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政治史探微》（以下简称《探微》）包括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是我的博士论文《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后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初探》的任务是解决八旗制格局之上的国家形态。为此，首先要对八旗制有我自己的界定。在我看来，八旗是满族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八旗既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又是满族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格局，故而我将满族国家称之为八旗制国家。建立在八旗制之上的国家主要机构与八旗制本身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初探》一以贯之的线索。从时间跨度而言，《初探》大致涵盖了太祖、太宗两朝，即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后编三篇文章，是《初探》的续篇，分别论述多尔衮摄政时期、清世祖福临亲政十年以及康熙初年四辅臣阶段。三篇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探讨入关后满族八旗制对清初国家体制及政局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是旧题，我并非刻意求新，只是从自己对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理解出发，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