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稿由意大利著名东方学、上世纪国际上最著名的藏学家图齐所著。现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意大利籍教授魏正中（Vignato Giuseppe）、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博士组织专家翻译。本书在国际上有意文、英文等版本，而通行的英文本错误很多。此次翻译初稿以英文本为基础，再参阅意大利逐句核校，保证了原著的准确性；本书译者到西藏多处实地考察，重新核对了全部文字，并作了大量补充和更正，澄清了资料的原始性；本书译者还对藏语、梵语和藏传佛教词汇增加了注释，扩充了图表和译名对照等，既符合国际学术规范，也加强了本书的可读性。总而言之，本书是图齐乃至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藏学著作，而汉译本将是超越英文版本乃至意大利文原本的最佳版本。全书四卷七册，再加一本索引及译名对照表，共8册。各卷内容为《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塔与擦擦》、《仁钦桑波与西藏佛教的复兴》、《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特征》及《江孜及其寺院》。书稿内容庞杂，图表非常多，使用了大量藏、梵文献，涉及众多印度和中国西藏宗教学以及古代西藏考古、艺术和建筑学的相关内容。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着如埃及一样悠远而闻名的历史。尼罗河哺育了那里的人民，使埃及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的摇篮”之一。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的某个时期，尼罗河谷地的居民观察到达条河流有规律的年复一年的泛滥，他们利用这个规律从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获取着丰收。到了公元前4000年，人们定居的村落沿着从阿斯旺到三角洲的狭长绿色走廊蔓延开来……

尼罗河畔的奇异之旅，数千年的古老文明，这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眼中的古埃及，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主要考古遗址的神秘氛围和重要意义一。简单明了但信息量丰富的文本包含有图片注解，还有专门的图表和图绘帮助读者穿越目眩神迷的法老世界。
本书是《古文明之光丛书》中的一册，通过精美的图片与精炼的语言，浅易、明晰、生动地展现了古埃及文明全景。书中首先概述埃及地理和历史，然后逐步深入描述各处考古发现和重大遗址的来龙去脉，讲述它们在19世纪被重新探索的故事。

《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讲述解放神学是一种与传统神学有很大不同的历史神学，解放神学可以被视为基督教与现代历史意识对话的一个后果。
具体而言，解放神学所关切的历史是以1968年为象征的世界性解放运动这个历史。由于1968年经验既指向以改变历史为职志的马克思主义，也指向决定选择穷人的拉丁美洲天主教会，解放神学既可以被视为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一个后果，也可以被视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第二次宗教改革。
《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指出：今天，可以说这两个十九世纪老欧洲人的预言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现实。世界正在走进太平洋时代。一个令人为之一震的事实是：在美国，说西班牙语的人口已经接近或甚至已经超过西班牙，西班牙语美洲与英语美洲之间古老的抗争还将继续。中国商人早已步入这个更大的、操西班牙语的、天主教的美洲，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基本上依然将这个美洲视为与中国无关的世界。
《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对解放神学的研究即志在拉近中国—拉丁美洲之间的文化距离，为理解太平洋时代贡献绵薄之力。

本书彩色内页：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25503000/
《圣经》共六十六卷，由四十多位不同时代的作者写成，创作时间跨越一千多年，全书信息首尾相贯，浑然一体。这样一本书是怎样形成的？它如何被翻译成了两千多种的文字？它如何在逼迫者的火焰与怀疑者的批判中存留下来？它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本书讲述的就是关于这本奇书的奇妙故事。
本书精裝铜版纸全彩印刷。全书分为五部分：旧约的成书、新约的成书、圣经与迅速发展的教会、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圣经与现代社会。书前附“历史时间表”，书后附“参考文献”及“英汉译名对照表”。西雅图大学陈佐人教授作序导读。

纸草文献的出土，为西方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和第一手资料。在本书中，凯尼恩主要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并结合古典文献中关于图书和阅读的零星记述，向读者生动而又详细地介绍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生活中图书的材质、形制、内容以及阅读习惯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情况。
本书是西方图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西方古典文献学的一部名著，对于研究西方古籍的缮写和流传、研究古文字学和书籍史的读者来说，是一部必读书。西方古代的书籍没有刻本，全凭手抄,册页装基本上就是现代书籍的装订形式。两位作者从希腊、拉丁文献当中考证了册页装如何兴起，如何改变了古典时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以大量图片及艺术品的精美照片配合精炼的说明文字，阐述西方文明起源之一的以色列文明的发展历程。本书适合于广大社会读者。

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语撰写的全面研究圆明园的历史巨著，以宏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引领读者一起去探索“万园之园”的奇与美，感受园林盛衰背后的历史沧桑，并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
该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圆明园建筑的外观与内涵、兴衰全过程及其作为五位清帝居处时园中各方面的人文活动，既从宏观上呈现圆明园布局、扩建、焚毁、修复的漫长变迁，亦于细节处勾勒园林建筑、生活起居与日常运作的点滴，回溯“万园之园”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对于那段屈辱历史的研究与反思。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圆明园。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永无止息地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唤起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愫，由此而生的伤悼、自省、图强等话题也一直未曾消歇。且让我们随汪荣祖先生的如椽大笔，去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世界数十所大学人文系经典教材
800余幅艺术珍品图像全部自原作拍摄而成，到世界各大博物馆游览一遭的享受
著名教育机构麦格希公司荣誉出品
畅销全球二十余载
外研社全新引进第六版
英文原版 中文注释
《人文传统（一）史前文明——中世纪（全彩插图本）》旨在以全球化的视野探讨和研究世界文明的脉络，呈现“人文”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整合之美，时间从史前时期到中世纪，内容涵盖世界范围内从宗教到文学到艺术的各领域文化，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人文传统世界。本套书的英文版由全球顶级教育出版机构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出版。本套丛书自从1992年面世以来，至今已改版六次，是国外诸多大学人文系的教材。

《旧约圣经背景注释》和《新约圣经背景注释》相辅相成，提供了旧约经文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知识，涵盖从创世记到玛拉基书：《旧约圣经背景注释》汇聚浓缩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使得阅读旧约的平信徒得以一窥堂奥，在丰富并深化你对圣经经卷的研读方面，是其他注释书难以望其项背的。

《知觉的悬置》考察了现代注意力的悖论性质，一方面它是个人自由、创造力与经验的根本条件；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及规训体制有效发挥效力的核心因素。克拉里论证了我们有意识地观看或聆听事务的方式，来自人类知觉性质的关键性演变，这一演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那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以马奈、修拉和塞尚的作品为例）深深地卷进了欧洲视觉机制的这场深刻变革。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本书由名家之诗、名家之画、名家之笺释组成。有趣的诗、有趣的画，功力深厚的笺释浑然一体，由此，我们认识了什么是“雅趣”。诗与画表现的生活，已经离我们愈来愈远，但跃然纸上的笔墨，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笺释使我们从怀旧的思绪中，理智地审视逝去岁月的痕迹。在周作人、丰子恺两位先生的后人及钟叔河先生的鼎力支持下，这本了解、研究中国民俗的宝贵资料得以顺利出版。原丰子恺先生所缺的三幅画曾由毕克官先生补作，为了使风格更接近丰先生，丰一呤女士特仿照先生的构图补作三幅。

《唐代节日研究》创新性地引入节日生活微观研究方法，选取几位唐人为个案，对他们在节日生活中的行动及其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由于唐代行动者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又具有纳异的广博胸襟，他们对节日活动的选择和实践丰富多彩。节日决定着唐人的生活节奏，丰富着唐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维护着个体的社会关系，激发着个体的生活热情和生命意识，也培养着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和纳异胸襟、创新精神。

在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蔚成风气。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生育、交往、休闲活动、消费行为等看似琐细的对象中理解人类生活的实态，内容涵盖从皇室到平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同时通过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体、艺术诸领域研究的融合，逐步发展出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本书以日常生活史研究为主题，精选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十八篇，从学术史、基本理论、重要方法、个案研究等不同层次，反映了这一专题领域的最新进展。

《忠实的刽子手：动荡十六世纪的生死荣辱》是历史学家乔尔•哈林顿的一部力作。
以一部16世纪欧洲的刽子手日记入手，打开这名斩首大师残酷、怪诞、匪夷所思的一生，也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鲜为人知的一面——“刽子手的黄金时代”。
在45年的职业生涯中，弗朗茨•施密特斩首394人， 拷问、鞭笞、虐待、毁容的犯人达数百人……弗朗茨是执行暴力的砍头人，是背负着耻辱的家族之一员，但他并非杀人如麻的怪兽，他还是每年平均看300名病人的医生，被宗教改革者称为“上帝之手”。
弗朗茨是我们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残酷一面的导览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16世纪的女巫、盗寇、杀人犯；他在现场向我们讲解刽子手的工作日常——挖眼、剁指、轮刑等名目繁多的刑罚；他带我们置身南日耳曼恶臭的街市，在那里，围观行刑的人们伺机偷走死者的肢体。
弗朗茨还见证了刽子手这一职业从声名狼藉上升为司法中的一环，在现代开端的欧洲透出一丝司法的光亮。至今人们仍在问，人是否有权处死另一个人？刽子手为何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人为何不再依赖公开处决？自弗朗茨的时代以来，残酷的刑罚似乎已被驱逐出文明社会，但这是不是现代人自傲的错觉？刽子手弗朗茨持剑而立，带我们重新思考暴力与刑罚。
【编辑推荐】
1.一部精彩如悬疑小说的历史力作
谁能想象得出职业行刑者对杀人这份工作的感受？45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亲手处死394人！有冷酷不仁的盗寇、油嘴滑舌的诈骗分子、命运悲惨的未婚妈妈，乃至贵族议员、虔诚的牧师、贪腐的狱卒，甚至自己的姐夫，被他拷问、鞭笞、虐待、毁容的犯人更达数百人……
在一次旅行途中，历史学家乔尔•哈林顿偶然寻获一本长期被埋没在角落的刽子手日记。以日记为蓝本，他抽丝剥茧、细腻解析，深入16世纪纽伦堡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一部精彩如悬疑小说的历史力作。一个人一辈子如何沉浮于血腥技能与虔诚信仰之间？不读到这本书的尾页，你会完全不想放下。
2. 古怪、鲜活、让人欲罢不能的社会史
积水的马路、冒着白烟的摊位、嗜血而迷信的群众……哈林顿运用令人钦羡的文风和学者的功力，让我们回到文艺复兴时期恶臭扑鼻、人潮如织的南日耳曼街市，全景呈现了一个站在现代开端的欧洲社会。这部以刽子手为主角的社会史，古怪、鲜活，读来让人欲罢不能，即便普利策奖、布克奖等文学奖得主也都纷纷赞赏极力推荐。更收入近50幅令人眼界大开的珍贵插图，震撼展现挖眼、剁指、火烧、鞭刑、溺刑、轮刑、绞刑等等千奇百怪的行刑方式，宛如暴力与刑罚的奇观。
3. 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思索历史的撼人佳作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公开行刑来彰显公权力，又是什么让刽子手退出了历史舞台？斩首示众已被现代文明社会视为野蛮，那么何谓“文明”，何谓“野蛮”，“文明”又从何而来？
这是一本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思索历史的撼人佳作。刽子手弗朗茨见证了自己的职业上升为司法的一环，在现代开端的欧洲露出司法的光亮。他的一生是思考暴力、刑罚和社会进步的切入点。在刽子手的世界，依稀能瞥见我们自己的身影。展读之际，它促使我们思考——那时的社会与我们今天自以为进步的社会，相去究竟多远？
【媒体评论】
本书读来畅快有趣、大开眼界、匪夷所思，也骇人听闻。哈林顿说了一个精彩的故事，生动描绘弗朗茨的生平以及他的世界。
——瑞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普利策奖得主、《北非战争》作者）
一部审慎又精彩的著作……它探究十六世纪的纽伦堡及其周遭的世界，再现当时的社会脉络，呈现令当今社会难以理解的残酷面，栩栩如生。因为本书，弗朗茨这位刽子手以及他手下的死者，不会再被我们现代人睥睨，而是回过头以当时的道德高度还他们一个公道──那时的社会与我们今天自以为进步的社会，其实相去不远。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布克奖得主、《狼厅》作者）
这本书让大家回到十六世纪恶臭扑鼻、人潮如织的南日耳曼──积水的马路、冒着白烟的摊位、嗜血又重度迷信的群众。哈林顿运用令人钦羡的文风和学者的功力，让细节与抽象概念跃然纸上。这是出色的社会史著作：古怪、鲜活、让人欲罢不能。
──R. 杰伊•小马吉尔（R. Jay Magill Jr.，美国学者）
哈林顿以令人赞叹之笔成功还原了当年的历史，以独特的方式带领读者进入刽子手的感情世界，进入他成就感与耻辱感并存的不安意识。任何人若愿意以全新的角度思索历史，并重新看待今天的犯罪与惩罚方式，那么这一定是一部撼人佳作。
──乌林卡•鲁布莱克（Ulinka Rublack，圣约翰学院欧洲史学者）
一针见血……从方方面面呈现宗教改革时期的日耳曼。
──《科克斯书评》（Kircus Review）
精彩绝伦，引人入胜……通过聚焦于杀戮这一职业，哈林顿唤回了一整个世界。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这是一个十分现代的故事，却讨论了死刑和被哈林顿称为“人的复仇冲动”的深刻话题。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