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晚清州县官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主要内容是杜凤治眼里和心中的官场。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官场的百态，为州县衙署的具体运作、州县如何借助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管治乡村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细节。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反映了晚清官府对大城市的管治。有关听讼 的记载透露了州县官在审案时的种种考量，使今人得以了解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有关州县催征的记述，有不少清代赋税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的事实。对官员交往、馈送、收支的记述，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生动而可信的故事。
【编辑推荐】
本书信息丰富，众多鲜活材料刷新了人们以往对晚清“基层治理”的认知。由于日记的私密史料性质，对其耙梳可见晚清地方政治的实在肌理，而非写在典章制度里的“纸上政治”。书中对官场各色人物均有描摹；亦写出地方官的种种公务——如在“刑侦”技术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审命案，在不知纳皇粮为天经地义之事的地方收皇粮，协同地方士绅士完成有限的“城市公共服务”等；对广东的民生礼俗、岁时节令也有勾勒。对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学者，对于对近现代历史感兴趣的知识大众，本书都有阅读价值。
【一句话推荐】
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州县官杜凤治笔下的官场百态。

学海堂是由有名汉学家阮元于道光五年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书院，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是清代很有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描述学海堂改变了广州的精英文化，与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相映；尽管学海堂占有垄断地位，但在广州城内或在三角洲腹地，仍存有其他诸多广府文人认同的文化生产基地。《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通过考察文化学术各派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与地理上的认同现象，来展示十九世纪早期与中叶广州的社会文化景观和地方文化政治状况。

WAN Zhaoyuan analyses h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ceive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rough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Kang Youwei, a prominent political reformer and radical Confucian thinker, often referred to by his disciples as the ‘Martin Luther of Confucianism’.
Confronted with the rise of scientism and challenged by the Conflict Thesis during his life among adversarial Chinese New Culture intellectuals, Kang maintains a holistic yet evolving conception of a compatibl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rue religion’ exemplified by his Confucian religion ( kongjiao). This close analysis of Kang’s ideas contributes to a ric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China and in a more global context.

清史研究学者刘增合教授
全面考察禁政、财政与新政之间平衡取舍的深耕著作
◎以鸦片禁政为中心
◎系统探讨晚清财政制度的变化
◎条分缕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矛盾
◎深剖清末财经制度转型与新政改革间的抵牾根源
【内容简介】
庚子年后，巨额赔款迫使晚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应对和改变，随之，晚清的财政体制出现重大变动，鸦片税收成为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并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清末禁烟又使得各类新政事业经费危机进一步加深，如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致使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各种财政措施难以补救，中央与地方督抚的财权矛盾随之突出。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关于鸦片税收的研究，史学界可谓硕果累累，就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而进行深入研究者也不乏其人，本书的独思之处，在于作者充分利用留存档案，辅以各种报刊、文集，杂著等文献互相参证，超越史学、经济、社会、教育等学科界限，力求揭示历史实态，在论证深度、史料解读和方法见识上，可弥补前人研究缺憾，并为后来者必须参研。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系《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的姊妹篇，这三部书籍合称《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主要收录稿本、抄本或市面上少见的资料。由于它们数量少，篇幅不一，难以按照内容加以分类，只是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本辑共搜集了各类资料13部，其中稿本有6部，它们是《西藏改流本末记》、《道孚公牍》、《治理康区意见书》、《昌都历史述》、《廿四军机要处有关康区交通档案》以及《玉树地区调查记》，约占资料集的50%。
可以这样说，除了目前康区各地政府存藏的历史档案，以及《赵尔丰川边奏牍》、《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重要资料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基本上搜集了现在社会上能够找到的资料。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这些资料的积极作用。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最新学术研究的文章结集，着眼于思想概念史，是努力承接前贤、续写辛亥历史的第三本书，与之前出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及《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起，作为对清季民元重大历史转折重新审视的结果，同时构成尝试续写大历史的开端。作者希望从不同层面努力深化对辛亥民元历史大变动的认识。贯通各类新旧材料，订正重大史事的错误，澄清学界坊间的各种彼此歧异的说法，避免随心所欲甚至别有用心的解读，扩展视野，关注以往大历史较为忽视的人事。
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和文本史事，叙述清季民国时期“共和”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将“共和”作为一个名词，以之为对象，进行概念史研究。第二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辛亥时期“汉奸”指称的转义及其使用为主题，进一步耙梳史料，重现史事，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本相及发展进程，进而依据历史实事把握相关概念及其演化。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增订本)》主要有“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耆声口、《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论第一部汉译小说、早期《申报》的翻译小说、吴趼人与叙事者等内容。

《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主要内容：西学东渐至晚清时代达到高潮，并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风气嬗替，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同一时代的书目著述来了解西学传播的品类细节，以及在两种不同文化意识相互碰撞的特定条件下，近代“新学”的发轫和形成过程的品类、细节，应该是观照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社会思潮演绎全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收入《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辑）、《译书经服录》（顾燮光撰）和《新学书目提要》（通雅斋同人撰）三部书目提要之作，收罗宏富、体例精审，除依次列具著者、译者、版本、卷次、内容提要、得失评骘之外，尚有相关读物介绍等其他可资参考的线索提供。全书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凡原本错讹处皆斟酌订正，另附索引，以便查阅。

船政是近代中国因应“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试图走向工业化、近代化，由左宗棠创设集舰船制造、海军人才培养、水师建设为一体的国家机构。
陈悦的《船政史》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史料的基础上，在按照篇章结构和时间线索全面介绍船政从1866年创设历经清末民国的发展历程。作者在囊括充分资料的基础上，辨析史料档案，提出了大量新观点，并对一些以往未被详细涉及的船政史局部进行了深入探讨。如船政的政治地位、船政水师的历史、淮系势力对船政的影响、船政造军舰的技术情况、船政对北洋海军建设的影响等。另外，本书精选大量相关历史图片作为插图，还附录了精心绘制的地图、海军舰船和飞机线图。
本书堪称船政研究的呕心沥血之作。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全2册，收入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其他旅日华人与日本文人之间的笔谈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 面前。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为研究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资料，也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参考。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 》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收入《大河内文书》《宫岛文书》《芝山一笑》等重要日本文献资料中的内容。
囊括笔谈、唱和、序跋、书信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是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日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友好条规》
1877年1月15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i日本国钦差大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
1877年12月，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抵达日本。
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这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这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视界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造访公使馆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
本书所收笔谈资料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文人，他们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通晓中国经典，能够使用汉文这一“汉字文化圈”内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甚至常常赋诗酬唱，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
参加笔谈的中国人，除了驻日公使馆员如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人，还有旅居日本的民间文人如浙江慈溪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等人、游历日本之文人王韬、李筱圃等；
参与本书笔谈的日本人士众多，不胜枚举，而各编笔谈资料的整理者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
王宝平教授曾将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1.笔谈，2.唱和，3.序跋，4.书信。本书所收笔谈资料，囊括了上述全部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书是对现存晚清日报小说、期刊小说以及单行本小说做一个较全面的搜集与汇编，其中期刊小说1141种，日报小说1239种，利用各大图书馆原件和缩微胶卷编制，单行本小说2593种则多利用前人成果，是对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极好的补充。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所采用的文献资料，一般按较原始的文本和出处入录。关系比较重大的文献（如光绪密诏），有不同的流传文本，且这些文本本身与变法活动有室要关联，则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本分别予以收录。某些重要事件（如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康有为在香港与记者的谈话等），中外报刊报道时各有侧重，《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亦尽量兼容，以便研究者比较。

本书以晚清进士馆及所涉进士群体为切入点，尝试将制度研究与人物研究进行结合。制度研究方面，先辨析晚清革废科举、改试西学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得失，以为铺垫，而后厘清进士馆筹设、过渡、建立、运作、停办、改组、善后及其影响诸细节，再及于进士留学、归国考选及授职迁转的制度鼎革及其意涵。人物研究则兼顾群体及个体，通过详考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活动与经历，探讨近代中国巨变对传统文化精英群体的冲击，以及该群体如何因应并影响此种变革。作者从细处入手解析，大处着眼观照，尝试突破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视域限制，将其置诸近代中国剧烈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转型中进行考察，以期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审视末代天子门生独特而曲折的生命与心路历程。

《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主要内容：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剖析晚清到五四現代化歷程中，「小說」成為主流文學類型、發揮社會影響力的歷程；亦回顧和反思林紓等時代中文化人的命運。
本書立足詳實的文史資料，探討中國從晚清到民國初年，中國古代「小說」一詞，如何經翻譯而置換了中國古代小說概念，從道聽塗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的意涵，轉譯成現代西方的“the novel”之意。
全書以晚清以降，具代表性的現代中國小說理論家梁啟超、呂思勉、魯迅等及其小說理論，抽絲剝繭，分析他們文論中演繹的「小說」概念，如何通過存「形」、保「音」、易「義」這種偷天換日的手法，承載了經東洋傳入的西洋小說觀念，讓「小說」這個漢語詞彙，慢慢成為了像「文學」、「社會」、「存在」等的「翻譯語」。從而促成了新文學的出現，沿用至今。直至今日，「小說」都是富有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主流文學類型。
理論探討之外，作者又以專門分析晚清作家吳趼人及翻譯家林纾的文學實踐例，描繪這一「小說」現代化歷程中的東西交匯、新舊激盪、明暗難辨，引發我們對文學、歷史批判性的審讀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