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新金文編》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一部專門收載商、周（至戰國末）兩代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的字編。這些古漢字因為都是以鑄刻方式施之於鼎彝的，所以給這些古漢字起名字的漢宋人根據了這一特點將其呼為“彝器款識”，成為這類古漢字最早的稱呼。由於勒銘的青銅器多是鐘鼎，人們又呼其為“鐘鼎文”。又由於青銅器是以青銅鑄就，古稱青銅為吉金，所以又稱之為“吉金文”，省稱為“金文”。
在金文研究過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識字。因此纂集收釋金文形體的字編對於推動金文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識字上的指導，另一方面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系統的字形資料。
這項工作在宋代金石學興起時，就有學者開始做了，北宋呂大臨的《考古圖釋文》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金文字編。清末金石學大發展，吳大澂編纂《說文古籀補》，收釋金文單字相當豐富，在金文識讀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部字編為補古籀而作，兼錄石鼓、古陶、古璽等載體上的古漢字，並不是一部專門性質的金文字編，對金文異體的收錄十分有限，而異體又恰恰是金文研究最為重要的資料，因此《說文古籀補》儘管在當時識字水平很高，卻無法滿足金文研究日益發展的需要。
1925年，容庚先生纂成專門收釋金文形體的字編《金文編》，《金文編》字形一律採用摹寫方式，按《說文》部次編排，字頭之下廣錄異體，成為金文形體的淵海。其后隨著時代發展，這部字編分別在一九三九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五年三次修訂增补，使這部字編儘管經历六十年，一直能以摹錄之精、形體之富、識字之專業而成為古文字學、考古學等諸多研究領域最具权威性的金文工具書。
自一九八五年至今，又是二十五年過去。這部字編沒能再加修訂增補。而這二十五年，古文字材料甲骨方面有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土、簡帛方面有九店楚簡、江陵楚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睡虎地秦簡等出土與發現，其中郭店簡、上博簡中的資料不少有傳世文本或傳世相關資料與之比照。銅器方面，據劉雨、盧岩《近出金文集錄》、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劉雨、嚴志斌《近出金文集錄二編》等書著錄，一九八五年後至二〇〇七年間新出器銘多達二千餘，二〇〇七年後陸續又有不少重要器銘公佈，時代涵蓋由商到戰國。總覽上述這些新出資料，在古文字學、考古學研究上價值重大的形體甚夥。舉幾個例子，四祀𠨘其卣銘的真偽学界至今存在爭议，铭中的“𠨘其”是否为人名、是否有其人，大家意见也不统一，1991年陕西岐山出土铜斝有“亚𠨘其”三字，其中“𠨘”字写作“”，與四祀必其卣銘中的“𠨘”（作）構形全同，說明“𠨘其”其人確有（參見劉雨《近出金文集錄·前言》），卣銘不偽於此當得確證。又如，在公佈的殷墟新出器銘中有一“”字，左从“”，與西周九年衛鼎“顏”字所从的“”全同，顏字所从的“”，根據楚簡所見“面”字形體資料，結合“顏”字字義，學者論定就是“面”字，現已為學界共識。而“”既與“”構形全同，則其亦為“面”字無疑。得此“面”字，則“面”字的源頭便可追索到商代金文，過去研究甲骨文的學者曾將甲骨文中的“”釋為面，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有“”字，學者考證它才是商代真正的面字，而此“”與“”構形亦全同，可為“”為面字的一個重要證據，亦進一步證明“”決不是“面”字。“面”字在商代甲骨、銅器上皆有發現，亦說明它在當時是一個常用字，同時也表明“面”是商代的一個常用詞，“面”由商代的“”、“”經歷西周的“”再到戰國的“”，最後結體為小篆的“”，形體一脈相承，皆以“”為指事符號，置於“”“”、“”（𦣻）前，示顏面之所在，是一個指事字。又如疾病的“疾”字，《說文》小篆从疒，矢聲。以前能看到這種構形的“疾”字最早在出土的春秋時期侯馬盟書中，形體發展缺了西周長長的一環，有的学者因此認為“疾”字由“疒”變為“疾”是見於甲骨文中那種矢著腋下的疾字發展到西周晚期的疾字（毛公鼎）後，和表示疾病義的“”（甲骨文）合流而成，新見材料表明“疾”這種形體在西周早期或中期的否弔卣銘中便已經存在，寫作“”，春秋金文所見寫作“”，戰國寫作“”，形體一脈相承，由殷墟甲骨文的“疒”發展到“疾”始自西周早或中期，沒有漫長的缺環，而西周晚期从大从矢的疾字還在使用，說明“疾”這種形體和無關，《說文》分析“疾”字从矢聲是正確的。等等。在文字考釋方面，突破也相當大，由於新出的一些楚簡文字資料有傳世典籍相參照，旁及同期金文、上溯商周金文，遂使一些長期沒能釋出的金文疑難字得以釋出，長期被誤釋的字得以糾正。如鄂君啟節中的“”，處在銘中關鍵位置上，由於找不到形體方面的可信證據，無法確切釋出，郭店簡出土和上博簡面世，悟知原來就是“就”的古文，遂使這個長期未能确釋的疑難形體得到確釋。又如商代金文中有、等形體，可以分析為从彳从步，也可以分析為从辵从止，以往的考釋者多作从辵从止分析，釋為徙，可是楚簡文字資料揭示“徙”字寫作、，从辵，从徙字古文（《說文》从“米”乃訛體），睡虎地秦簡所見作、，从辵从“少”，“少”顯然是徙字古文省，小篆从“止”，學者指出乃是“少”形之訛，證明以往釋、為徙是錯誤的，實乃步字繁文，在目前所見出土先秦古文字材料中，并沒有从辵从止的“徙”。等等。類似的研究成果還可以舉出許多，將金文的釋字水平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由於《金文編》滯後多達四分之一世紀，新資料，新的研究成果無法體現，限於時代科技水平，字形採用摹寫方式，再謹慎，也難免有失真之處，而且人們看著摹本，終覺不是真經，使用起來常常要去查對原拓，費時費力，等等，因此廣納新資料、吸收新成果，運用新手段，編纂一部《新金文編》，成為學界熱盼。
我在1996年曾出版一本名叫《金文編校補》的書，其後也主要以研究金文為業，由於這樣的一些原因，對金文資料、研究成果比較熟悉。學會操作計算機後，曾萌生利用計算機神奇的檢尋製作技術編一部給自己教學科研用的《金文編》的願望。於是我就利用工作之暇搜集、掃描資料、以字頭立文件夾，用駑馬十駕相督責，不間斷地將鍵盤敲打下去，四五年過去，積之已多，試著使用，非常便利。點擊搜尋，瞬間即得，這更鼓勵我繼續不間斷地做下去。
2006年暑期來臨，編纂《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古代卷告竣後，我向責任編輯王炘先生談起電腦上的這部孕育有年的書稿，講述了它的價值。王炘聽了之後非常高興，他立即約我以其為基礎，為作家出版社編纂一部《新金文編》以饗學界，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接著，我和王炘先生討論了將要貢獻給學界的這部書的特色。認為其特色就應該是個“新”。
爲了能實現這一特色，不辜負出版社的熱望，我確定了以下目標和原則作為編纂指導：
一、要編出一部所收字形絕對客觀的字編。為此，字形一律運用計算機剪貼拓片（無拓片者剪貼流傳下來的摹本），不作對筆劃可能發生影響的描摹處理，不清者照錄，盡可能地附摹本以供使用者參考，摒棄由編纂者摹寫的舊辦法。
二、要編出一部方便科研的字編。為此，字形一律按時代排列，每個字形均標注器名、時代、著錄，讓使用者所需基本信息齊備。
三、要編出一部新出材料囊括無遺、異體資料極為豐富的字編。為此，字形選擇既要充分照顧從前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材料，又要特別注意收錄近年來新發現的有價值的字形材料。新發現的材料收錄下限要盡可能地下延。
四、要編出一部釋字與時代研究水平相應的字編。為此，要廣泛搜求1985年后考釋成果，凡可從者一律遵從，絕不囿於門戶。
於是就把“家珍”抖鋪開來，照上述原則重新組合，刪繁去重，刊蕪存菁，查缺補漏。
這一年，我來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中與應用中心，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人氣和諧，科研時間充足，我在這裡主持教育部重大課題“近十年來出土古文字集釋電子資源庫”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古文字詁林》補編”，而《新金文編》要將1985年以後二十馀年間新出的金文形體加以整理收釋，和兩個課題相合，遂納入課題，作為中期成果加以運作，到2010年夏，編纂告竣。
雖然，亦絕不敢沾沾自喜，更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準依字書的性質及編纂成例，編纂中曾廣泛參考汲取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所以我在這裏謹向前賢時彥致以崇高敬意。
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責任編輯王炘先生以及翟婧婧女士。他们為本書出版，策劃方方面面，沒有他们的督責和孜孜奉獻，這部書的問世將不可能，因此在小序結尾，我要向王炘先生、翟婧婧女士表達我的永恆謝意。
董蓮池
2010年夏識於滬上
卷首說明
一、本書是專門收錄商周（至戰國末）期間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的字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學者習慣上稱為金文，本書因之。
二、本書為方便尋檢，遵依《說文》部次，始一終亥。
三、本書收錄之金文字形，一律從拓片上剪切，並標注拓片來源，不清者附以摹本以供參考。如無拓片僅有摹本傳世者則剪切摹本，亦標注摹本來源。拓片或摹本之選擇，著眼清晰，不專主一書。
四、本書每字頭下所收金文形體，均於其下標注所出器。除極個別者外，均按時代先後排列，順序為：商、商或西周早期、西周早期、西周早期或中期、西周中期、西周中期或晚期、西周晚期、西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或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或晚期、春秋晚期、春秋、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或中期、戰國中期、戰國中期或晚期、戰國晚期、戰國。斷代主要依據著錄書上的說法。某些則參照近年來專家的新成果，限於體例，未能標注，敬請諒解。
五、本書金文字形下所標注之拓片來源，取于《殷周金文集成》、《殷周金文集成釋文》者，只標注該書冊數和拓片序號，如“08.4144”，表示取于《殷周金文集成》第八冊第四一四四號；取于《近出金文集錄》者，標注該書簡稱和拓片序號，如“近出353”表示取於《近出金文集錄》第三五三號；取于《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者，標注該書簡稱和頁數，如“新收644頁”表示取於《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第六四四頁，取于《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者，標注該書簡稱、冊數和拓片序號，如“銘文選二680”表示取于《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二冊第六八〇號，餘可類推。取自刊物者，一般標注全稱，亦有個別標注簡稱者，詳《拓片引用書目》。刊物年份的標注，只標注後兩位元數字，如“文物84.1”表示取於《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文物07.8”，表示取於《文物》二〇〇七年第八期。
六、本書收錄的金文字形，刊佈的時間下限截至2010年。
七、本書卷末附有部首索引、拼音索引，以供檢索。

1964年，李大魁老师带我去陆宗达先生家，陆先生送我他新出的《训诂浅谈》，教我怎样读书。自此，我师从陆先生，直至先生辞世。先生主要为我《说文》，也有较少的时间讲《左传》和《毛诗》。
这本书，是我从陆宗达先生学《说文》的笔记。我想尽力保持先生授课时的情境和讲求“旧学”的原貌，而不想把它装入一种今日“学术著作”的体例中去。陆先生曾说：两人对面，是可以谈学问的精细处。下功夫的地方，往往没有太多的趣味，打基础的东西，不会写在论文著作中。
本书的价值，在记述，而留与后学，以接续传承，面对开放世界。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六万余件古代文献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其用语记录的多是晚唐五代民众的现实生活，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书对其词语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和考释。上编导论，阐述了论题的内涵，回顾了研究的概况，反思了存在的问题，论证了选题的价值，说明了考释的方法；下编考释，对其中的270余条疑难字词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基础汉字形义释源(修订本)》是一本极具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工具书，也是一本构思优长、雅俗共赏的古文字学读本。其内容有：以人体为内容的部首、以器用为内容的部首、以动物为内容的部首等。

《增订汉印文字徵(套装上下册)(竖排版)》主要内容有：古玺印研究、古代书画印鉴、篆刻编、待时轩印存、古玺印考略、增订汉印文字征、古玺文编、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纹饰铭文辑录等。

孙继民等著的《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上中下)》分为整理编和研究编两大部分。整理编是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6册所有非佛教汉文文献进行文书学的整理，主要是释录和校勘文字，包括定名、题解、录文、标点、校记和参考文献等。研究编主要是汇集主持人及研究团队近年来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非佛教文献的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综合研究部分、宋代文献研究部分、西夏文献研究部分、金代文献研究部分、元代文献研究部分。

《商周古文字读本》内容简介：古文字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本身尚处于不断地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之中、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待做。关于古文字学科教学体系的建设、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古文字学要讲的内容确实很多、但是其中不无轻重缓急之分；偿若面面俱到、则教学难以从容、效果也难以保证。而古文字学无论其涉及面多宽多广、它首先是属于语言文字学的范畴的。这是因为并非任何传世的或出土的古代器物、都是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古文字学的对象、总是那些具有古文字材料的器物、甚至包括一部分原器物已经佚失而只有古文字搨本或摹本留传的材料。同时、任何传世或出土的古文字材料、都是当时语言的书面记录、都首先有一个如何释读的问题。如果文字尚且不能基本释读、语义不能明了、那么从其他角度例如器物、史实、思想、艺术等方面所进行的考证与研究、就难免不受影响、有的甚至无从进行。语言文字之学、我国传统称为“小学”。它被看作是治学的基础、历来受到重视。同样、要想入门于古文字学、释读能力的培养也可以说是一项最基本的功夫。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内容简介：所谓“俗字”是区別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唐代顏元孫《幹录字书》把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说明俗字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平民百姓使用。俗字的产生和存在，对那些世代相传的正字来说，是一种威胁、一种反動。而事实上，正字和俗字卻是辅车相依的。矛盾是对立統一的，沒有正字，就无所谓俗字。在一定的文字系统中，正字占据主导地位，俗字则作为从属。正字是文字系统的骨干，俗字則是正字系统的补充和后备力量。

《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是关于语言文字学的专门性的大型工具书，共收词目10000条左右。内容包括中国语言文字，部分世界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国语言文字学文献资料、人物、论著、刊物、社团等名称、术语，举凡与语言文字学有关的名词、术语，都纳入在内。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解释汉字形、音、义的字书，对于后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一部辞书的范围。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我决心光大许慎所言之精论，订正许慎所言之谬误，廓清同代之疑团。由此开始撰《说文解字探原》。”
本书首举甲金篆隶字形，次辨文字本义、后起义以及文献中的误解，次以本义与字音相比，说明某字得声之由，分出古音、近音或误读。本书尤重对会意兼形声字的发明。
作者手编索引，详细注明重文及互见之字，不仅检索方便，且使索引本身即成一部简明字典，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考证《说文解字》九千余字每一字古今读音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收入张政烺先生研究甲骨文、金文与商周历史的文章30多篇，大部分已公布过，只有致裘锡圭讨论殷墟卜辞问题的信为首次发表。本书是治先秦史和古文字学者的必读书。

东汉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结合篆籀古文字体，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第一次系统地对中国文字作了诠释，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不朽名著。陆先生从1956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说文解字通论”，本书为其讲义的整理稿，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说文》的内容、体例，以及如何借助《说文》解释古书、了解古代社会。本书所贯穿的训诂方法，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古代文献和继承我国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启示。
本次出版，对引文作了覆核，对讹字作了校订，并请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先生对全书进行审校，原书凡征引《说文》某字，均依陆先生授课情形及征引习惯，详明卷次和所属部首，使便按检。并附录陆先生《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基础与专攻》《我与〈说文〉》等文章以供参考。
许嘉璐：陆宗达先生早年追随季刚先生，升堂入室，得其真谛。《说文解字通论》一书，就集中体现了先生祖述章、黄学说的部分重要成果。一、既本师承而又不囿于成见。二、既深入又通俗。三、材料既很详尽，而论述又很简要。
白兆麟：陆宗达先生既具有上自“汉学”下至乾嘉“朴学”的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理念，又通晓现代普通语言学的科学理论，并把这种理念和理论加以融合而贯穿于他的研究与教学的实践之中，这种体会在80年代学习先生的《说文解字通论》时更为强烈。读先生的书，如同春风扑面：有极深刻的理论，读来丝毫不感到枯燥；有很典型的材料，读来丝毫不感到厌烦。
韩敬体：陆宗达先生给我们讲《说文解字通论》，他对《说文解字》烂熟于心，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博大精深。说当年黄侃先生让他先认真读了三遍《说文解字》的全文，读得极其熟悉以至会背才开始讲授。他又是京剧演唱的行家，讲起话来，字正腔圆，气足味浓。

“汉字构形学”旨在为汉字创建科学的基础理论。本书吸收了系统科学的方法，对传统“六书”的精神重新阐发，在汉字表意特性和汉字构形系统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古今各种体制的汉字结构分析、系统描写的普遍原理和可操作的方法，自汉字存在和发展的诸多现象中提炼规律，建立有关汉字构形的术语系。
作者以讲座的形式将全书分为十讲，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举例详实，对汉字整理、应用和教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版説明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是一部收録古文字字形的工具書，由著名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漢語大字典》主編徐中舒教授主編。參與本書的編寫人員有徐永年、伍士謙、陳剛、庾國瓊、諶貽祝、李宗貴、李崇智、歐昌俊、冷雪、周旭初、查中林、李玫等先生。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共十四卷，收列古文字字頭約三千個，古文字字形約一萬個。書末附有筆劃檢字表，可供查檢。在編寫上，本書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大體按文字發展的歷史層次分殷代、西周、春秋戰國三欄排列。二、主要選取《説文》小篆爲字頭，並依《説文》的次第排列；《説文》没有的，則寫成楷書並注明出处。三、所收字形絶大多數是從原拓本或原件照片中摹取出來的，少數未見原拓的字，則採用傳世影寫謹嚴可靠的摹本。四、對最初一個形體而有幾種用法，後來演化爲幾個字的，或先只有假借字，後來才出現專字的，參照《金文編》等書成例，採取重見的辦法。五、書中所收字形的斷代，主要根據董作賓和郭沫若二位先生的考證，也參考其他一些專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了《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線裝本，共三册。一九八一年，該社將三册合爲一册出版，並增補了批注。後四川辭書出版社又多次重印。此次出版，得到徐亮工先生的大力支持。我們重新排印了書中的注釋文字，並修補、訂正了書中的模糊、錯訛之處。此外，張亞初先生於一九九九年在《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上發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訂補》一文，對本書多有補充和訂正之處，我們徵得張亞初先生家屬的同意，將此文附於書後，讀者可以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战国文字通论》论述了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战国文字与传钞古文、战国文字分域概述、战国文字形体演变以及战国文字释读方法等五章内容。

在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的兩冊本（上冊2002年，下冊2004年）的基礎上修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