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t scholarship on the Gagauz people has focused on their ethnic origin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ir Christian faith and Turkish linguistic identity. This study,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work in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approaches the problem of this central dichotomy in Gagauz identity through the lens of daily religious practices. This empirical approach reveals how scholarly discourses on folk religion guide the local fieldworkers identification of what are folk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thus actualises 'folk religion' in a given context.The book offers a fresh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on folk religion as discourse and object of study and is the first monograph in a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 on the religion, history and identity of this under-studied European people.

本书是以认知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宗教文化传承的一番尝试。本书的立论基础，源于法国人类学家 Dan Sperber在新演化论（ Neoevolutionsim）和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的启发下提出、倡导的“文化传承（ Cultural Transmission）研究”，主张“传承”是解释文化的演化与现状的核心范畴，并进而提出“表征的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模型来将其操作化。这也是中文世界里第一本运用这一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宗教现象的人类学著作。

《泰山香社研究》中充实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显示了叶先生所掌握的泰山民俗材料的广度与深度。而在相关文献的把握上，同样反映出在广泛占有材料基础上的得心应手。《泰山香社研究》不仅在泰山信仰的研究中．具有突破性意义，而且对泰山文化的综合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这无疑对泰山文化价值的认识及研究的深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泰山香社研究》论据材料的尽生与鲜活，使得论点具有挑战性。《泰山香社研究》对泰山信仰的基本特征、泰山神祇的人格化进程、香社团体的形成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而对泰山香社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外部社会环境的探讨，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尤其对碧霞元君信仰8特点分析及封号年代的提出，无论从宏观的认识根源，退是在具体的崇拜行为，都具有开拓性。并且，将香社这一特殊的信仰团体放置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考虑，又使命题增加了认识的深度与理论的价值。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有一种承载下层民众精神生活、信仰风俗、伦理道德、理想境界的珍贵文本，这就是在民间流传不衰、生生不息的宝卷。宝卷是一座综合了语言、文学、音乐、宗教的艺术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具有特殊的开发与研究价值。编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公开发表的近300篇宝卷研究论文中，遴选30篇结集出版，向社会展示宝卷研究成果，从中总结与汲取宝卷研究经验，促进宝卷研究向前发展。
❤精彩试读：
“宝卷”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共识。有始于宋代说，有始于元代说，还有始于明中叶说，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的几种看法。中国台湾与日本、欧美等地区学者的观点，也大致与此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宝卷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唐代佛教的俗讲（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
所谓俗讲，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佛经故事，也讲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讲述时，有讲有唱，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因而深为当时群众所喜爱。俗讲不限于寺院，民间也很流行。唐代后期的俗讲僧文溆表演时，“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20世纪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纂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收录了唐末宋初变文78种，可以窥见当时俗讲之风貌。
宋初真宗时，曾明令禁止僧人讲唱俗讲。于是，这一文学形式便朝着两个方面向前发展：一是进入勾栏瓦肆中，导致了宋元话本的勃兴；一是继续留在佛教寺院中，演化为“说经”，后又吸收了鼓子词、诸宫调、散曲、戏文、杂剧等形式，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宝卷”。其出现的时间，笔者赞同郑振铎先生的观点，即元末明初。那时的宝卷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僧侣借这种形式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现存元末明初金碧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可为佐证。
宝卷的出现与流传，引起了民间秘密宗教的注意。早期民间秘密宗教因其尚未形成定型化的教义，一般是借用其他宗教的典籍，如五斗米道曾借用《道德经》，太平道曾借用《太平经》。后来民间秘密宗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又曾借用佛教某些宗派及摩尼教的经卷。明朝初年，民间秘密宗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其教义思想已趋向成熟。为了使自己的教义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民间秘密宗教便采用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借用宝卷躯壳，装进自己灵魂。迄今所见最早的民间秘密宗教宝卷，是宣德五年（1430）刊刻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
然而，这只是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个别现象，并没有普遍意义。成化末、弘治初，山西王良、李钺利用白莲教起事，为官军所获，追出“妖书图本”即民间秘密宗教经卷共计88部，没有一部采用“宝卷”名称，这就证明直到此时，“宝卷”还未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代称。
宝卷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载体，始于明中叶崛起的新兴教门无为教。其创始人罗清演述的“五部经”，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其中后两部名称均带有“宝卷”字样，并于正德四年（1509）刊行。罗清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世界第一位继往开来的宗教改革家，他创立的无为教是明清时期涌现的数以百计的民间秘密教门之滥觞，他演述的“五部经”集宋元明初以来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之大成，对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无为教的出现和罗清“五部经”的问世，在民间秘密宗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无为教为蓝本的各种教门纷纷建立，罗清“五部经”也被后起的各教门奉为共同经典而竞相仿效，如西大乘教五部经、弘阳教五部经等。另外一些教门创始人撰经写卷，少者一部两部，多者八部十部，也大都冠以“宝卷”名称，于是这一名词便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专用称谓。
自明中叶罗清“五部经”问世始，到清康熙年间，是民间秘密宗教刊刻宝卷的鼎盛期，几乎是“每立一会，必刻一经”。当时刊刻的宝卷不仅数量大，而且印制精美，装帧考究，较之佛道经卷尤有过之。以罗清“五部经”为例，自明正德四年首次刊刻以后，直至清嘉庆元年（1796），共刊印了18次，再加上尚无法确认具体年代的翻刻本，共有20余种之多。除刊本宝卷之外，还有大量手抄本在下层社会流传，如明末龙天道的《家谱宝卷》、清初大乘天真圆顿教的《佛说定劫宝卷》，等等。
在这种专门叙述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大量问世的同时，一些教门还撰写刊行了许多以佛道故事和民间传说为内容的宝卷，如《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宝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二郎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销释孟姜女忠烈节贞贤良宝卷》等。
约从清雍正年间起，清政府加大了取缔、镇压民间秘密宗教的力度，于是宝卷便成为“邪说”“妖书”的同义语，搜缴销毁宝卷也就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重要任务，这就遏制了宝卷的编写和刊行，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在此期间，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一些教门，虽然也编写了一些宝卷，但主要是对明末清初宝卷的抄袭或改编，没有太大的发展，这可从清档记载和目前国内外现存宝卷中得到证实。
进入道光朝以后，民间秘密宗教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继续在各教门内奉读宝卷之外，还发明了一种名叫“坛训”的经卷，内容均为扶鸾通神降坛垂训的乩语。坛训比宝卷简单，多是十言韵文，偶有五言、七言，字数多者一二千，少者几百。坛训的编写制作极为简单，不论是印本，还是抄本，数量都很大，晚清以来，在民间秘密宗教中广为流传。与此同时，一些教门还打着佛道旗号，利用宝卷这种形式，编写了大量佛道劝惩故事，在民间广为宣唱，如《刘香女宝卷》《韩湘宝卷》《何仙姑宝卷》等。此后又加进一般民间故事或戏曲故事，如《白蛇传宝卷》《龙图宝卷》《梁山伯宝卷》《珍珠塔宝卷》等，宗教色彩也随之减弱，有些纯属民间通俗文学作品。
宝卷自从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载体以后，往往成为各个教门创始人与后继者“称佛作祖”，掌握教内领导权或另立教门的根据，常常是秘不示人的。而宝卷的宣唱，则由教门专职人员或一般教徒承担，间或也有已经背离了正统佛道而加入教门的僧人、尼姑、道士担任。自从增加各种故事之后，宝卷则渐渐流入坊肆楼馆和居民之中，形成了一种名为“宣卷”的曲艺，宣卷人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他们编写的宝卷，都是个人所用脚本，文字较粗俗，多系抄本，也有经过文人加工的印本。清末至民国时期，宣卷及作为宣卷脚本的宝卷，在江浙一带颇为流行，继之传到华北、西北等地，在民间影响很大。
据初步统计，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元末明初以来宝卷，约有1500余种，版本约5000 余种，其中大部分是讲述佛道故事、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的宝卷，且多为手抄本，专讲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只占少数，百余种。
又据李世瑜教授统计，除明末宝卷大多由内经厂刊印外，入清以后问世的宝卷，均由称为“善书铺”的民间书肆或私家刊印与抄写。其中以浙江的善书铺最多，约有27家；其次是上海24家，北京7家，江苏3 家，天津、吉林、河南、四川各2家，山西、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各1家；此外未注明何地的15家。私家刊印，约有26 家，私家抄本100多家。可见刊印与抄写宝卷，已成为明末至民国时期重要的宗教信仰活动。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北方民间宝卷的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北方民间宝卷的整体研究。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形式变迁、与其他民间文艺的交互影响、区域特色、南北民间宝卷的对比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系统的分析。下编是专题研究，针对宝卷研究领域中缺乏深刻细致的个案研究这一现实，选择了《孟姜女宝卷》、《黄氏女宝卷》、《白马宝卷》、《红灯宝卷》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书稿的最后部分是余论和附录。余论着重探讨了“非遗”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影响，从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北方民间宝卷的保护、开发的对策和建议。附录“经眼北方宝卷提要”对笔者所经眼116种北方宝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为学界提供一批有价值的宝卷研究的新资料。

本書嘗試透過清代官方檔案、文集、教派寶卷等資料，結合歷史學、宗教與醫療人類學等知識，討論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盛行於底層社會，與其以治病為傳教手段有密切關連。教派內運用的醫療方法頗多，諸如針灸按摩之類的中醫術，以及偏向宗教性療法諸如誦念經卷、畫符念咒、坐功運使氣、飲用茶水、跪香祈禱等。由於其醫療活動具求醫稱便、療程簡易、費用省簡、尚具療效等益處，故吸引許多民眾向其求醫、進而拜師習教，對教派擴展頗具影響。

全套文献由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藏族世代私藏至今，内容涉及藏族本教祈祷经文、本教历史沿革、本教法师传记、本教医药文书和远古藏族打卦问卜、治病禳灾、婚丧嫁娶、庆典节日等，几乎涵盖藏族远古本教文化的方方面面，迄今已历千余年，是研究古代藏族本教信仰及社会生活的资料宝库。
全套文献多采用传统的梵箧装保存，内容主要涉及远古时期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藏族苯教信仰、天文、历算、医学、习俗等，迄今已历千余年，是研究古代藏族苯教信仰及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内外藏学界一致好评，国内外高等学院、研究机构、苯教寺院等纷纷购藏该书，认为全书是藏经洞式的重大发现，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开掘弘扬藏族远古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外藏族苯教文献整理研究的空白，将为推动藏学研究、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是首本全面、完整、系统论述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的专著，作者对那些自开埠就来到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并随即遍布马来各邦的华人秘密会党对当地华社的重大影响给予了足够深入的关注。
《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史》中首先介绍了会党在古老中国的起源，然后费了大量笔墨来叙述会党在马来半岛的再度繁荣，同时也描述了华人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政府对华人的管理，偶尔还讨论重要的华社的人物、社会组织和华人政治。这《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史》是一部生动的研究著作，书中关于华人秘密会党的一个个故事读起来更像情节跌宕的侦探小说，但事实上《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史》是一本严肃的研究马来亚和新加坡社会的学术著作，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巨大空白，是任何想要研究远东事务和东南亚事务的研究者案头必备的书籍。

本书对白莲教的产生、渊源和教义、传播和演变、被禁和复教，以及与明教的关系，与弥勒净土信仰的关系，与元末农民战争天完红巾军、大宋红巾军的关系，与大明国号的关系等问题皆作了清辟的分析，并对著名史学家吴晗《朱元璋传》、《读史札记》中的相关观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本书论从史出，视野开阔，逻辑严密，文字洗炼，实为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专著。作者的前期研究论文已引得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小川贯戈的重视，此次以专著形式推出，必将受到海内外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此次全新推出，增补了一份重要的元代白莲教的相关文献。

本书纵观了从汉代到本世纪上半叶民间宗教教派的历史以及与佛教各宗、道教、儒教、秘密结社、农民战争的关系、印度教的历史等。全书共20余万字。该书系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的学术代表作,197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全书共分9章。

Practicing Scripture is an original and detailed history of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religious movement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or Wuweijiao, from its beginnings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Zhejiang to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 communist repression dealt it a crippling blow. Uncovering important data on it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arend ter Haar paints a wholly new picture of the group, which, despite its Daoist-sounding name, was a deeply devout lay Buddhist movement whose adherents rejected the worship of statues and ancestors while venerating the writings of Patriarch Luo (fl.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a soldier-turned-lay-Buddhist. The texts,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known as the Five Books in Six Volumes, mix personal experiences, religious views, and a wealth of quotation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Ter Haar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was not messianic or millenarian in orientation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 new religious groups and networks traditionally labelled as White Lotus Teachings. It combined Chan and Pure Land practices with a strong self-identity and vegetarianism and actively insisted on the right of free practice.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created a foundation myth in which Ming (1368–1644) emperor Zhengde bestowed the right upon their mythical forefather. In addition, they produced an imperial proclamation whereby Emperor Kangxi of the Qing (1645–1911) granted the group similar privileges.
Thanks to its expert handling of a great number and variety of extant sources, Practicing Scripture depicts one of the few lay mov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n some depth, both in terms of its religious content and history and its social environment. The work will be welcomed by China specialists in religious and Buddhist studies and social history.

本书是一部文化人类学专著。选取上海青浦金泽镇作为最主要的研究个案,作者李天纲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府、州、县、乡、镇等地方志,探究了江南地区官方儒学经典、祭典和民间地方祭祀系统之间的密切关联。〈金泽》主要观察关注和研究江南地区以祠祀为特征“民间宗教”的历史、发展和演化,作者经过细致的历时性考察,从中提炼出江南地区祭祀及民间信仰的共性,由此提出“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才是中国现代宗教的信仰之源”。书中还着重考察了中国民间祭祀和信仰系统的当代转型和改造进程,并探讨了这转型和改造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另外,在全书结尾处,作者简要探讨了研究民间祭祀、神衹和信仰的新方法与新路径等问题。

※财神信仰在中国通俗宗教大框架下的起源与演变
※第一本深入研究中国宗教文化中左道之地位的著作
【内容简介】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财神一直是家庭祭仪和新年礼俗中的标志性神祇，对财神的崇拜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尽管供桌上的财神神像十分常见，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财神信仰根源为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万志英以大众或通俗宗教为大框架，审视了五通（财神）信仰的缘起和漫长演变。这份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年的研究，充分展现了中国宗教文化中神灵的邪恶面，及其在道德上的暧昧与矛盾，使我们得以窥视不同时代背景对普通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
万志英认为，中国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历史过程呈现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是佞神和驱邪，另一方面是相信宇宙中道德平衡的作用，这两种基本倾向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并且两者都受到邪魔力量，即具有邪恶本性的神祇和精灵的侵扰。这两种根本倾向对中国宗教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
【媒体获誉】
一个关于五通神信仰的起源、发展，以及中国宗教中的邪魔外道的精彩故事。万志英从商朝讲到了帝制晚期，向我们展现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知识和此前从未公布的数据。
——柏夷（Stephen Bokenkamp）
印第安纳大学，著有《早期道教经文》
没有其他作者可以像万志英这样对旁门左道在中国宗教中的地位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探索。这份言辞优雅的优秀研究著作涉及从宋朝到明朝的重要主题。
——伊沛霞（Patricia Ebrey）
著有《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本书共6卷，作者以田野调查与经典文本（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相结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中国学结合的观念和方法展开叙述，从西方角度对中国本土宗教进行了相当全面的介绍，包括丧葬礼仪、古代死亡与灵魂的观念、坟墓制度（帝王陵寝、义冢及各地民间坟茔）、丧葬方式、居丧习俗、风水、灵魂与祖先崇拜、投胎转世观念、鬼神观念、驱鬼辟邪习俗及仪式、神职人员等等各个方面。内容极为翔实、系统，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书中所附插图为作者在100多年前所摄，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和浓厚的历史场景感。

"He who know one, knows none." ( 只知其一，等於一無所知)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年用中文發表的14篇論文，旨在將宗教置於論述、跨境、記憶和事件之中考察其與權力、近代之關係，注重歷史重構過程中的敘事。

清代末期から民国期にかけて新しい宗教結社が次々生まれた。著者による戦前の新興宗教結社の調査、戦後台湾での宗教結社の調査をもとに、民国期以後現代までの中国における、宗教結社の歴史的意義を究明。

《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主要内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地区，在历史上是东西方各种族、各民族、各种文化彼此交汇的圣地。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人类群体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又刻在了现在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的文化当中，这些民族的民间信仰就是这些历史印记的载体。我们知道，萨满文化或叫萨满信仰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原生型的民间信仰。在历史上，道教、儒教、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分别传人这些民族当中，并对这些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属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为例，历史上有过四次大的宗教改革，而伊斯兰教自公元9—10世纪传人以后，对维吾尔社会及文化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甚至在维吾尔人的社会中形成了察合台维吾尔书面语言，并进而使维吾尔人使用已久的古回鹘文书写符号发生了彻底的变更。然而，它却未能彻底改变或驱除人们心灵深处的原生型民间信仰——萨满教，反而最终与萨满信仰达成妥协，互动的结果便是伊斯兰教在普及的同时，也完成了它在这些民族中的本土化进程，形成了当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突厥语诸民族的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