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于追溯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探寻古今汉语的演变轨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汉语上承中古，下启现代，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更为密切，研究的意义也更为重大。《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得到学术界较高的评价。

白化文先生多年来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有关佛经、佛寺与佛像的问题、敦煌遗书目录和敦煌变文的问题及佛经目录的问题的研究有深厚造诣。本书是白化文先生在敦煌学与佛教方面的研究情况的总结，主要收录了五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有关敦煌学的，共二十篇，主要是敦煌俗文学与敦煌遗书资料及其编目工作方面的探索。第二部分，以《汉文大藏经简述》为主，及后续的几篇补充之作，主要探索了佛经目录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有关汉化佛教的研究。第四部分是四篇序言，第五部分是五篇纪念性的文章，这九篇均用文言文特别是骈体文写成。最后还有一篇与儒释道三教均有关联的文章。

本书是作者35年研究成果的精选集，主要研究领域为天文学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已出版的三种学术作品《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和数十篇学术论文中,作者曾经揭示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历日》有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也曾从俄藏敦煌文献中考出公元834年的印本历日小残片，进而将从我国发现的雕版印刷品实物的绝对年代提前了34年(原为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此外从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发现的10余件残历的年代亦经他考证而明晰。本书的另外一项内容是关于敦煌禅宗南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重点对《敦煌本“邈真赞”校诠》一书进行研究，并正确地解决了《坛经》中的方音替代字问题。除上述几项内容之外，隋唐史、归义军历史、均田制、谱牒、语言文学、简牍学等也是作者涉足的领域。

本書分四個專題，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地全面討論了北涼佛教問題，是一本頗具功力的研究專著，但同時也可視為一本「專門史」。書中大量利用了敦煌及河西石窟、石塔等考古資料，又利用敦煌遺書及吐魯番文書等文獻資料。

《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以敦煌出土的文献中关于三夷教的相关文书为依托，论述了中古时期三夷教在我国的发展和传播情况以及相关典籍，探讨了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印证和补充了汉文史籍对于三夷教在中国发展的记载，尤其是在敦煌地区的发展情况。对于学界进一步研究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以敦煌文书为核心史料，结合佛教内律与世俗法典的相关规定，并广涉相关传世文献，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关于经济史的理论为指导，借鉴研究英国庄园史的权威柯斯明斯基利用《末日审判书》、《百户区卷档》研究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的经验，探讨了敦煌寺户制度的历史前提，考证了吐蕃管辖时期的敦煌寺户制，深究了归义军时期寺户制的没落。《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通过对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的研究，一方面试图探究中国三世纪以后的“部曲佃客制”的蕴奥，另一方面借此窥见唐宋之际生产力发展下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阶段性变更的历史趋势。

該對照索引涵蓋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現有的所有編號，共編制9個表格，每個表格均以某一種編號為序，依次羅列文獻名稱、與該編號相對應的其他所有編號、該文獻圖版現在大型圖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的冊次。這樣，無論知道某遺書的哪一種編號，均可對應查索到該遺書的其他編號。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卷)》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汉文非佛教文献为资料来源，将这些数百年来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写本，全部按号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及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释文后附有校记和九十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此书收录的文献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历史、艺术、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社会、建筑、科技及中西交通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通过对敦煌所存小乘律典、大乘律典及相关佛教文书的文本分析，着重从教制史研究的视角，探讨了国际佛学界所关注的律仪制度问题，对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论点。

十二年前，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的论著还不多，本书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此问题的专著，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对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现象的研究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1]。学者也给了本书一些让我愧不敢当的评价。
承蒙读者厚爱，本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但直至最近，仍有朋友向我索书；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论著，也仍在引用本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炳青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提出应该出一个增订版，以满足学术界的需要。这一提议也是我所希望的，因此十分高兴。高兴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可以借此机会纠正书中错误，并补充新的占卜文书资料。其二，它说明本书仍然受到学术界关注，还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一定作用。
增订版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原版书中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误植的文书编号等）予以更正，同时将一些旧编号（主要是地方博物馆藏敦煌文书，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等）改为现在通行的新编号。
二、本书出版后，在部分内容收入张弓先生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2]时，补充了27件占卜文书，这些占卜文书主要出自《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此次增订，将这27件文书补入。此外，又从新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3-146册、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1-9册中搜集了占卜文书17件，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找到漏收的占卜文书1件，一并将其补入，并作分类解说。增加的具体类别和数量如下：卜法类7件、占候类1件、梦书类1件、宅经类2件、葬书类4件、时日宜忌类4件、禄命类5件、事项占类9件、杂占类9件、其他类3件。其中据《俄藏敦煌文献》补25件、《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补2件、《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补12件、《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补5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补1件。经过这些补充，原书所收占卜文书增加到318件，即增加了45件。
三、本书出版后，我又就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些论文是本书研究课题的后续成果，可以说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多发表在不同的会议论文集中，找寻不易，因此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或可省却读者四处翻检的烦劳。
经过以上工作，本书所收敦煌占卜文书更加丰富，研究内容更加充实，行文表述更少错误，或许能比原版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帮助[3]。
这是我所希望的。同时希望的，还有来自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是为序。
[1] 关于本书出版后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及唐五代占卜现象所取得的成就，可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篇幅、工作量以及再版的性质，对于原书出版后学术界涌现的研究成果，增订版只在相关门类的研究状况处作了极简单的提示，没有一一注明并吸收到正文中去，敬请读者谅察。

《中国敦煌学论著总目》收录发表于1900年至2007年的敦煌学论文
17180篇，书刊1510种。以中文为限，篇目涵盖国内外报刊、论文专集、学
术会议文集、纪念集，以及个人著述中有关敦煌学的内容，兼收国外学者
著述的汉译本。目录包容量大，编纂思路新颖，取材准确全面，分类体例
合理，检索功能强，便于查阅。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敦煌本《六祖坛经》是现存最早的《坛经》。边里发表的是敦煌县（现为敦煌市）博物馆所藏七七号文书中第四个抄件。坛题和内容与一九二三年日本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抄本（编号：斯五四七五，简称敦煌本）相同，当为底本类型相同的另一个抄本。但此本（下简称敦博本，亦即敦煌新本）比敦煌本字迹清晰，错讹和遗漏字较少。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敦煌学研究的学术论文20余篇，介绍了敦煌学的发展演变及特点、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现况等。其中，尤其详细介绍了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时限和形态等情况以及其在佛教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等，对敦煌宗教文献等内容和价值分别进行了介绍，同时也阐述了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价值。另外，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关于“敦煌遗书库”的构想。

本书共十八讲，内容涉及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藏金洞的发现及流散、各国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考古与艺术、语言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影响及贡献，以及敦煌学研究的方法论。

此书是将敦煌遗书中除佛经以外的二百多种典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种记收藏编号,已刊布者说明刊于何处,然后汇集各家题跋或节录有关论文,考订篇目、作者、年代及其价值，是敦煌学入门的基本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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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四万余卷古代遗书，震动了世界学坛，从此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综合学术――敦煌学。在数量浩瀚的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人文学作品――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之一。它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癀泛注意。早在五十年前，邓振铎先生就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裹，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幺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　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要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识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幺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