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一直伴隨著外國人的身影。除了有共產國際和蘇維埃俄國派遣的特使、軍事顧問、志願者以外，還有那麼一批具有基督徒身分的中外人士。在那場與國民黨政府作對的武裝鬥爭和諜戰中，留下他們的足跡。然而，由於後來的中蘇關係破裂，中共不多提及蘇聯老大哥對中國革命所作的貢獻。 蔣介石政權敗走臺灣，也不想檢討那段受「基督徒朋友」蒙蔽的經歷；至於那一批捲入革命潮流中的基督徒們，大都對其那段經歷諱莫若深、三緘其口。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參與革命給人帶來的偉大感和歷史感，恐怕是基督教無法給予的 ──就是「理想」與「獻身」，也就是說，正是這種不計代價的付出吸引著同有理想激情的人，基督教是從「未來的天國」來獲得報償，共產主義革命則可以在現實中實現，後者比前者更甚的是，它比較具體也較快達到目標。
《紅星與十字架：中國共產黨的基督徒友人》是由四個獨立成篇的人物傳奇故事組成的，故事中的主角司徒雷登、董健吾、傅連暲及薄復禮，都是、或曾經是基督徒，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在人生經歷中都跟上個世紀發生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遭遇，並為中共的革命創發了關鍵的歷史效用，但卻被中共的黨史忽視。
名人推薦
※感謝　旅美華人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陳宣明牧師 專文推薦
※感謝　美國洛杉磯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李靈牧師 專文推薦

何为现代财政国家？要具备怎样的要素，或是要避免哪些陷阱，才能向现代财政国家迈进？为什么现代财政国家在英国和日本出现，而中国却没有呢？
本书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研究英国、日本和中国三个国家财政制度的发展变迁。回答了以上的问题。
作者选择三个时段的制度发展案例来进行比较历史分析：1642年至1752年的英国，1868年至1895年的日本，以及1851年至1911年的中国。作者挑选这三个国家和时代为案例，独具匠心：首先，在变革之前，这三个案例在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其次，由于变革前分散型财政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三者都出现了财政困难的问题，财政困难也成为变革发生的关键背景，即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及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起义；第三，这些重大事件产生的财政压力，迫使当政者去积极寻求解决财政问题的新途径。
三个案例中，制度发展的最终结果和过程顺序各不相同。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之后，通过将其债务类型转换成由间接税收所担保的永久债券，成功转变为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现代财政国家。日本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集中征收间接税，发行长期国内公债及确保政府纸币的可兑换性，从而成为现代财政国家。中国在1851年以后经历了一系列财政制度变革，例如，国家财政日益依赖由领薪政府官员征收的间接税，汇兑方法被纳入国家财政制度的运作，但却未能实现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转变。
通过三个历史案例，本书考察了新制度从产生至确立的完整过程，从而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以及管理国家财政。对现代财政国家演变过程进行的比较研究，以两个不同路径的成功案例（英国和日本）和一个失败案例（中国）为基础，本书最终探寻了新制度建立的因果机制。

粵語通行嶺南大地，字裡行間蘊藏的既是地方文化、也是歷史演變。
一本普及粵語知識的好書
1. 結合地方文化講述粵語詞彙特點，內容深淺適宜。
2.緊貼地域與潮流文化走向，引用不少新穎且典型的粵語詞彙示例。
本書討論粵語詞彙的基本特點以及內部差異。全書分為六個章節，一章「導論」介紹詞彙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接著二章介紹「粵語詞彙的內部差異」，分析方言的分佈和構詞特點，然後以「粵方言的特色詞」為題展示深具特色的方言詞，追根溯源論述粵方言詞彙中呈現出來的各種現象和各種關係。書中後兩章更開宗明義地以「粵語詞彙與南粵民俗」和「粵語詞彙與外來文化」為題，依據作者反复深入田野調查實踐所積累下來的豐富語料，進行認真細緻的分析歸納，揭示語言規律的核心部分，展示語言詞彙的研究樂趣。
本書特色
1.介紹粵語詞彙的整體特徵和方言特點。
2.通過當代粵語流行詞彙分析粵語古語詞的變異，描述粵語與古漢語的關係。
3.從文化著眼，提出粵語的三種類型︰省城粵語、洋化粵語、傳統粵語。
4.通過田野調查、案例分析，認識粵語詞彙的研究方法。
5.語言通俗淺顯，詞例生動有趣。

從晚清到五四前後，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巨變期之一。在這個巨變期中，「戊戌」、「辛亥」、「五四」是三個高峰，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一個改變思想氣候的晴天霹靂，影響之廣大、深遠，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少有能及。
本書收錄作者王汎森橫跨二十年的五四研究文章，圍繞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除了講五四本身，同時也儘量涉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後」、「左」、「右」；「前」指的即是與「起源」有關的部分，「後」指的是五四之後「主義時代」的來臨，探索「主義時代」如何為當時失去方向、感到茫然困惑的青年人提供一套新的藍圖。而所謂「左右」，則是指這個運動本身在實際歷史中擴散、浸染、薰陶，在生活、氣質、心態、人生觀、時間觀，乃至習癖、偏好，或對於事物優劣好壞的判斷等各方面的影響。作者冀能透過本書，探索這個巨變時期的心靈世界中，各種思想元素交互錯綜的意義。

本書是一部對中國人類學華南研究具有啓發性意義的經典著作。
兩位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學者，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到香港元朗新田及厦村居住，近距離觀察文氏及鄧氏兩個宗族的文化傳統，從人類學角度探討當時兩個鄉村的社會結構、性別差異及宗教禮儀。他們分工合作，紀錄及研究鄉村中男女的性別地位及等級觀念。
隨着新市鎮的興建，新界地貌已變，書中提及的某些小村落也從此消失，許多傳統禮儀不再流行，本書通過資料搜集呈現當年鄉村生活的各種精神活動，如過繼習俗、祭祠、結婚儀式及葬禮禁忌等這些已漸被遺忘的廣東鄉村禮儀。本書是本地歷史的獨特紀錄，其中理論更啓導了不少後學。
書評
這是一本值得關注及讚賞的非凡著作。它概述了兩位世界級學者的成就……他們對本土生活有著濃厚的興趣，對其研究的社區也充滿熱愛，這與強調全球流動性的新一代民族誌研究迥然不同……華琛及華若璧細膩又敏感地突顯了那些標誌着中國人類學重要時期的分析性議題及歷史證據。
── 蕭鳳霞 （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作者大大超越鄉村的局限，在其有關命名或信仰與禮儀的相關性等經典文章中探討了中國文化及社會的根本面向。本書不僅是了解新界鄉村社會的重要讀物，也令人深刻理解塑造這個鄉村社會的更廣闊的文化及歷史力量。
── 孔邁隆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與以往學界對中國基督教活躍於內陸鄉村社會的認識有所不同，本書側重描繪基督教在發達的沿海商業中心溫州迅猛崛起的軌跡，並以溫州為例，剖析宗教實踐、宗教空間和宗教話語在中國城市現代性變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內容涉及政教關係、民營資本主義發展、日常消費、性別關係、道德文化、階層關係、城鄉差異以及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作者為寫作本書所做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和生活史素材的收集歷時近兩年，勾勒出一幅新興城市商業精英所引領的宗教復興之圖景。通過著重記錄商人基督徒群體在日常框架下對現代性與經濟發展的理解以及他們的身份建構，力圖從社會文化層面揭秘改革時期都市基督教的驚人增長。本書強調基督教並非一個內部高度同質的意義體系，而可將其當作一面棱鏡，多角度透視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宏觀過程。本書可用作中國人類學／社會學、都市研究、宗教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的大學教材。
「對於對政教關係或對現代中國宗教實踐有興趣的人士來說，這是一本必讀書，作者淺白易懂的文字適合用於本科教材。」──《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這是第一部關於中國基督新教的民族志專著。曹南來博士成功地粉碎基督教在中國作為洋教的刻板認識，讓讀者窺見一個已高度本地化、去政治化的宗教，而這一宗教又與資本主義經濟行為形成高度互滲。」──《亞洲人類學》(Asian Anthropology)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和釐清近年來被海內外眾多學術界、政策界、工商界、傳媒界、乃至外交界人士普遍關注的一組相互交織的問題—--是不是存在著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如果要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哪一些過去被忽視乃至被壓抑的目標必須提升到優先的層次？
本書不是純學術的討論，而是公共政策層次的探討和相關思路之理順。本書的目標讀者群，只需要大專院校本科畢業生的教育水準即可，不論他們是在中國內地的政策研究和宏觀規劃部門、政府管理部門裡工作的幹部，還是海內外華人世界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院所、工商企業、法律財務仲介機構、嚴肅媒體、主要NGO裡的專業人員和學生。

李教授這本新著論述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對於私人講學、考試選才、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建立，書院的興盛，以及大眾教育，都巨細靡遺。在教育思想方面，李教授一方面論及儒家經學在教育上的深遠影響，是權威人格與保守性的形成；另一方面則強調道學思想擺脫威權和科舉，培養自我的重視。同時也論及佛教與儒家教育的互動。在教育的實際運作方面，論述識字、家庭教育、技術教育、平民教育、課程的演變，以至學生的生活和學生運動等等。 ──（陶晉生，中央研究院士）

本书通过藏汉佛教徒的经历探索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形成及其与西藏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试图将西藏合并入现代中华民族国家，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在清王朝于一九一一年崩溃后，中国政治家在失去满清皇帝传统宗教权威的情况下，求助于共同的佛教传统以赢得藏人支持。另一方面，宣传共同的佛教传统也使中国佛教徒和西藏政教领袖追求各自的目标成为可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极受欢迎。在汉藏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削弱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依然密切。共产党取得控制权后，在五十年代继续利用这种联系加强对西藏的管治。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继续存在的西藏问题和寻找佛教徒与藏族喇嘛间关系之根源。

二十世纪落幕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的看法不同的是，在《短二十世纪》一书中，作者将中国的二十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为止、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
本书作者论述了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後革命的连续性问题。

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下，1949年後的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全盤蘇聯化運動。本書由全球研究中蘇關係史的最頂級學者合力完成，也是迄今為止對中國學習蘇聯運動最重要、最全面的研究，幾乎覆蓋該題材的所有方面。

如果不详细阐述195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政治纠葛。戈尔斯坦在本书中对1951年后的西藏历史进行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该段历史的解读。本书的研究材料包括一些新近公开的史料，以及对包括达赖喇嘛和一些中国官员在内的历史亲历者的深入访谈。戈尔斯坦以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紧张、美国冷战政策等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来解读宿命性的中藏政治纠葛，其对关键人物的刻画往往出其不意，却又令人回味无穷。
“尖锐精辟……戈尔斯坦所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一段不容置疑的历史……令人难以置信的完整、细致、具有说服力。”
──《中国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关于1950年代中藏关系的最佳回顾……强力推荐。”
──《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