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济共和国，简称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有着“多岛之国”和“子午线上的岛国”的美誉。斐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既是南太平洋的交通要冲，又是南太平洋大学主校区所在地。斐济经济以农业为主，糖业和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悠久的历史，悠闲的生活，典 型的热带风情，有机地融会成今日的斐济。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造像量度经》的标点本，本经是说明佛教造像法度的经典，原属藏传佛教系统，自清代汉译后，对汉化佛教的造像规格产生相当的影响；二是南宋《重编诸天传》的标点本，《重编诸天传》主要论述天台宗伽蓝安置的“二十诸天”之由来和事缘，并依《金光明忏法》等经典定其列位座次；三是《解说》，介绍了汉传佛寺的布局和结构，以及佛教诸神的渊源流变；四是《密教印图集》，揭示了佛教手印的内涵，可收按图索骥之效。李鼎霞，女，1933年生，辽宁海城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著有《佛教造像手印》，古籍整理有《大唐新语》、《续红楼梦稿》、《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参天台五台山记》、《行历抄校注》等多种。

该书是关于云南芒市那木寨宗教仪式“摆”的专题调查。作者为民国社会学家田汝康。作者以亲身体验的方式，用一种平和的语调，娓娓细述，生动有趣，充满着一种对边民及其宗教仪式的深刻理解与宽容。该篇由费孝通作序，是民国社会调查名篇，于1946年作为“社会学丛刊”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re a family of several hundr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cluding most of the major languages of Europe as well as many in West, Central and Southern Asia. Indo-European is the largest family of languages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its languages being spoken by approximately three billion native speakers. This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explores the way in which different cultures use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major features of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family.

《世界葡萄酒地图》收录200张专业地图，以土地为主线展开，介绍了各个葡萄酒产区的详细地形，土壤构成(还有带等高线的地图)，酒庄位置，气候特点等。这本书是International Sommelier Guide的经典教材之一。葡萄酒从葡萄品种、酿造处、产区和产国，伴随酿造者和他们付出的关注，呈现出多样的风味。翻查本书，就能精确地找出一瓶酒究竟来自于世界上的什么位置,就能得知各地所有影响葡萄酒风味的元素，包括地理条件、气候、文化等。这些专业地图能帮您在葡萄酒国度里找到最心仪的酒款，避免花大钱买了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葡萄酒。经过三十六年，全新修订版更奠定《世界葡萄酒地图》“品酒人都该人手一本”的地位，堪称最具权威、使用最便利、绝对必备的品酒书。
《世界葡萄酒地图》适用于：高端读者，包含专业级别的葡萄酒爱好者和葡萄酒从业人员、以及经济实力较强的高端读者。

《世界咖啡地图》是咖啡迷的终极指南。
世界咖啡师大赛冠军得主、咖啡烘焙专家詹姆斯•霍夫曼为读者深入解析各大咖啡产区的风味特色、种植者与产业信息、地理文化、现代咖啡的分级品鉴等所有影响咖啡风味的关键要素，带领读者做一次惊叹的咖啡产地的全球巡游。同时通过器材、手法、水源等，提供如何在家煮出各种类型的绝妙咖啡的专业秘诀。集结一手信息、专家解析、实用图表、原产地资料、珍贵产区照片与动人文字，这是一本美丽的咖啡豆全球指南，也是咖啡迷必备的经典工具书。

灾难，是人类社会省察自身的残酷机会
在联结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是座孤岛
观察灾难中日本的临界状态 ；从冲绳出发，透视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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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享誉东亚的“坡州奖”得主孙歌教授长期关注中日问题，本书是她对冲绳的多年思考笔记，首次结集成书。
★记录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社会 的心 理样貌。从政府的试图建立新秩序，民众为了回归常态生活的自我麻痹，到日本知识人的短暂“失语”，作者抓住危机的瞬间，观察和思考“正常社会”在不得已撕去外包装时的真实运作机制。
★近距离观察冲绳民众的日常与思想生活，解读冲绳的个性：小小的冲绳何以产生超越国家和主权意识的另类视角。
★冲绳是东北亚国际政治的结节点，以冲绳为引，重新开掘中日关系、东北亚政治秩序乃至世界文明格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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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以2011年日本核泄漏作为引子，观察和分析了日本社会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呈现的种种真实机制，并提出在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保持临界状态思考的意义。而与美军基地共生的冲绳，则长期生活在临界状态中，正因如此，小小的冲绳在不自由的历史处境里，冲破国家和主权的逻辑，迸发出自由的政治想象力。孙歌教授关注冲绳的思想力量，以此出发，进而重新开掘中日关系、东亚政治秩序乃至世界文明格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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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灾难是人类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事件。但是，在灾难中付出昂贵代价的人类，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残酷的机会，得以省查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那些平时被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起来的真实状况，只有在灾难突然降临时，才会突然展示它的样态。
★人们多么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哪怕是避重就轻，甚至是自我欺骗，也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动力。我和日本人一样，在网上查阅农林水产省每天发布的污染信息，购买看上去安全些的食品。在那段日子里，我真实地体会到了鲁迅在《我要骗人》里描绘的那种沉重的无奈——除了这样做，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内容简介
《医心方》三十卷，
日本针博士丹波康赖
撰。内容包括治病大体、
临证各科、针灸、延年、
养性、食疗、药物、服石、
房中等，成书干公元
982年，是日本现存最
古的一部医书。
本次整理出版共分
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校
注，以被日本政府奉为
国宝的半井氏家本为底
本，经过严密认真的校
勘注释，使之成为目前
流行的最佳本；第二部
分为文献研究，中日两
国专家学者联手合作，
对《医心方》及其作者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
权威性。
本书可供中医工作
者临床、教学、科研使
用，也是文史工作者及
养生爱好者很好的参考
读物，具有永久的阅读
和保存价值。

在古代，化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更没有现代化学科研究的模式。这本小册子将用史话的笔法，把这些化学成就中最主要的方面做个简要的描述。希望它将激励我们今人，振奋精神，立志图强，建设今天，并创造更壮丽的未来。

本书稿是“十三五”国家和浙江省重点规划项目“外国小说发展史系列丛书”之一。本书描述了伊朗文学从公元前约11世纪雅利安民族的故事文学到21世纪的伊朗小说发展历程，尤其着重论述了20世纪伊朗小说发展的现代进程，将之与伊朗社会的现代进程相互观照。书稿还系统阐述了伊朗重点小说家的创作思想、对重点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把伊朗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与主题、艺术风格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本论文集，涉及星学、医学、翻译、文学等。
序
“序”放在书的最前面，却通常是最后才动笔写的。这个序也不例外。
这本集子，共收旧文十二篇，有些前后相隔竟有二十年之久。但话题却始终一贯，就是文化的空间延展与衍变。隋炀帝的《泛龙舟》，后来摇身变成了佛曲，出现在日本室町时代的涅槃会上；或者波斯人的水星神，竟然闯进了道教徒的永乐宫，化身为壁画上的辰星，这样离奇的情节，当中都有一段曲折多姿的文化流动史。某些文化因子，随着移民、商旅、军团与游方僧众等等，翻山越岭，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天地、新土壤，依样开花结果，却又不免“踰淮而枳”，或者说是“归化”，最终是让人再也瞧不出来自己本来是流落他乡的“客”。
搜集铨次，把十二篇都重头读了一次。第一个印象是，“全球一体化”这么一门摩登的东西，说不定在中世纪本来就可以拿来谈谈的。 这里谈论“星学”的几篇，展现出中国唐元之间的星命文化，实际上也流行于整个欧亚大陆。无论是杭州城里卖杏花的小巷，或者是Abbasid王朝巴格达的市街，或者西班牙Alfonso王的宫苑，只要你是学“仰观”的星士，你都不免要谈一点“身宫”、“命宫”、“疾厄宫”等等的运命十二宫，留心着福曜木与恶曜土在黄道十二宫上的进出，由此而为帝皇﹑公侯﹑诗人﹑妓女等等众生，推算出本来是无常的祸福。打开几本中世纪的星占书，从太平洋的此岸到大西洋的彼岸， “浮海八万里”，大家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星神信仰，试看︰
1. (十世纪)《秤星灵台秘要经》︰
禳火
使赤油麻七粒、赤稻五粒、赤小豆三粒、赤驴尾七茎，赤钢屑少许，以绯袋子盛，绯线子系在臂上，大吉。
禳土法
取黑油麻七粒、黑豆七粒，以皂绫袋子盛之，用皂索子系在臂上，能除一切鬼魅邪魔。…宜以犁具铧铁铸作一土星真形。…亦得以随年果子供养，黑色者大妙。
禳木法
取白猪毛七茎以白袋盛，系在臂上，…又以白银一两铸作真形供养。
2. (十一世纪)Al-Biruni,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Saturn … Jet-black
Jupiter … White mixed with yellow and brown, shining, glittering
Mars … Dark red
Saturn … Litharge, iron
Jupiter … Tin, white lead
Mars … Iron and copper
[意译︰ 土星 … 漆黑色
木星 … 白色，渗混了黄褐色，色彩亮泽
火星 … 暗红色
土星 … 铅，铁
木星 … 锡，白铅
火星 … 铁，铜]
3. (十三世纪)Picatrix:
Saturn en effet,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fer …; parmi les pierres … qui est noir et brillant.
Jupiter,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plomb; parmi les pierres précieuses, les blanches et les jaunes.
Parmi les métaux, Mars possède le bronze rouge, … parmi les pierres, … toutes les pierres rouge et mouchetées.
[意译︰金属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铁，…；宝石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黑亮的。
金属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铅，…；宝石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白色和紫色。
金属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铜，…，宝石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色和花斑的。]
这样三条简单的资料，就已经展示出来，从中国一直到西班牙Alfonso的王廷，单是看星神配属什么颜色与金属，就几乎是东西方完全一致了。这部集子里谈星学的几篇，还举出其他中外之“同”。我们要是由此而谈一下中世纪的“全球一体化”，似乎也不算是“满纸荒唐言”的。文化交流，靠着远航的巨帆，或着伶俜的骆驼商队，似乎是有过深远的影响。
重读这十二篇，我的第二个印象却是要把第一个印象稍为修正一下。文化交流并不因为有了地域交通的条件就必然成功。中古时期开始，文化尽管能在地域上广泛地游动延伸，但不一定就能在异地得到新族群的认受与吸纳。这部集子有几篇谈到医术传播的，反映出来的事实，似乎都是文化传播的滞碍，以致最终失败。西医学东传，应该是很早就发生的事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册，就引述过一个应当发生在唐代的故事，涉及有名的伊斯兰医家al-Razi(卒于公元925 年)︰
拉兹(al-Razi)谈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我，他留在城里(可能是巴格达)一年，五个月内就学会了讲写阿拉伯语，还说得很流利，写得挺漂亮。后来他要回国，回去前的一个月左右，到来跟我说︰‘我回去之前，倒是想有人把盖伦(Galen)的十六册医书都给我念出来，让我默写带回去。’ 我告诉他，仅余才一个月，连抄写它小部分的时间也不够呢。他就说︰‘我央求你，就把你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念给我听。我默写的速度，是要比你念出来还要快。’ 于是我就连同一个学生，轮流用最快的速度把盖伦的书朗读出来，而他的确写得比我们还要快。我们当初是不敢相信他能默写得一字不误的，但后来核对一下，他竟然写得原原本本，毫无错漏呢。”
Al-Razi这个故事，本来是记载于al-Nadim(卒于公元995年)的《学术指南》(Fihrist al-‘ulum)(成书于公元988年)，就算它只是传闻，但唐代的中国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而认识到希腊Galen的医学，应该是极可能的事情。由唐代以至晚明，西医学数度东传，这部集子的其中三篇，就是谈及一些东传的细节。但西医对于中国本身极其强固的医药文化，似乎是没有影响，与西来的星命文化相比，星命之学竟然能落地生根，其成功绝非西医学之比。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死生祸福攸关的事情，何厚此而薄彼？<汤若望与《主制群征》的翻译>一篇，是想从翻译的角度查考一下。道理是很显浅的，翻译做不好，文化传播就不容易成功。但似乎这只是问题的片面。中医文化的独特性也可能有点关系。谈“脑筋”和”胰腺”的两篇，当初的设想就是要探讨一下中医学的强固性格。试想，阴阳五行思想本来在传统文化中是无所不在的，到了二十世纪，却已经从各个学术领域中隐退下来。就只有在中医学，始终捍守着一个强固的壁垒。中医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它的独特性与强韧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关于“文化定位”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文化之间怎么样定位，孰高孰下，孰主孰从，对于文化交流的流向，当然是有所影响。中国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外国人进入了我们国境，就叫做“观光上国”，上下大小的分别很清楚。文化流向主要是由上向下，由大至小，所以“汉化”这个词，基本上是能表示出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以至西北的高昌、西夏诸国的文化交流势态。但“定位”除了“高下”，还有“距离”这样一个维度。“距离”是比喻性的说法。对方的文化和自己的很相似，我们就说双方很接近，反之(不相似)就说差距很远。究竟“他者”是咫尺之近，还是千万里之遥，这往往是一个国族处于某个历史环境的心理势态问题。明末的天主教士如利玛窦等，基本上是强调天儒合一，于是天主教与儒教就变得既相似又相近，能一拍即合。但到了十九世纪，新教徒却是颇为一致地认为孔教有别于基督教，这个“有别”，当然就是“差得远”、“及不上”。十七世纪的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 )，他写过《天儒印》一书，谈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语云︰“吾主圣训曾有是语，此即爱人如己之大旨也。” 所谓“吾主圣训”，就是玛窦福音里的“金律”(The 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that they should do unto you.”(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利安当的按语，等于说孔子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天儒同理，再用他的徒弟尚佑卿的话说，就是“大主(按︰ 即天主)其授印者乎，宣圣其承印者乎！” 但到了十九世纪，以翻译儒家经典而驰名中外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却说︰
When a comparison, however, is drawn between it and the rule laid down by Christ, it is proper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form of the latter. (p. 109)
The Golden rule of the Gospel is higher than both. (p. 177)
[意译︰拿《论语》的话和基督的训言相比，我们应该留心，基督的圣训是正面的。…它比《论语》和《中庸》 (指《论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都高尚得多。]
理雅各的结论是“How far short Confucius came of the standard of Christian benevolence！”(基督仁爱的高度，孔子是远远及不上！)(p. 110)
基督新教、旧教，尽管在神学上不尽相同，但谈到基督伦理之教，还是很相若的，但明末的天主教士认为能“合儒”，清末的新教徒就认为是“远非彼所能及”，当中涉及的应该就是文化定位的心理势态。理雅各心目中的西方，如日方中，目之所视，无非是日不没的殖民帝国，它是不轻易在文化上认为晚清中国能与自己等量齐观的。我们探讨明末与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翻译策略，这种中西文化上的距离感，是不容忽视的。
※ ※ ※
谈到“距离感”，使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亚当的肚脐眼。亚当是否有肚脐眼，这是西洋神学与画学的大话题。谈论了数百年，纷纷扬扬，连拿过诺贝尔奖的 Stephen Jay Gould也拿它做文章。 一般人认为亚当既非母胎所出，理应是没有肚脐眼的。但君不见，Michaelangelo给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绘画出举世闻名的天人图，亚当不也是有个肚脐眼的么？我见过的西洋画，不论是Masacio、Michaelangelo，还是后来的 Rubens、Savery等等，一律都给亚当画个肚脐眼，要不就拿一块树叶遮去肚脐眼的地方。似乎是没脐眼的原祖父母，大家都不忍看的。试想，把一对没脐眼的男女认作自己的老祖，心里不是会怪怪的吗？
这就是距离感的问题。“父母”要是有个没脐眼的躯体，始终是“匪我族类”，自然就说不上是“父母”，心理上的距离，何只十万八千里？所以画亚当就不得不让他长个肚脐眼，或者画块树叶遮去，似有还无，让这个天造的原人，向我们这一众母生的凡夫俗子“靠拢”、“归化”，如此这般，他才堪称为原祖。
文化交流中的“归化”现象，大概也有点像亚当的肚脐眼，心理偏向压倒理性认知，不得不把“异文化”改塑成自己所熟知惯见的模型。这并不是理性认知有所不足，就正如大家都知道亚当理应没肚脐眼一样，却还是给他画上一个才心里舒服。这里收录的好几篇文章，谈到Ptolemy星学换了头面，以干支的形态出现于民间习用的通书之内，又或者西洋人发现的Pancreas(胰)，归化成为中医五脏的脾，又或者两个裸男的双子宫(Gemini)变成了我们中国的男女宫，似乎都属于“亚当的肚脐眼”这一类的文化现象。“他者”向“我”这一方归化投诚，中外皆然，常情矣。
以上拉杂谈一点读后感。是为序。
丁亥年除夕于港大

本书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家斯特劳斯四卷本《神话学》中的第一卷。在本书中，斯特劳斯试图以生的与煮熟的、新鲜的与腐败的、湿的与干的等对立的烹饪及感官特质建立一套严谨的逻辑架构。“生/熟”这个对立组是一再出现的主题：前者属于自然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差异及变换以火的发现为指涉的焦点。他还发现了下列层次上各对立组的对应关系：在食物层上是“生的/熟的”，在社会层次上是“自然/文化”，在宗教层次上是“世俗/神圣”，在声音层次上是“静默/音响”。

李維斯陀的結構人類學，是要探掘人類心靈的思考模式；對他來說，表面上看來毫無規則的資料，可藉結構分析發現其秩序。在早期的《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一書裡，李維斯陀在看似偶然而分歧的種種婚姻規制背後，發現了幾條簡單而準確的原則。但是，李維斯陀尚無法認定它們是由體系本身的運作所造成的；在此，李維斯陀仍然認為親屬及婚姻法則只是某些社會需求投射於人類心理所產生的反應罷了。
李維斯陀在神話分析上，則企圖更準確地呈現心靈思考的自主性及結構性。神話並無明顯的實用功能。因此，如果說人類心靈的運作是任意的，那麼這特定性更應該在神話的領域裡表露無遺。李維斯陀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透過神話的結構分析，他正是想證明看來非常任意的表象之下，存在著人類心靈非常固定的運作法則。他說：「如果在神話學的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那麼我們就更加有理由相信：在所有其他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
《神話學》的目的既不在闡釋個別的神話故事，也不在探索某一族群之神話體系與文化背景的關係。這部神話研究以一則博羅羅（Bororo）印第安人的神話為起點。李維斯陀先記錄下他所選的這則「關鍵神話」（Key myth）的整個內容，並描述它的民族誌背景。他指出這則神話裡某些無法用歷史及社會事實加以解釋的因素，由此轉向神話內在結構的檢視。到了這部書的結尾，李維斯陀終於把採自南北美洲各地的八百多則神話納入一個複雜的結構變換體系之內。在每一則神話之內，他斷定了各個節段之間所具有變換關係；在不同神話之間，他則找出它們在結構上的種種對應關係。
第四卷《裸人》比較南美和北美的神話，並探討各變型之間的對稱關係。李維斯陀特別注意衣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所伴演的角色。最後，他演證了南美和北美區域之神話整體所具有的封閉性質。
李維斯陀可以相離數千哩、沒有歷史牽連的區域採取神話來進行比較分析，這是非常違反一般人類學的原則的。但他認為神話邏輯乃是人類普同而無意識之思考結構的表徵，因而他的神話研究幾乎只限於針對其邏輯結構的分析。李維斯陀這樣說：「我不是要指出人如何在神話之中思考，而是要指出神話如何在人們心靈中運作，而人卻不知道這回事。」換句話說，地李維斯陀認為神話有自主性，而且這表示他可以忽略特定變異型態的文化系絡。
當然，李維斯陀並未宣稱他的神話分析方法是唯一可行的途逕；畢竟，他所注重的也只是神話的一個重要的面相。無論怎麼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神話學》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訊息？我們也可以把《神話學》看作一則神話，那麼，這則神話的意義又何在？
事實上，《神話學》四卷的標題（生食和熟食、從蜂蜜到煙灰、餐桌禮儀的起源、裸人）已經暗示我們：李維斯陀的終極關懷是人存在於自然與文化這兩個範疇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處境。這四個書名的第一個字「生」（cru）和最後一字「裸」（nu）無論在發音上或在意義上都是互相呼應的。那麼多神話所要說的，李維斯陀所要講的，不外是如此：人藉著文化而脫離自然，但人類不必驕恃；在宇宙之中，人類何其微不足道。但是，我們也不必沮喪，反而更應該珍惜人類心靈的產物，因為有一天「我們」與「無」之間是一跨即過的。

东巴叙事传统以东巴教信仰及仪式实践作为叙事动力，以宗教叙事作为核心特征，以神话叙事为表现特征，以口头叙事与仪式表演互为文本。本书结合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理论，探究了东巴叙事传统的成因、传承、流布、特征，并通过深描东巴叙事文本在祭祀仪式中的演述，揭示了口头文本、书面文本、仪式文本、表演文本在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空间中的互文互构关系。通过东巴叙事传统与彝族、藏族、壮族以及北方史诗的叙事传统的比较研究，对当下的民间叙事学、史诗概念及类型做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

《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在继承旧版的目标的同时，更加强调了各种理论的视角和文化语境，阐释了学科进一步拓展的各种新视角，反映了民族音乐学家对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日益增强的兴趣。全书31个论题和概念被分布在四个部分中：一、世界的各种音乐；二、田野中的音乐；三、人类文化中的音乐；四、多元视角下的音乐。作者通过术语选择、主题变动、民族志叙事、篇章扩充、意义阐释等策略环节，以其特有的口语叙事文体和一些修辞手法，令人信服地讲述了学科发展和印第安黑足人、伊朗人、南印度人以及西方文化的故事，由此为我们构筑了各种地方性知识，当然其中不乏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的影响，由于可以将“全球化定义为现代性的全球投影”，故民族志书写的重要内容必定是现代性——包括西方化（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在全球地方化的进程。

It is commonly agreed by lingu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that the majority of languages spoken now around the globe will likely disappear within our lifetime.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language death has started to accelerate as the world has grown smaller. This extinction of languages, and the knowledge therein, has no parallel in human history. K. David Harrison's book is the first to focus on the essential question, what is lost when a language dies? What forms of knowledge are embedded in a language's structure and vocabulary? And how harmful is it to humanity that such knowledge is lost forever? Harrison spans the globe from Siberia, to North America, to the Himalayas and elsewhere, to look at the human knowledge that is slowly being lost as the languages that express it fade from sight. He uses fascinating anecdotes and portraits of some of these languages' last remaining speaker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this knowledge about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is inherently precious and once gone, will be lost forever. This knowledge is not only our cultural heritage (oral histories, poetry, stories, etc.) but very useful knowledge about plants, animals, the seas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natural world--not to menti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pacities of the human mind.Harrison's book is a testament not only to the pressing issue of language death, but to the remarkable span of human knowledge and ingenuity. It will fascinate linguists, anthropologists, and general readers.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不少西方探险家、学者、传教士和旅行家怀有各种目的，开始来到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法对当地的社 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记录。约瑟夫·洛克 Joseph F.Rock (1884 - 1962) 也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以性格孤僻、勤于笔耕著称，他是唯一一位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长期生活和考察、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云南的西方人。他在云南丽江纳西地区的活动、他对青海阿尼玛卿山地区的动植物学考察、他把卓尼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带去美国、他对四川木里藏族地区的探险以及民国时期和西南地区各路人马的直接接触和交往，都是轰动一时而且长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 斯蒂芬妮·萨顿编著的这本《苦行孤旅》是唯一一本用洛克的日记、书信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等一手资料写成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