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 mass violence and catastrophes the only forces that can seriously decrease economic inequality? To judge by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the answer is yes. Tracing the global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oday, Walter Scheidel shows that inequality never dies peacefully. Periods of increased equality are usually born of carnage and disaster and are generally short-lived, disappearing with the return of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Great Leveler is the first book to chart the crucial role of violent shocks in reducing inequality over the full sweep of human history around the world.
Ever since humans began to farm, herd livestock, and pass on their assets to future generations, economic inequality has been a defining feature of civilizatio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nly violent events have significantly lessened inequality. The "Four Horsemen" of leveling—mass-mobilization warfare, transformative revolutions, state collapse, and catastrophic plagues—have repeatedly destroyed the fortunes of the rich. Scheidel identifies and examines these processes, from the crises of the earliest civilizations to the cataclysmic world war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day, the violence that reduced inequality in the past seems to have diminished, and that is a good thing. But it casts serious doubt on the prospects for a more equal future.
An esse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about inequality, The Great Leveler provides important new insights about why inequality is so persistent—and why it is unlikely to decline anytime soon.

《社会学前沿论丛：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介绍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社会运动研究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组织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的专业领域，所形成的理论概念和观点丰富而庞杂。本书在充分掌握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划分为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框架建构论和新社会运动论等五个主要流派，仔细梳理每个流派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分析思路、理论假设和概念框架，揭示每个流派的优长、局限以及彼此间的批判和继承关系。本书既是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成果的全景式检阅，对研究中国当前和历史上的运动、革命、群体性事件、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做学问、搞研究离不开发表。但如何发表？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方法呢？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针对年轻学子在学术发表、学术研究与学者生涯等方面最为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析。全书分为六讲，分别从学术期刊的审稿标准、选题、原创、表达、投稿、学者生涯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有术、有道，术道结合。对于年轻学者以及即将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助益良多，尤其在当下学术体制考核的大背景下，本书的出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書內容為作者結合史學與人類學之作《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等書的知識論基礎。透過人類生態、本相／表相、認同／記憶、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種由表相（文本、圖像、電影、社會事件等等）認識社會現實本相的分析法。稱之為反思史學，作者希望讀者／研究者能因此練就如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範知識蒙敝的真實世界及其歷史變化過程，因此對外在世界有真實體認，以及反思與反應。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本书的第六版曾于2006年以《发现社会之旅》的书名出过中译本。本书为同一译者根据最新版本修订的新译本。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勾画了二百多年来西方社会学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不仅阐述了各个经典传统的发展，还讨论了当代理论的各种发展方向。作者叙述人物生平，往往着墨不多而有传神之处。评述各派思想，多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知识潮流，溯其源头，追其余脉，使对各种思想潮流的介绍既简洁又深入。 使读者不仅能全面了解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还能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把握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整体脉络。

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文士承担，“文人”和“官僚”一身二任，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探讨“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作者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在受动作片电影和畅销惊悚小说影响而产生的流行误解中，在社会科学家的常规解释中，暴力往往与贫困、种族或意识形态仇恨、家族疾病等特定情况联系在一起。本书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出发，借助视频录像、民族志调查，近距离研究暴力真正发生时的情况，引导读者进入真实而令人不安的人类冲突世界：从军队暴力、警察暴力、家庭暴力、校园欺凌、抢劫、运动暴力到武装冲突，进而揭示了暴力动力学，解释了为什么暴力通常会是对弱者的暴行、为何通常会在众人面前进行仪式性展览，或进行秘密恐怖袭击和谋杀；以及为什么少数人能够操控暴力；最后则提供了应对乃至消除暴力的方法。

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30年来一直在下降。1964年，有3/4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联邦政府在做正确的事。如今。只有1/4的美国人持这种看法。对政府的信任度为什么会下降？这种不信任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对大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一种健康写照吗？不信任是未来治理面临的一个问题吗？
本书汇集了一流哈佛学者的论文，探讨了不信任的根源。它首先考察了政府当前的范围、政府的实际绩效以及公民对其绩效的感知。然后，它对导致信任度下降的诸多可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包括冷战结束、二战后人们预期的提高、经济衰退、全球化效应、人们对政治丑闻的不满以及官僚的无能。本书阐述了有关公众不满来源的种种观点。
作者们发现，不信任多半与国民经济状况、全球经济挑战、冷战、笨拙的官僚及行为腐败的政治家无关。相反，他们证实，最有可能的元凶就在我们周围，它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纷争相互影响的混合物，而这些纷争被越来越带有腐蚀性的新闻媒体所激化。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急據的社會變遷，關於社會運動革命的社會學研究因此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書只在對美國及西方社會運動和革命理論的發展作一個批判性的介紹，指出西方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因此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社會運動理論教材。本書不但要對社會學關於集體行動、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研究作一個總結，而且試圖在理論解析中介紹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其讀者能夠據此建立自己的研究或賞旨趣。

本书在批判地介绍和分析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流派对社会运动（集体运动、社会运动、革命）的解释与解读之后，提炼出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三要素：变迁（各种社会变化）、结构（国家与社会）、话语（被社会运动所认可的）。作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对社会运动比较强的制度化能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亟待提升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