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llects nine essays by Trevor-Roper on the themes of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his longest essay,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evor-Roper points out that “in England the most active phase of witch-hunting coincided with times of Puritan pressure―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period of the civil wars―and some very fanciful theories have been built on this coincidence. But . . . the persecution of witches in England was trivial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tinent and of Scotland. Therefore . . . [one must examine] the craze as a whole, throughout Europe, and [seek] to relate its rise, frequency, and decline to the general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time.” Because Trevor-Roper believes that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a general crisis in Europe,” he devotes the longest of his essays to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Events in England―and the intellectual currents from which they emerged and to which they gave impetus―cannot be understood apart from event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on the Continent. Trevor-Roper acknowledges that the belief in witche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people believed to be witches, may be, to some at least, “a disgusting subject, below the dignity of history.” However, he goes on, “[I]t is also a historical fact, of European significance, and its rise precisely in the years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s a problem which must be faced by anyone who is tempted to overemphasize the ‘modernity’ of that period.” Hugh Trevor-Roper, Lord Dacre (1914–2003) was 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天下时代》是沃格林的五卷本巨著《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该书突破了前三卷的既定设想，将历史视为人参与具有终末论方向的神性在场之流的过程，并用这种修正过的历史观念，来分析大致始于波斯帝国崛起，终于罗马帝国衰落，并涵盖了东亚的中华文明的“天下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包括“普世帝国”这种新政治单元的到来，“精神突进”运动的出现，以及若干普世宗教的勃兴。《天下时代》秉承“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基本理念，追溯并重估了人类社会在“天下时代”寻求秩序的种种尝试，对于我们认识与反思现代社会秩序类型，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探索人性与神性秩序在历史中的相互交织和显现
★ 《秩序与历史》五卷本中重要的突破和转向之章
【媒体评价】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吗？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于尔根•格布哈特

《记忆》（Anamnesis）一书在沃格林的智识生涯中，地位相当独特。一般来说，他很少有兴趣去回顾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甚至，一旦兴趣不再，他连篇幅巨大的《政治观念史》都懒得筹备发表。那么，《记忆》这部以回望和盘点、而不是闯进新领域的作品，就值得读者们注意了。
原书于1966年以德文刊行，从写作顺序上位于《政治新科学》和《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之后。在这部枢纽性的著作里，既有沃格林对与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的交往、对自身童年经历的现象学式追忆，有他就政治观念史中的重要议题所进行博学式的考察，还有从秩序观念史考察拓展开去的“意识哲学”理论。
沃格林亲自编修的这本书，并非单纯的旧文重刊。有心人想必能从中看出，沃格林是如何从其思考的出发点——胡塞尔现象学——逐步推进到对西方政治观念史的研究。同时，这部重新定向之作，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沃格林一生的思想事业。

西方世界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至今在高等教育领域余响不绝，而其渊薮和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世纪之前的希腊城邦甚至荷马时代。《古典教育史》（包括希腊卷、罗马卷）很好地回溯和展示了希腊罗马时代的教育状况，包括其理念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影响。本卷为罗马卷，所述历史上起罗马传统，下至修院制度。作者马鲁是法国著名的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本书写作上兼有历史学者的深度和广度，又充满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我们相信不管是对古代史还是教育史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本书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和启发。本卷为罗马卷，全面介绍了罗马有文史记载以来的教育状况、对希腊文化的传承及对后世的影响。

《古典教育史》（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上、下卷初版于1948年。该书全面地梳理了上自荷马下迄公元6世纪为止的西方文史传统和文教政制，是20世纪法国古典学领域中最值得重视的著作之一。汉译本依据的法文原著是1964年经作者重新增补、校订的第六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欧洲特别是法国历史学界对古希腊罗马文教问题的认识。
马鲁拒绝将现代意义上的，以知识传授、学校体制和学科分化为核心的教育概念投射到古代。作者在开篇之处即指出，尽管古代教育不能不附属于古典文明本身，但却是后者最“凝练的概要”。他以大量的史实说明，至少在古代社会最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岁月里，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奠基于人文主义的理念之上，也就是说，教育在希腊-罗马文明的自我意识中至少保持了两种含义：首先，在哲学上，它指的是古人为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全部潜力而付出的所有努力和实践；其次，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层面上，古人的文明从不与教育脱离，而教学行为也绝不是为了传递某种既成的、外在于人的科学知识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研究和探索的方法，即文明教化本身，因此教育乃是把思想和生活、传统和未来结合在一起的最佳的、乃至独一无二的方式。
本书从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和艺术史诸角度出发，全面地梳理了从荷马至中世纪早期为止古代西方社会的教育理念和文教政制。本书史料宏富，持论公允，又处处可见现代人文主义者的睿见卓识，完美地呈现出历史与思想、古典和现代、伦理与审美之间原发性的张力。

本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统治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绵延至20世纪中期。幅员广袤的世界诸帝国在这一时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影响深远的罗马帝国，勇武虔诚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年寿不永的加洛林帝国，灵活务实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自成一体的中华帝国以及彻底开启全球化进程的西方诸帝国……它们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作者不仅关注它们如何崛起、竞争并形成其独特制度与统治实践，而且超越对历史细节的泛泛叙述，将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加以分析考察。同时本书借助对各个帝国统治策略、施政传统的一系列对比，充分展示其内部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帝国统治史的理解。本书曾获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

对嗣后的思考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政治体亦然。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的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然而，政治体世俗化的下发展历史塑造了超越时间的“祖国 ”和“人民”这样的观念，并自然地引向这个身体的“头”，即国王的永久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今政治体的根本问题。
康托洛维茨耗时十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从浩瀚的史料中清理出各种与“二体”有关联的思想谱系——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体永久性，即人民政体的“头”的永久性问题。他精心雕琢自己一生的巅峰之作，试图用历史材料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抵御激进主义的思潮，揭示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
必须指出：英国剑桥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建构的西方史学强大话语权，让《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政治思想史经典的谱系，被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所遮蔽。《国王的两个身体》会让今天的读者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

霍布斯以后的社会理论家对战争与和平进行了大量阐述，本书则是第一部对相关研究作出全方位、批判性历史解读的著作。从前现代时期到德国唯心主义，到苏格兰与法国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末社会学的诞生，最后到当代理论，本书系统考察了过去350年间关于战争的重要理论表述，兼顾文献梳理的广博性与批判分析的原创性。
本书指出，无论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第一代社会学家，多数社会思想家缺乏理解战争的理论工具。除了少数例外，笃信社会进步的学者对战争这一大规模暴力冲突现象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将战争视为边缘或过时的现象。直至20世纪，大部分社会理论家对现代世界抱有过分乐观的展望，对战争与暴力现象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社会理论志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令人信服的诊断，但对战争有意无意的忽视是其最大的缺陷。由此，本书倡议重新审视战争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阿甘本成名作首度中文译介
◆“神圣人”生命政治系列的开篇之作
◆无可争议的政治哲学经典名著
【内容简介】
在《神圣人》中，阿甘本旨在把关于纯粹可能性、潜在性与权力的问题，同政治与社会伦理的问题在以下语境中连接起来：后者已丧失其早前的宗教、形而上学与文化的立基。阿甘本从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碎片性分析中获得启示，进而以巨大的广度、强度与敏锐度，在传统政治理论史中探查关于一种生命权力理念的隐秘在场。他指出，从政治理论的最早论题（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论述）开始，并且在整个关于主权（无论是国王还是国家）的西方思想史中，主权作为一种针对“生命”的权力的理念，始终隐秘存在。
阿甘本认为，这一理念始终保持纯然隐在的原因，在于神圣之域（或者说神圣性的理念）同主权的理念紧密关联的方式。阿甘本的研究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卡尔·施米特认为，主权者的状态乃是其所守卫的诸种规范的例外；人类学的研究已揭示神圣之域同禁忌之间的紧密交链。在此两者之上，阿甘本将神圣之人定义为那种能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人；在他看来，这个悖论性的人物恰恰仍活跃在现代个体的状态中——现代个体生活在一个对所有个体的集体性“赤裸生命”施加严密控制的系统中。
【媒体推荐】
阿甘本的感觉、叙述和思考都特别迷人。
——《政治评论》
《神圣人》绝对值得一读，因为它独具启示性和挑战性。
——《现代派》
正是这部著作，使阿甘本正式跃升为世界性的顶级学者之一。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

该书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综合与全面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著作，始于荷马，止于古典晚期，以基督教和异教对神圣的与人类秩序的思考终篇。主题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一系列其他或重要或次要的思想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同时通过广泛征引他们的论证也凸显了其个性。主编及其他参编者均为国际诸多领域的杰出学者，有法学、政治学、文化、宗教史学家，以及哲学家。该书一方面考察了诸多观念所处的古代语境；另一方面探讨了这些观念组成的思想体系。这些观念在现代仍有回响，或是人们一直关注的对象，因而这部行文明快的著作，对于读者，将长期成为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关治理与共同体思考的便捷的权威指南，进而真正理解西方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发展脉络。

本书是阿甘本“神圣之人”系列的第三本作品，是对西方生命政治的历史—哲学考察计划的进一步展开。阿甘本继续延伸自己的语言—法律思维， 试图将“主权”的概念重新定位为“例外状态”的产物，一方面从回顾西方现代的例外状态史出发，上溯罗马法以考察其典范渊源，一方面则在施米特与本雅明的思想论战中思索翻转“例外状态”的出路，思索超越“权限”与“权威”之对立，打开一个新的政治行动空间的可能性。此次纳入“精神译丛”的简体字版由译者对原台湾麦田版的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
诚然，例外状态今天已经达到其全球部署的顶点。法的规范面因此可以被一种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抹除与违背；而当它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宣告恒常性之例外状态的同时，却仍然宣称是在适用着法。
生存于例外状态之中，意味着同时经验这些可能性，但总是借由将两股力量（制法之力与废法 之力）分离，而不断尝试中断那正将西方导向全球内战的机器之运作。
——阿甘本
《例外状态》一书适时且令人折服地探索了国家权力撤回对于法律保障与法律权利之确保的能力，同时既将其属民弃置于法律暴力的即兴之下，又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我们不应将例外状态仅仅理解为偶发和限定的，事实上，引发例外状态已经成为建构现代国家权力的基础。阿甘本灵敏地思量这个权力的历史与哲学意涵，提供了关于“生命”和其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卓越思考。这是一本博学而挑战主流观点的书，呼吁我们“让机器停摆”，并且打破法对于生命所施加的暴力束缚。
——朱迪斯·巴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