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以犯
罪与刑罚及罪刑关系
为研究内容的学术专
著。本书在对我国现行
的刑法理论进行了深
刻反思的基础上，初步
建构了一个以罪刑关
系为中心的刑法理论
体系。全书分为三编：
犯罪本体论、刑罚本体
论和罪刑关系论。在本
书中，作者分别提出了
犯罪本质二元论、刑罚
目的二元论和罪刑关
系二元论等一系列全
新的刑法命题。

贝兹·卓辛格以美国刑罚学家和记者的身份，走访了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九个国家的监狱，向我们揭开我们以为的正义是什么模样。
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九个国家的监狱实境；在惩罚之外，我们应该有更多道德、救赎、宽恕和机会的可能。监狱，作为今日司法体制的核心，最缺乏的就是透明。它们仿佛从未存在，多数人一生都没有看见和接触过，却隐隐约约将之视为正确和正义的象征。在这趟历经九个国家监狱的人性之旅，我们跟随作者寻回几乎被每个国家、整个地球遗忘的那群人。
我们以各种词藻美化监狱，仿佛那和医院一样是个纯净无菌的空间：“隔离”“矫正”“治疗”“行为管理”，住进监狱的人叫做“狱友”，他们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员”协助。经过美化，很容易忽视监狱的实际环境，忘掉在那里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乃至于度过数十年或后半生的，是活生生仍会呼吸的人类。
“把他们关起来”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然后呢”是我们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博登海默法理学》是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于1940年出版的《法理学》第一版，原书第二版于1962年出版，第三版于1974年出版（第二、三版均更名为《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国内1987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姬敬武、邓正来翻译的该书第三版，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为当时法理学启蒙读物。本书第一版国内罕见。作者在第一版表达了更鲜明的立场、更犀利的观点和更自洽的思路，与后两版教科书式的叙述风格明显不同。译者潘汉典1947年已完整翻译该书，此次出版只对文字做了个别修订。
译著的出版为研究博登海默个人经历及法学思想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译著在博登海默原著出版不久就在中国大陆得以完成，反映了民国时期东吴法学院与美国法学保持同步的学术水准。

《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自1976年第一版出版至今本书已历33版，是一本针对初学者的教科书和针对高年级学生的复习材料。它旨在澄清法律规定的真实含义。只有清楚了解法律规定目的的人，才能真正掌握所学的知识。《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致力于引导读者认真研读法律规定，同时努力就本书所列出的各个案例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

在本书开头，狄骥提出了一系列自我挑战式的问题：为什么要专门研究公法的变迁？法律难道不是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处在永恒的变迁之中吗？对公法之变迁的研究不就是公法研究本身吗？读罢全书，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的确，公法一直在变迁，但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这种变迁具有“范式转换”的性质，值得最敏感、最深邃的法律心智去捕捉、去辨识、去记录、去讲解。本书就是完成这些使命的一部著作。它发现并描述了法国宪法和行政法领域正在发生的观念转型，并自豪地宣称法国在这些方面又将引领世界公法发展的新潮流。

这是一部大陆法系的最为经典的法律著作，通过对罗马法与日尔曼法、意大利法、法国法、德国法、荷兰法、瑞士法、斯堪的那维亚法、西班牙法、教会法等论述，主要介绍了西欧各主要国家的法律演变史。 本书突破了法学研究囿于地方法和国内法的局限将与盎格鲁-美利坚法相对的大陆法系作纵向研究，以使读者了解法律的发展过程，了解它作为世界各国法律生活之共性的一部分，了解法制总体发展中的事件、人物、运动等。本书的各部分均有各领域的专家分别撰写，然后整合而成，意在编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的“故事”，整部著作中，各国篇幅所占的比例适当，并着力展示各国法律生活中具有共性的主要元素，同时也讲述各国在法律发展道路上的不同之处

本书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为中国法学的重建做一些知识上的基础工作，因为当时的中国法学在现代法制建设的要求或驱过程中正陷于历史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要为这种法制建设的努力作正当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又因法学研究的长期停顿而明显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支援。二是试图对学者在法律方面的疑惑做一些知识上的清理工作，因为在法律哲学思考的瓴域中，人、自然和社会在法律架构下的关系，人或法律人与法律在知识上的关系以及法律权威的正当性等问题极为繁复，绝非人们一般想象那般自明简单。

在中国制度史上，唐代监察制度因其独特而成熟的法制理念与运作原理而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本书在对秦汉以来，御史台制度如何最终演变成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历史过程进行必要的回顾前提下，通过对唐代弹劾程序的变化、武周时期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功能与特征、唐代地方监察体制与监察内容的演变、官僚体制与客观现实所反映的两种御史形象的政治原因、谏官制度在君主专制下的位置以及批判与限制、改造与削弱君主专制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等五个方面的动态考察，对唐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政治背景做了一些较具体的探讨。同时作者也想借助这一课题，考察那些曾经任职于御史台与谏官两大机构的唐代士人所具有的人文特征。

在中国早期法秩序的运作中，程序的意义非同凡响，实体法律的功能往往要通过严格而讲究的程序才能体现出来。根据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时代已有了“刑书”之类的成文法，金文资料对此也有所反映。金文资料还表明，当时的官员也可以依据天子赋予自己的职权来制定、颁行法律。《刑书与道术: 大变局下的早期中国法》运用流传下来的文献做出的考证和研究。

龙泉司法档案不仅完整记录了近代法律制度的基层实践，也记录了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民众观念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变迁过程，包括人们怎样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自己的生活和遭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和创制意义。在异姓承嗣、祭田纠纷和族谱编纂等问题上，地方宗族主动应对继承法律改变带来的挑战。在抱告制度废除、男女平等原则确立和诉讼规则改变的背景下，女性仍然受制于宗法伦理，同时又积极地利用这套规则和话语；她们更多地现身于包括法庭在内的公共空间中，但同时又受困于制度中更为隐蔽化的性别不公。诉讼中的契约使用显示，法律制度、国家财政、地籍整理运动和地方原有的社会矛盾、权力结构共同作用，对地方上“凭契管业”的传统发生影响。在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中，“礼”、“俗”仍然与“法”一起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但是，随着法律的改变，“礼”和“俗”也被重新分类和定义了。民国时期的民众和基层法律官员的决策、行动和表达，是在这样一个规范被重新分类和定义的过程和环境中进行的，同时他们也都参与塑造了这个过程。

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the Greeks said,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 In his most comprehensive work Ronald Dworkin argues that value in all its forms is one big thing: that what truth is, life means, morality requires, and justice demands ar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large question. He develops original theories on a great variety of issues very rarely considered in the same book: moral skepticism, literary, artistic,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ree will, ancient moral theory, being good and living well, liberty, equality, and law among many other topics. What we think about any one of these must stand up, eventually, to any argument we find compelling about the rest.
Skepticism in all its forms—philosophical, cynical, or post-modern—threatens that unity. The Galilean revolution once made the theological world of value safe for science. But the new republic gradually became a new empire: the modern philosophers inflated the methods of physics into a totalitarian theory of everything. They invaded and occupied all the honorifics—reality, truth, fact, ground, meaning, knowledge, and being—and dictated the terms on which other bodies of thought might aspire to them, and skepticism has been the inevitable result. We need a new revolution. We must make the world of science safe for value.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剖析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如何去塑造新人的，以此重新理解中国建立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复杂效果，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相关内容，增加的学术进展内容，力争保持该书在民法相关教材销售领域的领先地位。该书为民法总论研究领域的力作。既有理论研究的深度，又有研究视野的广度，为读者展示了德系民法人扎实的研究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水准的研究能力。本书为民法领域深入学习和研究不可多得的高水准学习参考用书。

亚当•斯密于1776年提出了一个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他宣称，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只受市场本身的调节，而不受政府的管控。这种追逐私利的行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对市场进行自动的调节，从而使整个社会最大程度地获益。《捆住市场的手》这本书回顾了亚当•斯密之后两百年的经济学者是怎样挑战或再次肯定斯密的理论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代替整个社会对市场进行干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的干预最终会给市场和社会造成损害。
斯蒂夫•G. 梅德玛探讨的这个主题，200年来，有可能是现代经济学领域中被人们争论最多的一个议题。梅德玛详尽地回顾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市场失灵理论，以及随后对市场失灵理论进行批驳的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的观点。从约翰•密尔到亨利•西季威克和庇古所代表的剑桥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派，再到对剑桥学派提出挑战的罗纳德•科斯，最后是重新肯定亚当•斯密学说的批评家们，梅德玛向我们详细列举了关于市场控制的各种争议。他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在边际革命之后——和亚当•斯密之前的前古典主义学者一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政府可以有效地缓解利己主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芝加哥和弗吉尼亚学派则严厉地批驳了这种观点，证明利己主义同样能够影响政府，并在诸多并不完善的替代方案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
《捆住市场的手》还描写了政府是怎样一直致力于从经济上解决利己主义对公众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其采取的具体措施。
专家推荐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机制相当于一只看不见的手，这种机制能成功地约束人们自利的行为，自18世纪后期以来，亚当•斯密的这种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的政策争论的中心……梅德玛的《捆住市场的手》中详细描述了亚当•斯密时代至今200年间，人们就他的理论进行的争论……我向读者强烈推荐《捆住市场的手》。
——R.B.埃米特，《选择》杂志
《捆住市场的手》向读者介绍了自古希腊以来（特别是自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福利的演化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同时……我发现《捆住市场的手》也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优秀著作。在福利、市场失灵和国家作用等诸多问题上，不同年代的人在不同角度上对福利的理解和评价的确能给当代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黛安•科伊尔，《开明经济学家》
这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它既涉及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笔又引人入胜，让人丝毫不觉得枯燥。
——彼得•格鲁尼维根，《经济史回顾》杂志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有趣、博学、公正，文字流畅。总之，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
——丹尼斯•奥布莱恩，英国杜伦大学名誉教授
这是一部能使许多读者感兴趣的著作，简明易懂，观点清晰，它甚至能吸引一部分通常对历史不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梅德玛在书中详细讲述了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利己主义的不同态度，以及它怎样改变了人们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认知。
——罗杰.E.贝克豪斯，英国伯明翰大学

徐昕的经典力作，畅销十年再版。
荣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全国第一届青年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入围“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选”。
这是一个私力救济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呼唤司法独立、公正、公信从 而必须 推动实质性司法改革的时代。
名家推荐：
通过阅读徐昕的这本书，我相信读者能够体味到书中逻辑论证的强烈“推背感”，看到作者富有激情的表达，感受作者思维跳跃的脉动，体会思维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自由飞翔的快感。
——张卫平（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书尽管它关涉到法律整体的命运，但它恰恰因此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一方面涉及到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纷繁复杂，也包含了关于作为政治要素的“自由”、“平等”诸观念；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来自法律人的贡献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少有的，历来如此。
——林国荣（知名青年学者）
阅读徐昕先生《论私力救济》无疑是一个愉快的精神之旅，“令人耳目一新”的选题，引人人胜的故事，细致入微的剖析，富于逻辑的论证，多种方法的纯熟运用，由微观至宏观的思维飞越，对原有观念的强烈冲击，加之文采飞扬的表达，由不得你不喜欢。
——魏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私力救济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落后和不文明的现象，但实践中它依然盛行，是人们面对冲突的典型反应，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应认真对待私力救济，发挥其积极功能，限制并疏导其消极倾向，建构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良性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私力救济为传统理论研究所忽视，本书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作者立足本土经验、运用跨学科方法，挑战了私力救济的流行观念，从全新视角论及公力救济、司法和法治问题，试图打通程序法与实体法、法学与社会科学的隔阂，探索一种迈向社会实践的法学。

《守法主义》（Legalism）一书初版于1964年，再版于1986年。在本书中，施克莱提出法律职业者（包括法官、律师、法律学者）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即守法主义，并系统阐述了守法主义的概念、特征、价值和弱点。
本书的上篇，评析了法与道德的关系。这一领域在传统上是实证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进行激烈对抗的战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本书写作前夕，两大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H. L. A. Hart）和富勒（Lon L. Fuller）还就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1] 而施克莱则指出，两派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都是守法主义的表现。她揭示了两大法学派各自的意识形态根源和局限性，主张不能割裂法与道德的关系，而要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
本书的下篇，对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各种传统法律思想，无论是实证法学还是自然法学，都一致认为法应当脱离于政治，并且认为法优越于政治。施克莱对此进行了批判。围绕着政治审判，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施克莱展示了守法主义立场的偏狭，指出这些审判无法基于守法主义获得正当性，而只能从自由主义政治的角度加以论证才站得住脚。因此，法“不是凌驾于政治世界之上，而是恰在其中”。

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丛书。 中国选举状况的真实描述，中国选民心理和行为的客观调查，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的现实设计，十多位知名专家三年来的潜心调查研究。 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组织的一项重大调研课题的最后成果报告。该项调查从1999年7月至2001年底历时两年多。从事这项调研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长期从事立法工作和选举组织工作的专家，也有对我国选举制度素有研究的专

很少有经济学家像科斯那样，其文章被广泛阅读并被经常引用。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使科斯在《企业、市场与法律》中阐发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更为广泛、不同寻常的影响。以科斯为先驱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收入本书的《企业的性质》（1937）把当时革命性的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学理论，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社会成本问题》（1960）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概念，强调法律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这两篇论文如今已成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读的文献。在本书收入地其余文章和导读中，科斯澄清并拓展了他有关企业、产业和市场的论点，发表了对经济学发展所存在问题的评论。
如果说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像技术人员一样来研究经济学，那么，科斯看待经济学的眼光则更像个哲人。他以沉思冥想的方式进行思考与写作，其研究根植于对真实状况的审慎详察，以及对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深思熟虑。其经济学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经济学诸多领域。

这本书探讨了机器人技术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如何影响现-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合同法和侵权法领域的责任和代理问题。通过区分机器人作为人类互动工具的行为和机器人作为法律领域的适当代理人，法学家们将不得不解决新一代的“难题”。一般的分歧可能涉及刑法上的豁免(例如在战斗中雇佣机器人士兵)，合同中某些机器人的个人责任(例如，机器人交易员)，以及严格责任条款和基于非契约责任的条款(例如侵权法中的服务机器人)。既然机器人将继续存在，法律的目标应该是明智地管理我们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