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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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Rhacel Parreñ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他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面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Arlie Hochschild，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Delias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本书所讲座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是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宗教。有关该教的起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学界一直在深入探讨。
本书所调查的伊朗西南亚兹德和克尔曼两个飘荡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就是这个古老宗教在当代伊朗的遗存。生存于伊朗本土的这批教徒，在博伊斯教授之前，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多少关注。他们的宗教生活，学界并不了解。本书所展现的这两个村落的民俗和信仰，实际上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历过伊斯兰教的强力压迫，在穆斯林的重重包围下，幸存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教群体的现实面貌。这个群体与巴斯人不同，后者所过的是一种未受强力改造，但却是适应印度环境的传统宗教生活。这两个现代群体的信仰及其宗教生活，都源自萨珊帝国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
本书讨论的是现代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但对于国人认识古代祆教，不失为一面参照的镜子。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就本书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其权威性自然不容怀疑。因此，倘若我们要倡导历史人类学的话，本书似也可作为一本样板著作，供我们阅读效法。

《莎车古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传承》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丛书”之一，丛书主编阮仪三。本书力图通过对莎车古城的历史沿革、城镇空间、文化遗存、民居建筑等描写，反映莎车这座南疆丝路古城的丰富内涵，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莎车古城保护与传承的思路，向读者展现莎车浓厚的地域特色。
发现莎车（前言） 文/张恺
位于我国南疆的莎车古城是古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莎车古城是典型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地域特色浓厚，文化遗存、历史沿革、城镇空间、民居建筑均可圈可点。然而，有关莎车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论著却十分有限，原因很多，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和语言的障碍会影响大多数学者对古城的研究，并对现场调研带来不小的挑战。另外，不同于大多数中原地区的古城，历史记录往往基本连续地贯穿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莎车古城的历史资料则是片段化的，时有时无。即便在有限的历史资料中，城市发展的记述也大多有关军事、宗教和政治事件，对城镇演变本身的记录则非常粗浅概略。
在这些制约因素下，如果不是借着编制《莎车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机缘，本书的形成是难以实现的。《莎车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上海市援疆规划工作的一项重大项目，于2013年3月启动编制工作，历时两年半完成。受制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我们通过对有限的历史地图的深入解读，结合地方志、历史著作、学术书籍，甚至是西方探险家的探险手记，筛选出其中历史依据较为充分的部分，这成为研究莎车城镇空间演变的重要手段。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现场的调研工作，上海联合规划团队在上海援疆指挥部、莎车县各级组织、新疆大学等各方面的帮助下，多次深入社区和住户，共完成古城内三个历史文化街区1907户的建筑入户调研，形成了涉及2719户的调研统计报告，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居民访谈和古建筑测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正是在这些基础研究和数据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我们对莎车古城从陌生到了解，进而对其历史文化和传统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不断地在各种文献中寻找关于莎车古老历史的蛛丝马迹。这一过程既艰辛又充实，既充满挑战又富有启迪。
莎车古城的城址在历史上几经变迁，并在叶尔羌汗国之后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以“回城”和“汉城”构成的双城城址结构。在莎车，人们习惯性地将“回城”称为“老城”，将“汉城”称为“新城”，本书中也沿用了这种习惯性的称谓。由于“汉城”已基本为现代城市建设所覆盖，因而本书主要聚焦于历史遗存丰富的“回城”，也就是“莎车老城”。
去到莎车已有十多次了，但每一次造访仍会给我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为莎车古城这块神秘的拼图补上一角。至今这块拼图仍有许多的空白，我们将已有的感知与大家分享，希望此书能够激发起更多人对这座丝路古城继续探索的兴趣。

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民族志是一种为了调查和发现社区、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文化模式与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科学，民族志和其他社会行为科学的调查方法的首要区别在于，民族志者要探索在他们赋予人们的行为和信仰以意义之前，人们都做什么，以及为什么 这么做。这样，人们的观点就形成了建立地方性理论的基础，我们可以检验这些理论，把它们和科学文献相衔接，也可以在改造后用于其他地方。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民族志要依靠研究者作为资料收集的首要工具，因此民族志者要特别注意偏见的问题和保证资料准确性的方法。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描述了莽人的传统文化，全面介绍了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宝库。
莽人是一个至今未明确族属的族群，生活在中越边境靠中国一侧的大山深处，属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河镇。作者通过16年的跟踪实察研究，将这个鲜为人知的族群真实地展现于世。
书中论述了中国和莽人和越南境内的芒人的关系，从历史、语言、文化等角度证明了中国境内只有莽人，而无芒人。
作为第一部较为全面地介绍和研究莽人的图书，全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描述了莽人的传统文化，全面介绍了莽人的生活和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地宝库。

中国的客家人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也是分布范围最广、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离散族群，其迁徙活动验证了“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法则。
梁肇庭著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海外客家研究译丛》分析客家的起源并梳理客家研究的学术史，对以往的客家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学术反思。作者运用西方人类学族群理论和施坚雅教授的区域系统发展周期理论，结合中国内地移民的历史，对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重新诠释，其讨论的主题包括客家移民、族群性和民族主义，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客家移民史、19世纪客家精神特质的形成过程，以及进入20世纪后客家的族群性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海外客家研究译丛》作者梁肇庭是施坚雅的得意门生，虽然英年早逝，传世作品有限，但其著作在人类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

这是一本国外青年文化研究的译著。此书为《通过仪式抵抗》的修订扩充版，包含一篇新序言。该序言向读者全面介绍了自从这本著作1975年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简称WPCS）合刊上初版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由于富有历史性地引领了一个新的文化研究领域而闻名；该中心产生的这些论文，也成为许多攻读文化研究学位的学生们必读的经典著作。此修订本包括了初版收录的所有富有独创性的论文，并增加了本书主编在该书出版30年之后所作的反思，后者进一步充实了这些论文的内容。
当青年文化已经广泛呈现在公共视野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是社会政治变革最为显著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些论文正好在此时发表，从而改变了这种状况。《通过仪式抵抗》通过详细考察战后英国出现的广泛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泰迪男孩[Teddy boys]、摩登族[mods]、光头党[skinheads]到黑人拉斯特法里派[Rastafarians]），讨论了青年文化究竟是如何反映和应对文化变革的。
该书体现了这个引领当代文化研究的伯明翰中心的集体认知，有助于在新世纪对20世纪的一些重要文化著作进行重新定位。

本书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象征仪式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的代表作，被学界归入二战后最具有开拓性和影响力的民族志经典之列。 全书主要围绕中非恩登布人的仪式和象征意义系统的诸方面进行论述。在特纳看来，仪式是恩登布人调整其基本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书中有关象征的多义性、通过仪式的阈限阶段，以及仪式在社会悄境中的动态进程等论述，一直是人类学以至社会科学多个领域中被广为引用的重要文献。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由安东尼·西格尔编著。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如下：
苏亚人的“歌唱”并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歌唱，因为在苏亚人语言中没有相等于我们的音乐和歌唱这样的词汇。所以苏亚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歌唱或从事音乐活动。那么，在我们听来他们的确是在歌唱的“歌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种“歌唱”对他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苏亚人的“歌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内在的，另一是外部的。内在的意义体现在“歌唱”对血缘、家庭的维系，对生产、生活、生存的作用，对视觉形象的表达，对宗教膜拜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歌唱”不是音乐活动而是语言传达，“歌唱”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对音程、音阶、音值、音节、音色、音响的规范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歌唱”，因为这是苏亚人的生命和生活。苏亚人“歌唱”的外部意义是象征性的，是一种部落的符号，是我与你的对比，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历史传承中牌坊式的东西，也类似于战争中号角式的作用，是一种社会化、政治化的意义。从现象上说，这种“内在”和“外部”的意义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质上它们是观念的产物。

《努尔人》一书通过对非洲部落政治制度的田野研究，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群体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史上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努尔人》的经典性一方面体现在其主题上，它开创了一部民族志专门讨论个主题的先河；另一方面体现在其方法论上，它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展开结构分析。这两方面均对今后人类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政治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身兼人类学家和英国军官两职的利奇在缅甸北部山区开展的田野工作几乎与“二战”相始终，其间经历战火困扰和资料散失之厄，而此书终成。全书以历史的和动态的视角反思了社会科学中“社群”、“文化”和“仪式”等核心概念，用细致的民族志资料展现出了克钦人（在中国称景颇）的政治结构变迁以及与周边人群的互动，融理论之洞见与经验之鲜活于一炉。它不但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必读书目，对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亦深具参考价值。

在中国人类学学界里，这是第一部建立在长时间田野作业基础上的有关香港社会的著作。全书用“权力的生成”这一理论框架组织民族志材料的叙述，系统地阐述了无权者之权力的前提和原则，无权者之权力生长的机遇与限制，权力生长的社会戏剧、组织机制、网络机制和有效的行动机制和途径，以及其与无须暴力的国家权力形成的“对抗性合作”这一政治生态。

《中国的语言》收录了我国56个民族使用的129种语言，基本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使用的语言状况。全书共分七编：第一编为导论，简要介绍中国语言调查的成就，讨论中国语言的调查方法、谱系分类、语言和方言的区分、类型学特征、研究方法论，书面语的体系和类型等问题。从第二编起，按照语系（及其语族）的顺序，分别介绍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混合语等129种具体语言的特点，主要内容包括：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使用状况、语言系属；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特点；语言的方言情况，包括分布、使用人口、差异、特点；语言的书面形式及特点；语言的简要研究情况以及500字左右的英文提要。

本书是我社推出的大型系列丛书——《亲历中国丛书》中的一种。叙述作者自1928至1931年在内蒙古和北满洲度过的三年中的一年的经历。在这一年中，作者看到了一般考察之旅看不到的东西：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在平淡无奇、灰色单调的日常生活后面，一个宗教的衰亡和一个曾经横行天下的强悍民族的沉沦。

《瀛寰志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