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这种残酷的仪式何以在他们眼中如此“好笑”？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文化有珍奇的一面，也有寻常的一面，作者一一召唤而出，藉以邀请读者思索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巴黎的一群工匠觉得猫大屠杀那幺有趣？玩笑如何在旧制度的工人间发酵？《猫大屠杀》揭露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视野，既熟悉又奇妙。作者在书中提供了治疗文化震荡所不可或缺而且入口难忘的一帖药剂。尽管这是一本学术著述，在作者以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写作的策略下，读者绝对可以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

同光时期，德国的外交官、学者、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甚至家庭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一直到1911年大清朝垮台，这些人留下了两百五十余种独立成书的游记。本书精选其中十二篇翻译成中文。
上海城市建设的变迁、城市生活（包括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国际贸易的状况、上海官员的面相和思想、在沪的传教士工作和生活状况都在其中有生动详实的记录。
上海是德国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他们对上海的观感，尽管感性，但却真实，描述生动，再加上德意志民族特有的理性思维习惯，更提高了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也为充分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将其与中文文献相参证，有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去伪存真，加深对近代上海的理解。

后现代主义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由“老大师”们建构的艺术史正典？“女性英雄”们如何制造差异化的图像？进入艺术史的女性主义视角如何解读作品和作品之外的性别、阶级、种族、身份的差异？通过重读正典化的男性大师和女性艺术家——梵高、图卢兹•劳特莱克、马奈、阿特米西亚•简特内斯基、玛丽•卡萨特、贝尔特•莫里索，波洛克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探讨了图像和社会语境中的差异问题。本书既不是对白人精英男性正典无甚新意的批判，也不是对被忽略的女性艺术家毋庸置疑的颂赞。当人们抛开性别的界限时，广泛存在于社会语境中的差异就会重塑我们对于图像的认知和艺术史的叙述模式。
本书重读经典化的现代大师——梵•高、图卢兹•劳特莱克和马奈，以及重读女性主义艺术史中“经典化”的艺术家——阿特米西亚•简特内斯基和玛丽•卡萨特。作者引入精神分析与解构来评测阅读“女性化记载”的工程，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是女性主义题材不错的美术史论读物。

转自：http://www.qiji.cn/books/detailed/127.html
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此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像现代侦探一样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
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并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并以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作者对过去简单的政治史研究，转而探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因为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知晓在革命中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解革命者的价值、期望，以及固有的规则如何被表达并形成集体的意愿与行动。通过研究革命中的象征实践即特定的象征和仪式，亨特认为，革命者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着他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事实上，通过他们的语言、象征、仪式和每天的政治行为，革命者重构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关系。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被评为最出色的介绍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作者从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角度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复杂关系，从而了解法国大革命史如何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易读、激动人心的读本。

善会及善堂是明清社会的新现象，由地方士绅商人等集资、管理慈善机构。这些慈善组织兴于16世纪末期的明代，盛行于清代，甚至民初仍有不少传统善堂仍在运作，本书研究重点则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它们遍布全国，是清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重要性及社会意义不容忽视，其中渗透了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因素。本书既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去探索善堂的成因，也从施善者的主观角度去分析善堂的功能与性质，从而深入解读了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作者透过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并与海外汉学对话，回应了中国有无“福利国家”传统之问，为明清社会描绘出一幅活泼的历史场景，丰富了世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

“她”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蕴涵着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历史内容。揭示这一过程，对于认知汉语的现代变革、新文艺的起源、女性意识的强化与渗透，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意义等，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她”字的文化史》是作者长期研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一个典型个案，很是系统完整。其所发掘出的材料让人感到惊奇。全书为“她”字作“传”，构思新颖，讨论深入，图文并茂，集历史叙事、史实考辨、分析评论于一体，融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多维视野于一字，是对反对“她”字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理念的自觉实践。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A survey of popular culture in 16th century Italy. Ginzburg’s study The Cheese &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first published in 1976, is one of those fascinating micro-histories which explores the remote lives of unknown and forgotten people. The story of Menocchio is one of a peasant life of obscurity but also one of strange and powerful ideas – confused and half-baked even – but powerful enough to bring him into conflict with the Inquisition and thereafter to the final purgatorial flames.
“I have said that, in my opinion, all was chaos … and out of that bulk a mass formed – just as cheese is made out of milk – and worms appeared in it, and these were the angels, and among that number of angels, there was also God, he too having been created out of that mass at the same time ….”
This was Menocchio’s own version of Genesis, recounted at his first interrogation: it has perhap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modern chaos theory. Sadly, the inquisitors did not appreciate the idea that God might have started out as a worm in a primordial curd. Nonetheless, this was Menocchio’s oft-repeated explanation, one he never recanted. More than an independent mind, Menocchio’s was a rebel spirit, harshly critical of Church and clergy and determined to have his say. His ‘learning’ was a fascinating hotch-potch of superstition, oral tradition, ‘strong’ ideas, misunderstood reading, peasant radicalism, paganism and ‘cottage cheese cosmology’. Ginzburg’s book details the patient mechanism of the Inquisition in Counter Reformation Italy as it sought to eradicate suspected heresy and heretical groups rather in the same way that Stalin suspected counter-revolution everywhere.
Bruno burned for the books he had written; Menocchio burned for the books he had misunderstood. Both burnings demonstrat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truth of the old adage; a little learning can be a dangerous thing. Menocchio’s roasting generated more heat than light but at least it did not contradict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 Today in Montereale the visitor will find the Domenico Scandella Social Centre. In the piazza there is a monument in the form of a large wheel of cheese with one slice missing. Our heretic has become a hero. Stephen Dedalus said of Bruno that, heretic or not, ‘he was terribly burnt’; so was the poor miller from Friuli.

人们通常把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相割裂，而“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彼得·伯克却找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伯克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欧洲1500至1800年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形成后来的那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在独享精英文化的同时也分享着大众文化：“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可能会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仆人。她将唱着民谣将你送入梦乡。因此，大众文化是每个人的文化，对所有的人开放的文化。精英同样有另一种文化，主要是对上层社会成年男人开放的文化。……尽管存在两种文化，但不是一边是大众文化，另一边是精英文化，而是一边是所有人的文化，另一边是部分人的文化。”
本书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把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风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涵盖的空间西起爱尔兰的戈尔韦城，东到乌拉尔山脉，北及挪威，南达西西里；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读者将会看到一个流浪艺人的世界：游吟诗人、小丑、变戏法者、江湖郎中、流浪演员和故事歌手；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故事、戏剧以及节庆的仪式。从大众文化中英雄、恶棍和傻瓜的形象中，读者可以看见不善言辞的群体（工匠、农民、牧羊人、矿工、水手、仆佣、乞丐、窃贼以及他们的妻子与儿女）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如何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塑造。
当上层阶级终于发现大众文化对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的本质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退出大众文化并用精英文化来压制和改革大众文化。本书以拟人化的“狂欢节”和“大斋节”之间的战斗形象地浓缩了大众文化被扑灭的过程。作者的结论是饶有兴味的：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正是在它被扑灭之后又被精英文人和学者当作了“重新发现”的主题。

本书收录作者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的八篇代表性论文，不少人将此书的出版作为新文化史的肇始，作者也由此奠定了其作为新文化史领军人物的国际地位。本书以16世纪里昂地区新教徒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为视角，对当地印刷工新教徒的罢工、城市妇女、“嘉年华”民众聚会、知识阶层的文化认同等重要问题作了深描，期待深刻反映这一时期整个法国社会的历史风貌。作者犀利独特的学术眼光、超乎寻常的选择问题的角度、出人意料又出神入化的切入主题的方式、极具想象力的历史叙述，都有助于读者读懂何为社会文化史，并了解其中史学研究范式演变的轨迹。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书中，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一伯克考察了所谓“新史学”的特性。帕拉蕾丝一伯克在与九位引领了这场运动的学者的对话中，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在一系列的访谈中，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堡、杰克·古迪、丹尼尔·罗什、昆廷·斯金纳、基思·托马斯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别的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帕拉蕾丝一伯克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会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探究了历史学家们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背景，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其结果就是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它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会具有吸引力。
在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名声显赫的学者和一位敏锐的巴西提问者之间的这一系列对话。对于文化史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而言，是再好不过的入门书了。这位提问者具有一种杰出的能力，从她的对话人那儿套取极有意义的东西，让我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运用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考察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过程的，关于“西方近代知识与社会交融史”的一部导引，横跨了从一四五○年古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到一七五○年代狄德罗陆续出版《百科全书》为止的三个世纪的漫长历史。
本书开篇评述了自曼海姆到福柯以来的各类知识社会学（理论），进而讨论作为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及其所在的或鼓励或阻碍知识创新的机构（尤以大学和学院最为突出）。之后，伯克又系统考察了知识的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将视野集中于城市、学院、政府和市场在信息收集、分类、传播、有时掩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则讨论了读者、听者、观察者或消费者眼中的知识，包括在17世纪受到激烈讨论的知识准确性问题。
而本书最大的原创在于它探讨的多重条件下的知识。它主要关注的是印刷出版的知识，尤其是学术性知识。但本书将印刷术发明之后，爆炸性增长的知识历史，以及欧洲以外世界的地理大发现看作各种知识之间交流、协商的过程。这些知识包括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知识、理论知识与实用知识、高端文雅知识和低等世俗知识，以及欧洲及其以外的知识。
尽管本书所涉内容主要为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知识，但同样会受到科学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青睐，且会使那些处在另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感兴趣。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