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其中，建设近代法制、编纂近代法律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工作。这项破旧立新的事业无例可循，当局只得聘请外籍顾问协助，其中来自邻邦日本的顾问发挥作用堪称最大。本书从众多的日籍顾问中撷取几个典型人物，根据中日两国所藏档案资料以及当事人和见证者的回忆，对清末立宪活动、民初制宪活动中的有贺长雄，中国近代民法教学和民事诉讼法编纂中的松冈义正，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建章立制中的寺尾亨和副岛义一等人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深入的论证。

民法典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中理性规则的集中反映，是由其凝结着充分法理而表现出来的法律智慧、法治精神。《奥斯曼帝国民法典》既是伊斯兰法学千百年发展而来的经典，亦是伊斯兰法各个时代实践法律的经验总结。因而现代伊斯兰国家的民法，均在普遍程度上受到了这部法典的影响，也可以说皆以其为蓝本而制定。因此，本书是伊斯兰法律文明的一部范本，在一定意义上堪比大陆法系法德民法典。
《奥斯曼帝国民法典》，是公元1869年，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敕令成立民法典编纂委员会，并由时任司法部长艾哈迈德·骄德·帕夏领导该委员中的其他6名权威伊斯兰法学家，历时7年编慕完成。该《法典》以哈奈斐法学派理论为基础，兼容其他各法学派的观点、学说，其内容包括一编序言和16编正文，共计1851条；其中，序言含100条，构成伊斯兰法律法规综合性和稳定性的原理和通则，而16编正文则分别涉及买卖、租赁、担保、转债、抵押、信托等实体法，以及与民商交易，民事侵权行为、民事权利诉讼等相关的程序法。此外，该《法典》也是指导民事诉讼和审判程序的基本法，并涉猎仲裁规则。总体而言，该《法典》是了解伊斯兰法律体系的原理性读物。

本书是日本民法学界为纪念民法施行100年而共同编写的第一部民法学说总览，分为序章日本民法百年史，第1章民法总则，第2章物权，第3章担保物权，第4章债权总论，第5章契约，第6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第7章亲属与继承，并在书末附有民法学教科书与体系书目录，以及民法发展史年谱。全书内容浩瀚，通过解说和评析近两百部（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著作和论文，回顾了过去一百年里日本民法学发展的历史，并折射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在移植欧陆民法之后的思想碰撞和文化创新。

本书在习见的法制史研究方法之外，尝试以文化解释的方法讲述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作者认为，法律所揭示的不仅是特定时空中的生活样态，也是特定人群的心灵世界。而且，正如文化具有不同类型一样，作为特定社会与文化一部分的法律，也具有不同的性格和精神。
作者开篇即讨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特殊路径，希望由中国人的早期经验入手，解释中国古代法上若干重要观念的由来。以下各章分别讨论古代法律传统或隐或显的不同方面，分析其由来，探究制度背后的文化依据。作者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运用现代概念，有意识利用古今中西概念之间的种种差异，在避免历史研究中常见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现代中心主义的同时，达致对历史更切近真实的理解和解释。

二千多年来，中国朝代更迭不一，但在世界古文明中唯有中国独自延续至今，最主要的因素，当是传统文化能够长期保持优势。这个优势文化的基本要素，即本稿所指出的礼、律。从这个观点而言，近代以来的危机，最严重的应该是丧失文化优势，此事才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脉。基于此故，对传统文化要从事学术研究时，如何还原其历史真面貌，成为研究者的首要课题。本书作者首由教育史入手，接着推展法制史研究，就是由于此故。但追根究柢，必须寻找传统文化之核心价值所在，作者着重礼、律，而且重视其形成时期，也就是隋唐时期，其因在此。本稿是体现了二十多年来高明士先生潜心研究的成果，乃其集大成之作：上溯先秦，下至隋唐，详细阐述了礼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又不乏细微之处的突破，例如对唐律和开元礼举重若轻的把握；此外，本书更是结合中古史学界和法史学界对天圣令的研究，独辟蹊径的勾连唐宋变革的时代大问题，做出了创新性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中古时期的理解。

商法根植于罗马法，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法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其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中世纪商业城市、封建专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法典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几个阶段。本书通过对商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的介绍，向我们展示了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强技术性、实用性的商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商法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商业发展的逻辑，也同时体现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