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荣获1995年度列文森图书奖的优秀史学著作，以1916-1928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海、杭州、衙前)的含义不同的活动，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揭示了千百_万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本书主人公在种种激荡中的传奇经历和遇刺遭际，还有助于探究国民革命失败及此后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原因。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显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皇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这套语言之上。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经典民族志作品。作者于1997—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进行了共计27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收集统计数据、问卷调查、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对大连市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作者对何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力量造就了独生子女一代及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体验，以及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渴盼、体验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和深刻有趣的探讨。该书曾获2005年美国东亚人类学学会授予的许烺光图书奖。

日本学界在秦汉史和简牍学研究领域卓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作者以简牍为资料依据，深入剖析汉王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及运行机制，认为简牍这种书写材料成就了汉代的文书行政，而汉王朝集权帝制的确立与巩固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文书行政的贯彻实行。

《危险的愉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抓住中国古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中国中古时代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中古时代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即“幽契”或“阴契”。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之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前后历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也是一部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通过对胡适历史实践的分析进行研究的论著。
本书为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作者以五四运动前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俯瞰1917-937年20年间文艺复兴运动的总体态势；通过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的分析，论证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本书通过胡适的人格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真谛：中国的启蒙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彩之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西方主义者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新感觉派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现实。这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如果被加以利用，它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进一步反思中西关系的基础。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唯科学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一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面貌。作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脉络的研究角度、资料采用的丰富程度，以及从时代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与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本书是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支那小说史”（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和“支那戏曲史”（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的讲义。
小说史部分梳理了从小说起源到清代的发展脉络，共分为十章：总论、小说之起源、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代小说、宋元小说、《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与《西游真诠》、明代小说、清代小说、《红楼梦》。整理本讲义后附有一篇《中国的俗文》，也是一篇讲演录，共分四讲，专题研究中国俗语俗文的发展演变史。
戏曲史部分则从上古讲至明清传奇，共分为七章：总论、上古至秦汉之剧、六朝隋唐之剧、宋之剧及乐曲、金之连厢词及董解元《西厢记》、元杂剧、南曲与传奇。整理本讲义后一篇《元曲脚色考》，详考元曲之脚色。
讲义结构合理，脉络清晰。小说史部分，属日本汉学界第一部系统深入的中国小说史，价值尤高。戏曲史部分，由于成书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但研究视野却超出了后者，除中国戏曲自身发展史外，还介绍了欧洲的中国小说戏曲研究及日本戏剧与中国戏曲的比较研究，这与作者的外语水平、亲赴欧洲调查的经历等都紧密相关。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通过对王韬的透视，展现、剖析了晚清思潮、政局与社会的变迁，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沿海”与“内地”的问题。

鸦片战争常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书根据时人观点及更多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因拉丁美洲白银减产而起的危机，比战争本身带来的影响更深。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其稍后的骤增，虽协助清廷平定相当因白银不足所引发的大规模动乱，但也使得中国的地位相对较不依赖美洲白银的东亚邻邦邻夷。在王权备受挑战之际，支持多元权威并存的传统思想涌现，于王权再行稳固之时，绝对权威的思想抬头而留存至今。全书可供了解世界货币史、清朝中衰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之参考。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