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文类，满族说部为学界所知约四十年，目前已出版三批五十四部。“窝车库乌勒本”为重要一类，篇幅短小，最初多用满语演述。现有文本《尼山萨满》《天宫大战》《奥克敦妈妈》《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尼山萨满》《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满文或汉字满音。从文类而论，《尼山萨满》为传说，其他五部为史诗。作为创世史诗，《天宫大战》讲述以阿布卡赫赫为代表的三百女神战胜了恶神耶鲁里后确立了天庭秩序；其余四部英雄史诗的主人公或为神祗或系半人半神降临人世间，他们参与人间秩序的确立，创制了诸多影响后世的约规。作为讲述者或整理者，与富育光有关的满族说部文本有二十二部，“窝车库乌勒本”或隐或显地带有他的个人特质，其他文本亦如是。

《 研究》介绍了《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女真时期传流下来的著名萨满史诗，流传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东海女真人中间。《乌布西奔妈妈研究》着力于对《乌布西奔妈妈》文本进行系统解读。鉴于《乌布西奔妈妈》具有多学科的价值，《 研究》作者郭淑云试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注重史诗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等多学科交叉视野的观照，力求以多元视角透视研究对象，对《乌布西奔妈妈》作一全息解读。

《滨海遥远的过去》一书，出版于1959年，是苏联公开反华以前的著作。书中所说的“滨海地区”，指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方，即老沙皇强占的那片土地的东部，现在主要归苏联滨海边疆区管辖。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这本书中，尽管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未否认“滨海地区”同我国东北乃至黄河流域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所以，本书在详细介绍当地考古发现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对当地和我国内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出版，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书为作者金启琮通过实地调查后所写的一份有关满族历史与生活的调查报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了了解满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于1961年8月随同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所组成的调查满族语言的工作小组奔赴满族聚居的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进行实际调查，历时十余天，将搜集到的资料，断断续续用了10年以上的时间，经过研究、辨别、选择、整理，又经过三次修改而写成了这部著作。作者在《前言》中说，对调查所得之资料，“都曾与过去有关记载和我个人所知满族风俗、习惯对比印证，然后才写入本书。对已选取的资料，均采取审慎态度，除了作一些必要的加工外，完全忠实地保持当地所见所闻原样。”因此这是一部活的历史资料与科学研究之汇集。该书图文并茂，历史记载与现实调查相比照，传说故事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分析、比较、研究、考证融为一体，所以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调查研究专著。该书除《前言》外，正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实物图”，共12项，为三家子屯满族旧式与现实居住之屋舍图，用具（如捕鱼用的“鱼罩”、草辫、摇车）及过去祭祀用的木制香炉碗与拈香碗等。图以白描，线条清晰、明确。并有说明，时有分析、考证。如“满洲式老屋北炕上炕粮的粮炕（在小门内）”图的文字说明：“特点：①小门黑漆，上贴红纸，书黑色‘福’字；②糜子收获后，经过锅蒸，然后贮存于小门内炕上，用炕去湿气。参考：《黑龙江外记》卷八：‘黑龙江土脉宜糜子，糜子粒如谷，子微大，赤黄色，煨以热炕，然后碾食。’”“过去满族祭祀时用的木制香炉碗”，图之文字说明：“满族祭祖祭神例用木制香炉。北京满族因受汉族影响早已改用铜锡五供。惟三家子屯仍沿满俗保存有木制香炉，称‘香炉碗’。过去祭祀时，每香炉中插香三炷。亦与北京不同。”
第二部分为“社会历史概况”。以下分四项，分别介绍该屯之地理位置与形势图，历史与现状、经济生活，以及满族的风俗、习惯。均按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分析法对调查之内容加以归 纳整理，以去伪存真，突出其科学性。如“三家子屯的经济生活”一节说：“三家子屯的老年人传说：该屯满族很早就以游牧为生。我以为这个传说不很可靠，或者他们指的是牧放马匹。因为：①满族人一向不以游牧为主，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是确区别的。②三家子屯是由萨布素部下的水师所开辟，移驻的水师后来兼习步兵、骑兵训练和承担驿递事务，户户养马完全可能，而且嫩江沿岸水草丰美也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他们说的游牧，实际上是牧马，后来也养牛。现在三家子屯附近还有当日的马场，也可以用来作为旁证。西清《黑龙江外记》中说：‘齐齐哈尔羊草畅茂，马食辄肥，……故养马最易。’《卜魁城赋》中也说：‘所畜惟何?首重乎马。’就是当地的实际情况。”以确凿的证据订正了调查所得材料之误，足见该书写作之科学与严谨。
当然该书经过悉心调查、整理所载的大量材料还是翔实而可信的，并可补充记载之不足。作者对所调查的材料均经过了分析、研究，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材料，而是按着事物本身发展规律进行了动态的处理，即多指出其历史演变，对调查之内容从动态中加以比较观察，这就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更高。如在满洲风俗、习惯一节中指出满族房屋之屋内特点是“只有里间的北、西、南三面的围炕（又俗称‘转圈炕’）是今天能看到的惟一有满族特征的实物。”作者叙述大人皆睡在炕上，“惟小孩仍睡摇车”之同时，又指出：“五十年前北京满族尚有摇车，现早已绝迹。”在指出“满族极重族谱，每隔一定年限因子孙增多即修谱一次”。以下列举三家子屯几份族谱情况后，又指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满族修谱之风早已中断，中断的时间当在东北沦陷初期，有的地方或者还早。”该书清楚地叙述了满族过去信奉萨满，相信萨满可以为人驱逐“家祟”以治病之情况。指出过去萨满年老寻找接替人时，佛满洲和伊彻满洲即老满洲和新满洲之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多用跳神仪式来寻找接替人，而后者是萨满死后，由另一萨满从患重病或病疮而久治不愈的小孩中指认，说此孩之病系死去之萨满作祟和纠缠所致，如许愿令此孩当萨满，即可痊愈。于是病孩往往成为死去萨满之接替人。最后作者指出：“三家子屯土改以后，自然废止了这些迷信的传统作法，萨满得到改造已成为生产大队的劳动者。屯中病人也多到富裕镇医院中去看病。”满族摆脱迷信，这是历史的进步，作者客观地评述了这一进步，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部分为“满文、满语”。详细介绍了三家子屯的满文和满语的历史与现状，并将该处满语与北京、爱辉和伊犁之满语作了比较，指出“三家子屯满语较纯粹”。最后分析了三家子屯之所以至今仍能保持说满语之原因。
第四部分介绍了在三家子屯至今仍流传的5个满族的传说与故事。其选录原则是：①纯粹是满族的；②口头流传下来的，而不是从书上听来的；③传说和故事本身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或说明某些历史问题；④可以和正史互相印证。每篇故事与传说作者均引史料做了印证与比较。
第五部分为“资料”，主要是两份珍贵的家谱资料：《计氏家谱世系表》及《唐氏（他塔喇氏）家谱》内容摘要。另外孟姓所藏清代敕书三道。将历史与现实做了圆满的印证。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版译出

Jerry Norman's Comprehensiv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 a substantial revision and enlargement of his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of 1978, now long out of print, is poised to become the standard English-language resource on the Manchu language. As the dynastic language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Manchu was used in official documents and was also the vehicle for an enormous translation literature, mostly from the Chinese. The new Dictionary, based exclusively on Qing sources, retains all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earlier Lexicon, but also includes hundreds of additional entries cited from original Manchu texts, enhanced cross-references, and an entirely new introduction on Manchu pronunciation and script. All content from the earlier publication has also been verified. This final book from the preeminent Manchu linguis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s a reference work that not only updates Norman's earlier scholarship but also summarizes his decades of study of the Manchu language. The Dictionary, which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scholarly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Inner Asian studies and to all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Manchu and other Tungusic and related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a major tool for archival research on Chinese late imperial period history and government.

《尼山萨满》是著名的满族传说，由于是用满文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故显得尤为重要。《尼山萨满》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中也有流传，并先后被译成汉文、俄文、德文、英文、日文、意文、韩文等。国外学者称《尼山萨满》为“满族史诗”、“全世界最完整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把《尼山萨满》、研究作为世界阿尔泰学研究的一部分，并形成一门新学科“尼山学”（Nishanology）。也就是说，对《尼山萨满》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学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学，而且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新学科。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

In 1644, the Manchus, a relatively unknown people inhabiting China’s rud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verthrew the Ming, Asia’s mightiest rulers, and established the Qing dynasty, which endured to 1912. From this event arises one of Chinese history’s great conundrums: How did a barely literate alien people manage to remain in power for nearly 300 years over a highly cultured population that was vastly superior in number? This problem has fascinated scholars for almost a century, but until now no one has approached the question from the Manchu point of view.
This book, the first in any language to be based mainly on Manchu documents, supplies a radically new perspective o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Drawing on recent critical notions of ethnicit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a unique Manchu system of social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that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s rulers of China the Manchu conquerors had to behave like Confucian monarchs, but that as a non-Han minority they faced other, more complex considerations as well. Their power derived not only from the acceptance of orthodox Chinese notions of legitimacy, but also, the author suggests, from Manchu “ethnic sovereignty,” which depended on the sustained coherence of the conquerors.
When, in the early 1700s, this coherence was threatened by rapid acculturation and the prospective loss of Manchu distinctiveness, the Qing court, always insecure, desperately urged its minions to uphold the traditions of an idealized “Manchu Way.” However, the author shows that it was not this appeal but rather the articulation of a broader identity grounded in the realities of Eight Banner life that succeeded in preserving Manchu ethnicity, and the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it,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满洲实录》形成于乾隆年间。它描述了女真人(满族的前身)的圣地长白山，以仙女吞朱果而孕的故事开始，以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为主线，用神话突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对满族的历史加以记述。书中叙述了孟特穆、福满、觉昌安、塔克世、弩尔哈齐等人的传奇故事，详细介绍了女真族诸部世系及各部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对弩尔哈齐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对女真各部进行兼并，与蒙古各部的征战、遣使交往与和亲，建立后金汗国，以“七大恨”为由向明朝宣战，先后攻克辽东诸城，建都辽阳，迁都沈阳，奠定基业等有较为全面的记载。《满洲实录》记载的史实至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清太祖弩尔哈齐崩逝止，是研究满族崛起及清朝开国历史十分珍贵的史料。
乾隆帝于三体文《满洲实录》末题《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一首，在自注中说明了重新绘写的缘起：“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两个版本的《满洲实录》。一个是满、汉、蒙三体文合璧附插图本，一个是满、汉两体文合璧无插图但有插图目录本。
三体文《满洲实录》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奉旨重新绘写的，计两函八册。此本每页分上、中、下三栏，上栏书满文，中栏书汉文，下栏书蒙文，三种文字精工手写，全书附图82组，墨笔绘画，每册黄绫敷面，装帧华美，版本独特，令人称奇。有清一代，《满洲实录》秘藏深宫，不为外人所见。清亡后，三体文《满洲实录》以各种形式多次印刷出版，世人对其面貌颇为了解。
此次出版的是两体文《满洲实录》，书中没有记载绘写的年代，且史籍中亦不见记录。这个版本从开本的大小、形式、字体等方面来看，与三体文《满洲实录》并无二致，应该是与三体文《满洲实录》同时形成的。
两体文《满洲实录》特征如下：
一、此版本《满洲实录》同满汉蒙三体文《满洲实录》在册数、开本、装帧、纸质、新旧程度、字体等方面完全一致，为原本的照写本，保存了原本的面貌。
二、此版本无插图，但附有插图目录。未附插图而又有插图目录，这说明底本是有插图的。
三、此版本每个页面均分成上下两格，上格书写满文，下格书写汉文。因满、汉文的文字形式不同，故满文部分所占页面多于汉文部分所占页面。与三体文《满洲实录》相比，在形式上略显随意。
四、此版本满文字体和满、汉、蒙三体文合璧附插图本的满文字体如出一辙，均属乾隆时期档案文献的典型字体。在满文中个别字仍保留某些老满文的写法，这是因为底本上的满文字体原来就是如此，底本成书时正是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时期，底本上满文字体有老满文残迹乃属合理现象。
两体文《满洲实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两个版本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在一些语句上用字略有不同，两体文本《满洲实录》显得更为原始，其史料价值相同。
二、两体文《满洲实录》中的满文，有一些字的写法保留着老满文的形式，在一些字句上保存着较为明显的口语特征，为研究满族的语言文字提供依据。
三、与三体文《满洲实录》不同之处是，在用于避讳的黄签下写有名字，为研究清前期人物提供了准确的证据。
鉴于两体文《满洲实录》的重要价值，辽宁省档案馆将珍藏的两体文《满洲实录》影印出版，以满足有关机构和读者了解、研究历史的需要。

全书分为8张18节，分别论述了后金时期的满族传统文学、顺康年间的满语翻译文学、乾隆年间满语文学的兴盛、嘉道年间满语文学的衰落以及锡伯人、达斡尔人的满语文学等。在满语文学史分期、满汉文学接触、满语文学的兴起发展及衰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12万字。原连载于《满族研究》杂志。
此书有作者自序、正文、结束语、附录。作者在序中提到，他不仅要写出满族的思想和性格，还要写出数十年来观察到的满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
此书重点描述了京西外三营和旧时京兆所属各县园寝情况，时间重点放在二三十年代，但有时上溯到清代中叶，下限到解放前夕。
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营房中的满族。主要内容为营房中满族的性格和思想，重内亲、档子房、练武、饮食、营房中的发式、头饰和服装，营房中的房屋、语言、宗教信仰，营房内外的民族关系，营房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营房中的读书和说书，营房满族破败的过程等，这一部分内容就成了北京郊区满族的主体部分。作者讲述的小故事，由于是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有声有色，在叙述的时候又旁征博引，使他讲述的故事与要说明的道理浑然一体，读起来很有味道。如“重内亲”中，作者讲他在八九岁时到营房走亲戚，在外祖父家里首先来看他们的是外祖母这边的亲戚，随后才是外祖父这边的亲戚。而且外祖母这边的亲戚特别热情，主动请吃饭，主动讲那些营房里的故事，他所看到和接触的也都是姨姥姥、姨及其儿女们，姑舅这边反而很少。
“营房中的语言”一节，作者列出了外三营语汇一览表，这是作者搜集选择后列出的。作者认为外三营受外界干扰少，所以保存的满语成份也就多，而且外三营所使用的语言，有一部分是乾隆年间使用的，这些用法在乾隆年成书的《红楼梦》中还能见到，作者的这些看法可以给语言研究者以很多启示。
另外，“营房内外的民族关系”中所写内容也相当丰富，在民族间的通婚方面（指八旗内部）已很普遍。作者介绍了他外祖家四代人的婚姻情况，在他们当中有蒙古血统，又有满洲和汉人（汉军）血统，营房中的“民族关系”是极融洽的。“营房里妇女的社会地位”写得也很深刻有趣。营房里的妇女在20年代以前地位比较高，她们刚强而又有自主性，她们甚至喜欢着男装，而且还“拜把子”，称呼也成了大爷、二爷……作者的母亲就与人拜过把子，这种风气，如果作者不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悲剧的一瞥”和“破败过程”写出了营房满族悲惨生活的境况及原因，这段历史的细节也是鲜为人知的。民国初年，旗人开始败落，作者以亲身经历写了他自己家与外三营满人的遭遇。作者描写他上初中时去外三营拜年，到了那里看到的却是一番凄凉景象，营房变成了村子，家家都有外出谋事当兵的，有的进了监狱、有的拉车、做小买卖，饭不果腹，衣不暖身，能卖的都卖了，营房满族悲惨到了极点。作者的这段记述，为今天了解满族当时的境遇，提供了一份生动具体的档案。
第二部分写“散居的满族”。主要写了散居满族的思想、感情，与周围住户的关系，居满族的生计和他们的手工艺，散居满族的悲哀。
第三部分写“园寝附近的满族”。在这部分里，作者写了最不为人所注意的守园寝的那部分满人。这部分人原是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汉军，他们已经很早就满洲化了。作者介绍了这部分满族的生活、经历、地位，与主人家的关系。作者讲述了许多当年这些满人有意思的生活故事，读起来津津有味。在这部分中还对他们的满洲名字进行了分析，使人们了解到当年他们的思想和爱好。
总之，这部著作，是一部笔法新颖、见解独到、资料丰富、至今已很难见到的书了，它的出版对深入研究满族开辟了新的途径。

《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论述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全书共四章：第一章考察元末至15世纪末满族先民的氏族部落组织和管理机构。这段历史是满族形成史中最乏研究、也是《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着力最多之处；第二章考察16世纪初至1616年间满族政治组织、军事组织和公共权力在部落旧制度的废墟上逐步形成的过程；第三、四两章考察金国始建到清朝奠基(1636)20年间国家制度的递嬗演进，从“八王共治”到汗权(皇权)独揽，是阐述的重点。最后得出清国家产生的若干结论。

《满语杂识》分四大部分讲述：满语规范语（书面语）、满语口语及方言、满语对汉语的影响、有关满语的知识。第一卷满语规范语的讲述在语音和语法方面采用现代语音学和语法学，不用清代满语教学的“十二字头”和“虚字”、“接字”的讲法。
第二卷满语口语及方言的讲述是在清代满语口语教学的“画红”法的基础上以现代语言学方法加以整理，填补世界满语口语教学的空白，并为世界满语口语研究奠定基础，开其先河。
第三卷讲述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已扩展至阿尔泰语系诸语对古、今汉语的影响。
第四卷讲与满语有关的知识，有些材料久藏清官鲜为人晓，堪使世界学术界耳目一新。

本书主要是旗人妇女的口述。作者认为，只有从这些获自民间妇女的资料与通常带有权力意识的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正统知识的比较中，我们才可以重新认识被边缘化了的一些人物和日常事件，并找到新的意义。
本书访谈主题集中于三点：一是相对汉族而言，这些有着旗人背景的妇女，对于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以及具有的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二是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状况与族际通婚情况；三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妇女的家庭变迁和个人的生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