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神信仰的民族大致都有一个神谱，如《埃及神谱》、《希腊神谱》等。
《中国神谱》将中国民间信仰之神集中起来，并首次对中国民间诸神排列次序，把历代民间信仰的诸神分做十二类，一一做了详细解说。
该书详细介绍了各种信仰的缘起，阐明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民间信仰文化，它从生老病死、天文地理、江河山川、自然现象以及日常生活与人文有关的现象，总结了人类对民间信仰认识的轨迹。这些信仰在民族的发展中，有的演化成美丽的神话故事，有的凝固为美好的习俗和艺术品。

《中国神怪大辞典》主要内容简介：一、是编所收并非狭义之“神”，举凡神、仙、鬼、怪、巫、幻之类带有“神性”者，一概归人所收范围。所谓“神性”，即人物现象之超自然性质。“鬼”之与“神”，本为一物，殷周以来，不仅连称，且为互名。大抵人死为鬼，其中所谓“聪明正直”者则为神，则神本为鬼中之“大人物”耳。乃如强魂恶鬼，为人所畏惧而谀之为“神”者，亦犹强盗可称大王，兵痞而称老总，更不在少。至于“仙”者，则或以肉身或以尸解成神者，故古人“神”“仙”二字或亦通用。《淮南鸿烈》多方士之言，数十万言竟无一“仙”字，“昆仑之丘，登之乃神”，“不食者不死而神”，其“神”正为“仙”也。人不死为仙，物不死则为精为怪，是仙与精怪本无区别，故狐精可称狐仙，花神本为花妖。巫医星相，术能通神，在上古即为人神媒介；后世或称巫觋为“半仙”，虽为乡谈，实中本质。西方诸圣，本有“金仙”“胡神”之称，传人既久，又多汉化，不惟名臣显宦身后之鬼可为阎摩，即逸人牧竖前生之灵或是佛陀。古之剑侠，肇自越女，至唐大盛。囊利器于脑内，取人头于千里，如云其击技而入圣，无宁为神仙之别才。它如妖人幻术，迹近于逸仙，甄别惟在正邪；异域灵怪，本源于《山海》，去取何分今古？凡此种种，概以“神”名，况干宝在前，例非自我也。
二、范围既大，搜取忌滥。我国民众思想向主泛神论，山川池沼、殿字屋舍，乃至豕圈鸡埘、片石孤木，无不有神灵主其间。而人死为鬼，祠之即神，穷乡僻野，所在多有，即载于卷册略具名目者，其数即以万计。又道释二典，竞尚夸诞：仙真鬼王，随口即出，菩萨诸天，动辄累牍，而究其行迹，多空无一辞。是编于此种仅具名目者，例皆不取。
三、乡贤名宦，为方志一大节目，所谓盛德不泯，义存祀典者，修其祠墓，续其香火，不惟使后人有伫想夷门之思，亦为光耀桑梓、团结宗族计；又有捍土死事者，亦往往神之以显功昭节。其间或有虚称灵迹，拟号请封者，如为民众认可，即不妨酌入本编，其馀一概略而不取。
四、行业祖师，有称为“行业神”者。尊崇祭享，不唯于宗教情绪上为一行业之佑护，亦对业内人士之凝聚、技艺之传承有相当实际作用，不宜与妖人巫觋之迷信造神等而视之。究其实质，颇类于方志之乡贤名宦：其本行业之能工巧匠即“祖师神”者，类于“乡贤”；偶与本行业相涉之帝王名臣或称“保护神”者，则类于“名宦”。诸“行业神”名目虽多，而究其“神迹”，往往阙如，或虽有神迹，率多雷同，或空挂名衔，两不相干。故兹编仅择其“神性”较著者立条，其馀则附见于有关条目。间有例外，如“菜伯喈”之类，其原因阅时自明。
五、话本小说中有神魔一门，其中角色俱为神仙鬼怪，如猪八戒、黄风怪、鹿角大仙、铁扇公主之类，如一概编入，颇为不伦。故凡与典籍及民间信仰无涉者，例不录入。即文言小说中，文人缘兴自造之神亦不少，自唐人传奇以至清季说部，此风始终不歇。文人弄笔，故为狡狯：毛颖、管城，消块垒于咏物；游仙、会真，假神女以娱情。本编亦缘神魔小说之例待之。
六、民间传说，向为民俗研究之渊薮，其中颇涉鬼神。然其枝叶繁茂，发于柯干，综其条理，多成类型。如一概编人，颇嫌重复芜杂，故仅取见于典籍而较有影响者如白水素女、陷湖龙母者收入，其馀拟出别一方式整理，俟以将来。
七、民间秘密宗教及诸种会、道、门中，神名甚多，或信口无稽，有名无实，或取自唱本，鄙俚可笑；亦缘宝卷善书，觌面无缘，间得数种，录之适以贻笑大方，略而不取，亦有藏拙之意焉。
八、高道高僧，虽于宗教史地位重要，但无神迹可言者，不录。又此种人物已有专书，读者自可检阅，编者不妨偷懒。

"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就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在轰轰烈烈地讨论“洋为中用”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洋”究竟是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法治”，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诞生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会把西方文明带到哪里？
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罗斯。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西高东低的倾斜；追求人人平等的强度东高西低的倾斜；交叉点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年来，西风逐渐压倒东风，自由压倒平等。东西之别可以通过追溯文化基因如何结合了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背景与契机去解释。
从西班牙到法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都是约130 年的周期，分起、承、转、衰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代人。美国之后，霸权归谁？中国应如何选择自己的角色与命运？"

这本书从美学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对其来源、演变过程直至目前的状况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列举了丰富实例。作者还提出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即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美学现代性自身。

在一切时代，人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将奉神祇（devotion）理解为种种礼仪形式，而真正的虔诚，即领悟和美德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传承和质素。对此，人们不可感到惊奇，其实这太符合人性的弱点了；我们接受外在者给予我们的印象，而内在者却要求进行一场只有少数人才有力为之的讨论。真正的虔诚在于信念和实际行动，与此相应，敬奉神祇的礼仪形式也具有双重性质，此一些人目的在于仪式性行为，彼一些人却着眼于信条。仪式近似善行，信条犹如真理的影子，或多或少在接近着纯然的领悟。所有这些礼仪形式都是值得称赞的，如果它们的发明者创造它们是为了将所摹仿者真正包含于内和表达于外的话，如果宗教仪式、教会礼节、宗教团体规定始终仿佛是为神的律法筑成的一道篱笆以使我们远离恶行、习惯于善者和熟悉美德的话。……
《神义论》全书包括前言、绪论和正文三部分。在前言中，莱布尼茨解释了他写作《神义论》的原因和目的并描绘了全书的轮廓。正文由三部分构成：上编、中编和下编。
上编的中心内容是对一切世界中最好可能的世界的命题的论证，并在此论证的基础上辩明上帝之慈善和正义。中编论证了信仰与理性、自由与上帝的预先规定的一致。下编的论证主题是道德的恶与形体的恶，即罪与罪过。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这是一部简明易读的"关于男人心智的使用手册"。《国王 武士 祭司 诗人：从男孩到男人，男性心智进阶手册》是最畅销的，最广为人知的荣格心理学派著作，全面展示了如何为成熟、真实、生生不息的男性阳刚气质打下心理基础。通过阅读本书，能够帮助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理解自己作为男人的优势和弱点，并给你提供一幅指示男性自我疆界的地图。
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我们面临着广泛的男性认同危机问题。在当今社会，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些仪式过程能够帮助我们从男孩心理升华为男人心理，所以我们需要深挖与生俱来的自我身心深处的男性潜能资源，我们必须找到它们联系起来的方法。为了帮助读者，特别是广大男性，从男孩心理升华为成熟男人心理，作者从文学作品中甄选出男性力量的四大原型：国王、武士、祭司、诗人。希望本书能为我们成功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做出贡献。

【名人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 与驮兽，他 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一群住在巴黎拉丁區，渴望成為藝術家的文藝青年，揮灑青春不羈的生命，創造豐富而多彩的生命詩篇。這本寫實主義小說，既是作者青春年少的回憶，也是十九世紀理想主義青年的寫照；貧窮藝術家與裁縫女的愛情，詩人、畫家，以及音樂家的歡笑與淚水，在巴黎拉丁區交織出動人創作。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讲述的是以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邻阿尔泰山地为中心的地理单元古代居民的历史。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C.B.吉谢列夫经过了长时间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列出了三篇：篇的古代属于史前史，在时间上包括了考古上的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初期；第二篇的匈奴——萨尔马特时代属于早期草原民族史，在考古上相当于早期铁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公元一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原的汉代；第三篇国家的形成，是从公元五世纪突厥汗国的建立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的黠戛斯民族历史。

本书从一个母乳喂养孩子的故事开始，新手妈妈弗洛伦斯无意中发现母乳除了拥有各种美好成分之外，竟还含有许多环境毒素。这些原本不该出现的工业化学物质为什么会跑到自己的乳房和乳汁里？身为一名科普记者，弗洛伦斯在惊愕之余着手探究，她前往美国各大癌症研究中心、环境政策研究所以及新西 兰的乳房研究实验室等机构，和众多科学家、人文学者交流，从人类学、生物学、医学、环境史的角度解读乳房，关心现代生活如何改变我们的乳房，我们的健康。

本书为“小书馆”丛书之一，绝版多年。
这是一部民国人对曾国藩的解读，曾国藩女儿曾纪芬推崇备至，亲自作序推荐。它堪称一部精神的冶炼志，有关人生的各个方面，居官、同僚、子女、养生、读书、观人、器量、骄奢、淡泊、挫辱、坚忍，自省、笃实……在民国史家凝重的笔触下，对一个普通读书人变成巍峨君子的精神冶炼历程，给与了淋漓尽致的、有震撼力的叙述。

本书是阿尔伯特•施韦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为音乐大师巴赫书写的一部传记。它是西方音乐研究中的必读巨著、经典，甚至，它是一座里程碑。迄今，它已被译成10余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
施韦泽的《论巴赫》为历代的巴赫研究者所青睐，深受专家们的好评。该书在美学理论与实践两端皆具有极高价值，为诸多巴赫研究中的晦涩地带带来曙光。作者论证了巴赫作品的来源、他的管风琴作品、受难曲和康塔塔，分析了巴赫乐思中的图像化倾向，引导人们重新调整对音乐美学的总体观念。此外，施韦泽对巴赫作品的正确演奏方法进行了推敲与讨论，尤其为该领域带来了新曙光。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巴赫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极大空白。
毫无疑问，施韦泽的《论巴赫》是整个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巴赫巨作。
——C.伍尔夫（莱比锡巴赫档案馆前馆长，哈佛大学音乐学教授）
这是一本经典名著——两位伟人，一位是音乐家，另一位是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他们代表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人文传统，而后者研究前者，其心得远远超过一般水平。译者也是学问渊博的年轻学者，精通音乐和文学，相得益彰。此书值得精读。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A landmark book from one of the truly original scholars of our time: a magnificent revelation of turn-of-the-century Vienna where out of a cri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disintegration so much of modern art and thought was born. "Not only is it a splendid exploration of several aspects of early modernism in their political context; it is an indicator of how the disciplin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s currently practiced by its most able and ambitious craftsmen. It is also a moving vindication of historical study itself, in the face of modernism's defiant suggestion that history is obsolete." -- David A. Hollinger, History Book Club Review "Each of [the seven separate studies] can be read separately....Yet they are so artfully designed and integrated that one who reads them in order is impressed by the book's wholeness and the momentum of its argument." -- Gordon A. Craig, The New Republic "A profound work...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pters of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 H.R. Trevor-Roper, front page,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Invaluable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ian...as well as to thos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arts" -- John Willet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 work of original synthesis and scholarship. Engrossing." -- Newsweek

本书考察了发达工业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科技及社会政治的转变带来的文化转型，包括：宗教信仰的转变，工作动机的转变，政治冲突议题的变化，家庭和育儿观的变化，以及对离婚、堕胎、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运用大量 的经验证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人们的价值观正在彻底的变化，该价值观转变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场文化转型正在逐步改造这些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
“英格尔哈特的新书涉猎极广，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展示和拓展。这本书将极大地推动当前正在兴起的论战。”
——哈佛大学 罗伯特•普特南
“英格尔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作出预测的实例之一。他的第一篇文章发现了较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龄群体的态度转变并预测随着这几代人的成长这种转变会引发一系列新政治议题的兴起，而且这种转变会带来民主的发达工业社会中政党体系的转型。 这个预测已得到事实上的确认。英格尔哈特还对民主稳定的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的总体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坦福大学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对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来说，这本著作的重要性体现在如此之多的领域里，以至于任何不计篇幅和细节想要列选其优点的尝试都不足以完全涵盖它所蕴含的价值......它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作者通过对浩繁可观而且独一无二的数据进行了精辟分析并揭示出文化转型的理论，也在于作者对该数据的成功演示及阐释。”
——马里兰大学 马丁•海斯勒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讲述了: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果说人类在20世纪的现代文明成就超越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成果，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叠加了所有时代的恶果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一切都缘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明，亦即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及价值认识的欠缺，这就是终极的文化问题或哲学问题。而文化人类学正是研究这类终极问题的基础学科，它旨在描述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揭示文化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文化间的异同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及相互渗透等。这种研究途径，无疑为深入解剖人类本身、向人类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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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体现材料的真味
饮食为媒，以“和食”观“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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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从《深夜食堂》的人生百味，到《和食双神》的匠人精神……日本料理的表象之下，蕴藏着一个民族怎样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
·我们熟悉的寿司诞生于19世纪、刺身的历史亦不久远，这些日本传统食物最初是何模样？它们的出现有着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奈良与平安时代“公家文化”的“式三献”有哪些食物与礼仪？
·日本料理自古刀功胜火功，如何娴熟优雅地切割一条鱼乃室町时代武士修养之一……
★ 由上古叙至当下，首部由国内学者撰写、通过日本料理探讨日本文化的专著；
★ 严谨的文献依据结合考古成果与亲身经历，深刻而不晦涩，生动而不枯燥；
★ 时隔八年全面修订，更新大量数据，新增16页彩插、44张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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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我们熟悉的寿司、天妇罗、刺身、乌冬面等传统日本食物最初是什么样子？“怀石料理”“会席料理”如何发展成为今日的样貌？外来饮食又对日本传统料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者梳理了大量中日文献、考古成果，结合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从日本上古时代的饮食生活讲起，论述了日本料理如何由带有浓郁东亚大陆色彩的饮食，发展至具有鲜明列岛特色的日本料理。
除了料理本身，本书亦对与料理密切相关的调味料、饮食器皿、食摊、料理屋及料理书刊进行了论述，并对日本料理发展背后的“公家文化” “武家文化”、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等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正如作者所言，本书的内容是日本饮食，但重点不在饮食本身，而是通过饮食表象探讨其内在的文化意蕴及饮食文化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联。

《利玛窦中国札记》主要撰写者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欧洲人，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详尽记录了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利玛窦中国札记》共五卷，第一卷概述当是中国各方面情况；第二至五卷记叙传教士们（包括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