分地区、西伯利亚南部边缘地区及中国东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与早已确立的各种信仰展开竞争。
在如今蒙古地区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各民族扩张具有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些民族先是突厥人，接着是契丹人，最后是蒙古人。
突厥游牧部落的西迂，对后来从阿富汗向西通过伊朗到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的种族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突厥，以及规模小得多的蒙古从乌浒河以南向阿富汗和北印度的军事扩张，对这些地区也将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突厥各民族的迁移而带来的变革，因13世纪蒙古入侵而加剧。这一地区始终满足于吸收周边各种文明的影响。然而，从长远看，佛教中的喇嘛教在蒙古和西藏奠定了基础，而伊斯兰教则在河中、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各族人民中扎下了根。在东欧，首先是俄罗斯，突厥一蒙古金帐帝国的建立对这一地区的历中进程产生了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精)》由王震中所著，本书论述的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重大学术课题的核心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产生形成的？许多学术界前辈、国学大师都曾探讨过这一问题。本书作者采取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运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理论，系统整理、分析考古学发现材料，对传世典籍的种种古史传说试做整合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新意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古史研究体系。这部力作是对作者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过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些学术体系的系统展示和进一步深化、完善。

I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 Experiment in History," Charles Murray describes how America’s geography, ideology, politics, and daily life set the new nation apart from Europe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He then discusses the ways that exceptionalism changed during America’s evolution over the course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changes are gains to be applauded? Which are losses to be mourned?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is the essential first step in discovering what you want for America’s future.

中國文化從南宋到清末，陷入長期保守，從而導致墨守成規，故步自封，這是一個何等重要的關鍵。北宋中期在學術上，儒教思想上和政治演變上都有承先啟後的影響，而歐陽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活躍和開創的精神，本書的目的不僅是對於歐陽修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還希望進一步的來了解當時思想上的蓬勃生長和政治上的錯綜演變。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 “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最高的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最正，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
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日本学界在秦汉史和简牍学研究领域卓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作者以简牍为资料依据，深入剖析汉王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及运行机制，认为简牍这种书写材料成就了汉代的文书行政，而汉王朝集权帝制的确立与巩固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文书行政的贯彻实行。

☆德国作家诺曼·奥勒的首部非虚构作品
☆第一次全面披露纳粹统治下的毒品状况
☆颠覆我们对纳粹和二战认知的一本书
本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纳粹统治下的毒品状况——包括可卡因、海洛因、吗啡和冰毒。而这些对于纳粹军队恢复士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部分解释了战争初期德国为何攻无不克 。
根据奥勒的研究，毒品无法解释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却能解释他们的内部混乱以及问题重重和令人疑惑的决策。本书中提到，毒品对希特勒和他的随从有着重大的影响，当战事不利于德国的时候，他们甚至采用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鸡尾酒疗法来缓和自己的情绪。这些化学兴奋剂改变了我们对于纳粹高层的及其判断形势能力的认识。
本书展现了纳粹德国的另一面——毒品状况，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纳粹失败的原因，为读者更加全面认知纳粹德国提供了一部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学术专著。

This pathbreaking book offers the first in-depth study of Chinese labor activism during the momentous upheava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guing that labor was working at cross purposes, the authors explore three distinctive and different forms of working-class protest: rebellion, conservatism, and economism. Drawing upon a wealth of heretofore inaccessible archival sources, the authors probe the divergent political, psycho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strains within the Shanghai labor movement, convincingly illustrating the complexity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British conceptions of empir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David Armitage traces the emergence of British imperial identity from the mid-sixteenth to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ies, using a full range of manuscript and printed sources. By linking the histori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h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as an essential linking between the processes of state-formation and empire-building. This book sheds light on major British political thinkers, from Sir Thomas Smith to David Hume, by providing fascinating accounts of the 'British problem'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stantism and empire, of theories of property, libert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imperial perspective, and of the imperial contribu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British 'identities' in the Atlantic world.

——“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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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知名教授尚小明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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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材料为以往宋案研究者不曾利用，其中相当部分系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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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本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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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披露了大量民初政坛秘辛，对案件发生前后的许多矛盾现象也都给予了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解释。

中国古代社会，ISBN：9787303056804，作者：何兹全

本書從中國古代醫學論述、醫制政典和醫史事語等資料的形成脈絡出發，分析其體裁、編次、敘事、論斷、寓意，及論述動向，藉以探討晚周秦漢醫學論述、醫史建構與政治變遷間的可能關係，說明促成中國古代醫學變遷的可能動力。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本书作者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1950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

本书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在宋元以前部分没有作全面的铺叙，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有重点地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其他有关论著重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时期史料很不充分，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对全面的情况很难做到准确的描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在明的部分对有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在清朝部分则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以期读者通过这一部分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有一个比较更加具体的了解。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本书有所侧重地论述了唐代政治、教育、军事、交通、社会制度的几个方面。在占较大篇幅的官制部分，对唐代培养使用科学技术人才的直官制度及其与职、散、勋、爵共同构成的官制体系的论述，对中日几代学者倾全力研究的永徽职员令残卷的进一步探讨，对唐代视品官制的恢复、分析等，均为创新见解。军事制度中对城傍、陌刀的研究，发展了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学说。对其它制度，也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此外，本书还在探索制度本身与政治甚至人的关系、揭示制度背后所体现的精神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This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sia Minor in antiquity to be written for nearly fifty years and the first attempt to treat Anatolian history as a whole over the millennium from the tim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hey da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first volume is in two parts. The first examines the region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when it was dominated by Celtic tribes who settled in the interior of Asia Mino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hird century BC. The second covers the period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looks in detail at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imperial rule. Two relationships dominated every aspect of Asia Minor's history throughout the period: that of the people to the land and that of men to the gods. An enormous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written sources,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scriptions, and coins make it possible to explore these relationships at a level of detail which is hardly possible for any other part of the ancient world. Both themes have a significance which reached far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Anatolia.

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芬纳的传世巨著，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亲为中译本作序，甘阳、张维为、刘军宁、汪晖倾力推荐！
甘阳：一部《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史。
张维为：本书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代政治神话的偶然性，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人类社会的 巨大贡献。
汪晖：鉴前世政体之兴衰，考当今统治之得失。
刘军宁：《统治史》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我首次读到如此详细研究古今中外政体的史书。
赵鼎新：《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卓越工作。
作为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塞缪尔•E•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统治史》第三卷《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以日本德川时期为开端，接着评述中国清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以及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民族国家和代议制的兴起，随后考察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对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影响下的“现代国家路径”进行了概要性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