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調査と並び、邪馬台国論争の鍵を握るのが、「魏志倭人伝」（『三国志』東夷伝倭人の条）である。だが、『三国志』の世界観を理解せずに読み進めても、実像は遠のくばかりだ。なぜ倭人は入れ墨をしているのか、なぜ邪馬台国は中国の東南海上に描かれたのか、畿内と九州どちらにあったのか。『三国志』研究の第一人者が当時の国際情勢を踏まえて検証し、真の邪馬台国像に迫る。「魏志倭人伝」の全文と詳細な訳注を収録。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本卷选取了两位20世纪国学大师——钱穆、陈寅恪为主题。钱穆对余英时的学术理路有着重要影响，两人既有师生之谊，又具友人之情。余英时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追思钱穆的治学与为人，读来感人至深。陈寅恪是20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其经历奇特，人格生命复杂深邃，学养极深。余英时主要以陈寅恪晚年诗文来论其人其学，探究其晚年心境以及陈寅恪如何以生命来护卫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颇能发皇心曲。

西方学界关于一战的著述繁多，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总是被忽略。本书根据翔实可靠的史料，披露了一段意义深远却鲜为人知的中国劳工参与一战的历史。一战期间，14万华工因缘际会地成为中国派往世界的“使者”，来到法国参战。华工们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是挖战壕、修铁路的专家，甚至搏杀于前线，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是中国国际化进程中平民参与的代表,为中国参战和加入巴黎和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还成为了晏阳初等一代中国精英的老师；他们在血染的西线战场戴瑞士表、太阳镜、绅士帽,交法国女朋友,为保卫自己的权益把欺负他们的美国大兵打得头破血流，尽显中国男儿的威风……
华工们参与一战，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惊天之举，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动地之事。
协约国没把中国对德宣战当回事，但华工如同士兵一样必不可少。
——《纽约时报》
华工在欧洲战场上为中国赢得荣耀。
——穆雷（一战华工）
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在密集炮火下，忍受艰难，完成任务，堪称榜样。
——福煦（一战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
华工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
——《中国留学生月报》
本书书对一战历史、国际移民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研究的推进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将使徐国琦置身中国近代史和国际史领域一流学者的行列。
——入江昭（Akira Iriye，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透过徐国琦对中国与一战、一战华工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或许一战华工的参战对于协约国在军事上的最后胜利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重大。
——吴翎君（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土田健次郎，文学博士，1949年生于东京，1973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1978年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满期退学，现任早稻田大学副总长、文学学术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宋代思想和日本江户时代思想，曾获日本中国学会奖、东方学会奖，主要著作有《道学の形成》（創文社，2002年）、《近世儒学研究の方法と課題》（編著，汲古書院，2006年）、《聖教要錄·配所殘筆》（譯注，講談社，2001年）等。

本书是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学者川胜义雄（1922-1984）的代表作。川胜在对后汉及魏晋南朝的历史进行精细的分析之后，认为中国六朝是个贵族制的社会，而如何思考六朝贵族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则是川胜始终萦绕于心的问题。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中世，是皇帝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当时的豪族阶级的势力，具有领主制倾斜的性质，他称之为豪族的领主化倾向，但中国社会以舆论，也就是在九品中正制中起重要作用的“乡论“为基本手段，阻止了领主化倾向，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欧洲的中世社会。本书以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视角研究中国史。现徐谷梵先生将其译成中文，以俾中国读者共享。

《诗经》的研究，历来颇盛，然多为传统文献学和文学史的探讨。《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作者从古文字学与语言学入手，进一步引入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关注，对《诗经》各部分之多元的来源及历史变化赋予了新的解答。全书基于翔实的资料与客观的分析，认为《诗经》之“南”、“风”、“雅”、“颂”起初源于不同的乐器之名，其后发展为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音乐体式，因而反映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所代表的不同文化。 从而，《诗经》的结集，伴随着商周文明的对抗与融合，经历了一个从礼仪化到世俗化、从标准化到地方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作者继承王国维所提倡的利用纸上史料（文献）和地下资料（出土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利用传世文献及简牍、帛书，分析《史记》战国史料的结构，阐明其编纂意图和作为历史史料的可信度及其界限，作者还通过利用出土资料，超越史料的限制，了解战国时代各国的动态和其在地域上的共同性和不同性，以及这些共同性和不同性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影响，从而为战国史重建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
全书分两编：第一编，侧重于弄清《史记》战国史料所取材的各种资料的特征，考察与战国时代相关之文献及出土书籍的特征；第二编，具体地讨论《史记》秦本纪和战国世家（赵、韩、魏、楚、燕）的整体结构及特征。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福建四堡是闽西群山中一处偏僻的村落，但在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叶，它却是繁华的雕版印刷业之乡，通过流动书贩和四堡人经营的大小书店，为中国南方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教科书、家用指南、医疗手册及传统名著。《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的作者通过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长期实地考察、文献分析，穷十五年之功完成本书，对于晚清民国四堡的出版-销售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进而使读者得以窥见南方基层社会的社会风俗、文化兴趣与精神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社会史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In t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economic breakthroughs in the Deng era, Jean C. Oi shows how and why Chinese rural-based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c sector not just in China but in the world. Oi argues that decollectivization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vided party officials of the localities—counties, townships, and villages—with the incentives to act as entrepreneurs and to promot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many areas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s a result, the corporatism practiced by local officials has become effective enough to challenge the centrality of the national state.
Dealing not only with the political setting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i's original and strongly argued study also makes a broader contribution to conceptualizations of corporatism in political theory. Oi writes provocatively about property rights and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and shows the complex financial incentives that underpin and strengthen the growth in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and shape its evolution. This book will be essential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Chines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ystems.

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等。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是研究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的专著，书中包括了敦煌与敦煌文书；变文资料及其相关体裁；“变文”的含义；变文的形式、套语和特征；演艺人、作者和抄手；转变存在的证据等六章内容。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本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China has one of the longest continuous literary traditions in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s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o the lively world of internet literature, these two volumes tell the story of Chinese writing, both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state and as a medium for culture outside the state. The chapters, organized chronologically, treat not only poetry, drama, and fiction, but also historical writing and other prose forms. Written by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experts in the field, the History frequently challenges current scholarship, from taking recent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into consideration 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modernity not as a sudden rupture with the past but as part of a longer process. The History offers both an integrated narrative, situating literature in its larger cultural context, and an overview of the key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millennia accessible to non-specialist readers as well as scholars and students of Chinese.
Contents
Volume I: Introduction;
1.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hrough Western Han Martin Kern;
2. From the Eastern Han through the Western Jin (AD 25–317) David Knechtges;
3. From the Eastern Jin through the Early Tang (317–649) Xiaofei Tian;
4. The Cultural Tang (650–1020) Stephen Owen;
5. The Northern Song (1020–1126) Ronald Egan;
6. North and South: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Michael Fuller and Shuen-fu Lin;
7.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Jin to the Early Ming: ca. 1230–ca. 1375 Stephen H. West; Bibliography; Glossary;
Index; Volume II: Introduction;
1.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1375–1572) Kang-i Sun Chang;
2.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 (1573–1644) Tina Lu;
3. Early Qing to 1723 Wai-yee Li;
4. The Literati Era and its demise (1723–1840) Shang Wei;
5. Prosimetric and verse narrative Wilt L. Idema;
6.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841 to 1937 David Der-wei Wang, Jing Tsu and Michel Hockx;
7.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37 to the present Michelle Yeh, Jing Tsu and Michel Hockx; Bibliography; Glossary; Index.

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读者借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佛教不断本土化的壮阔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