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近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的日记全编，收录了其1916年（十七岁）至1985年（去世前一年）近70年（中间有数年日记佚）的日记，依据日记原稿重新整理。该日记是近代日记中名作，以篇帙巨大、内容丰富著称，极具史料价值。与已经出版面世的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相比，本书内容由原来的140万字增加到400万字，补充了1916年至1828年日记、1966年至1985年日记、中间原遗失的1933年等数年日记，补足了《学词日记》所删削的内容。

《退想斋日记》为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举人刘大鹏所著，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二年，最早为乔志强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刘大鹏活动地区虽然多在山西太原，但由于其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接触，深谙民间疾苦，当过私 塾先生、县立小学校长、县议会长，管过小煤窑，还督率子女参加田间劳动及经营，主持修葺过晋祠及附近道路，所以日记呈现了基层乡村社会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很多丰富细节，弥足珍贵。本书初版出版三十年来，受到中外史学界广泛的征引，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乡村史乃至科举史的必读书。此次重印，对全文做了一定修订，期待能对推动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是刘正、黄鸣两位作者在长期查找、搜集、考辨陈寅恪先生往来书信的基础上，首次向学术界公开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真实、准确的陈寅恪先生书信总集。作者在核对陈寅恪先生的原始信件、复印件和传抄件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隶定文字、区分段落、增加标点、断定写作具体时间、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并加以详细分析和考证，订正了以往对陈寅恪书信研究中出现的断代错误、收信人姓名错误、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错误、书信文字隶定错误等一系列在学术上和技术上出现的诸多错误。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实和学术思想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总集和入门工具书。
两位作者历经二十几年艰苦地搜集、整理、考证和研究，不是满足于简单的资料整理和汇编，而是以严谨的考证学治学方法，以古代注释经书的方式和方法，对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加以研究和诠释。
由于尚有三十几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限于收信人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尚不能公布，因此，本书只公布了不存在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的422 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

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現存有數量眾多的書信，是研究朱熹生平、思想及其育人施教方法、成效的重要文獻資料。通過彙編朱熹往來書信，予以系年，將有利於朱熹及其思想研究、朱熹時代學者的學術交流互動與影響等研究的深入。
【編寫體例】
一、本《彙編》收錄迄今所見之朱熹與朝中公卿、師友故舊、 鄉親門人等往還書札，計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二千五百八十餘通，他人至朱熹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三百七十餘通。然不包括《晦庵文集》卷二○至卷二三所載之“申請”、“辭免”等文書。
二、本《彙編》所收載之書札全文，主要錄自朱熹《晦庵文集》、朱熹所交遊者之文集以及後人之輯佚著述等；其殘篇、斷句則主要錄自朱熹與時人之其他著述如記文、序跋、碑傳誌文等所收錄之文字，并有部分自元、明人著述中所輯錄者。
三、本《彙編》所收錄者，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之姓名漢語拼音為序。其姓名、身份皆無考者，則皆歸於“某人”條下；而題為朱熹佚札、然經考辨為偽者，則附見於相關條目之下，以祛疑惑。據考，自紹興十七年（1147）至慶元六年（1200），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達五百三十餘人。
四、本《彙編》以與朱熹有書札往還者為條目，於其下收錄其與朱熹往還書札（包括殘篇、斷句），以所考辨出之撰寫年月先後為序；并於該條目前簡述其生平事跡以及其與朱熹之交遊情況。又，古人著述中多有關於朱熹往還書札之本事、說明、評論等，為便於閱讀，故一般收錄於相關書札之下。
五、書札名以原書題名為定，如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朱熹《答吕伯恭問龜山中庸》、朱熹《與趙帥書》、朱熹《與章侍郎》、張栻《答朱元晦秘書》等。然自他書中所輯之佚書，則一概取其字為題，如程洵《與朱元晦書》、朱熹《與程允夫書》等。
六、因朱熹與某人之往還書札往往不至一通，為示區別，則於書札名下加以改書札之首句，加以括號，如朱熹此《與張欽夫》（前書所扣）、朱熹《答許順之》（此間窮陋）等。
七、《晦庵文集》中存在一書於不同收載於不同卷帙下、或一書收錄於不同人名下之現象。本《彙編》於前者即收錄一書，然注明其重載於不同卷帙之情況，於後者則分別取為條目，然後注明其於其他條目下之重復情況。
八、為便於查閱，書後附有《人名索引》和《徵引書目》，皆以漢語拼音為序編排。《人名索引》中以與朱熹有往還書札者為目，如“蔡元定”、“陳俊卿”等；然其書札中大多以其字、號、官爵等為題，故為其做參見條，如“蔡季通見 蔡元定”及“陳侍郎 見 陳俊卿”、“陳丞相 見 陳俊卿”、“陳公 見 陳俊卿”、“陳帥 見 陳俊卿”、“陳福公 見 陳俊卿”等。
九、前賢時彥對於朱熹書札之考訂研究成果甚多，尤以陳來先生《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為著。本《彙編》於此頗有借鑑、引用者，著見諸相關條目之下，在此一并致以謝意。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可以说《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