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在这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中，伯林讨论了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哈曼、赫尔岑和索雷尔等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异见者”。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战着传统的智慧，但他们的贡献却远远不为人们所认知。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创造力量，生动地揭示出这些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创见，并以此来捍卫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

海外华人批评家将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观念投射到国内，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多重边界”、“多重彼岸”、“多重比较”，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独特语域，其视野、观念、话语、方法上的创新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推动了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编著者李凤亮负笈当代海外汉学重镇美国，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华人学者进行访谈，内容涉及批评家研究历程、学术领域、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态、新形势下海内外学术交流状况及其对广义“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视野开阔，风格活泼，轻松展读问可获得知识和思想上的启迪。读者可通过《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中的九篇对话，从差异中寻找共性，从陌中追求熟谙，在种种“互文性”中揣摩与体味彼岸的“现代性”，感受一种“移动的诗学”。

一部当代非洲的民族志
模糊的“现代主义”、单一的“发展理论”、伪城镇化
“非洲之星”赞比亚的矿工眼中的家国社会变迁
对“一带一路”进程有何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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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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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以后的赞比亚曾被誉为非洲未来之星，其经济曾因铜矿和其他资源的出口而发展迅猛。然而从70年代中 期开始，赞比亚城市的经济开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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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民族志的方法记录了赞比亚以铜矿为代表的经济的幻灭，揭示了现代化宏大叙事的崩溃，探究了赞比亚在经济急速倒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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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铜带省矿工的经历为切入点，向读者展示了赞比亚矿工如何理解他们在社会、文化和经历方面的“进步”和“退步”，以及他们与家庭成员、朋友、铜矿公司、政府机构的动态关系，以此描述了社会变化以及城市化叙事的失败，并提出了一套替代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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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现代化神话的破灭进行了反思，引导读者了解今日的非洲，并进一步思考现今全球化经济成功的虚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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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学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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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赞比亚的案例为我们理解城市空间中的社会进程提供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和经验参考，而弗格森的《现代性的前景》则是这种研究传统下的又一力作。本书以其翔实的记述、丰富的数据和精巧的理论性研究，足以被纳入城市人类学研究经典之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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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代性的前景》一书，弗格森再次为人类学的学科重建做出重要贡献。他以一部鲜活的民族志，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末城市生活中对文化与世界主义的新解读，同时，他的宏观性关怀也有助于我们看到一片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被“适时”遗忘的非洲大陆。这是中肯、有担当且精巧的当代人类学研究典范。——Ulf Hannerz, 斯德哥尔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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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有深度的思想型著作，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我非常钦佩弗格森对非洲现代性的独到见解。他对文化的解析总不离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对经济的现实考量。对于他的信息提供者（报导人）和城市研究的人类学前辈们，他严苛而又富于悲悯。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内容丰富，跳跃性强，既有“万恶的”后现代给生活带来的艰辛，也有关于城市中富有创造性的“休耕轮作”文化的精彩叙述。弗格森关于忧虑的、冲突的和来自某种暴力天性的两性关系的解析至关重要。这实为是近年来我读过的最好的非洲研究著作，应该请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读上一读。——Megan Vaughan,牛津大学

Placing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consciousness, Ruth Rogaski reveals how hygiene became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Rogaski focuses on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across time of a single Chinese concept, weisheng—which has been rendered into English as "hygiene," "sanitary," "health," or "public health"—as it emerged in the complex treaty-port environment of Tianjin.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isheng was associated with diverse regimens of diet, meditation, and self-medication. Hygienic Modernity reveals how meanings of weisheng, with the arrival of violent imperialism, shifted from Chinese cosmology to encompass such ideas as national sovereignty, laboratory knowledge, the cleanliness of bodies, and the fitness of races: categori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ere often deemed lacking by foreign observers and Chinese elites alike.

齐格蒙·鲍曼是本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

本书疏解了自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重要的思想文献，并游刃于经典诠释，教父学研究，中世纪思想和近现代各种哲学辩论之间，不但清晰阐明各种思想，更热切地以西方欧洲思想传统与之对话，娓娓展现出西方上帝观念在自身传统中的演变递进，特别是作为西方重要的精

自2006年以来，随着中非峰会影响的扩大，国际媒体开始集中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商贸、和人员流动。然而，国际研究者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观察中国在非洲，而西方主流媒体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中有大量并非无辜的误解，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把中国定性为“非洲的新殖民者。”本书的两位作者通过最近十年在非洲的访谈、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批驳了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阐述了他们自己的调研发现和观点。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Dipesh Chakrabarty's influential Provincializing Europe addresses the mythical figure of Europe that is often taken to be the original site of modernity in many histories of capitalist transition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This imaginary Europe, Dipesh Chakrabarty argues, is built into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very idea of historicizing carries with it some peculiarly European assumptions about disenchanted space, secular time, and sovereignty. Measured against such mythical standards, capitalist transition in the third world has often seemed either incomplete or lacking.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oposes that every case of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s a case of translation as well--a translation of existing worlds and their thought--categories into the categories and self-understanding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Now featuring a new preface in which Chakrabarty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this book globalizes European thought by exploring how it may be renewed both for and from the margins.

關注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
19世紀以降中國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他們漂泊離散，仕隱進退之間，寫作的境外漢詩，勾勒了繁複的文學播遷軌跡，亦辯證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
從臺灣、廣東到香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這是地理空間意識的變異與重塑，也是漢詩的越界與生產。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辯證現代性最重要的文學實踐。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是學者高嘉謙考察19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
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士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本書著眼於19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作者高嘉謙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做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此外，《遺民、疆界與現代性》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份。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
本書勾勒的脈絡，在於提出從中國境內到境外，一批傳統教養的士人階層，在紛亂時局內的離散際遇，以及透過漢詩展現的主體經驗。本書將透過遺民、離散、境外等關鍵的幾個概念範疇，去開展二十世紀漢詩寫作呈顯的現代性的種種可能。第一章講述晚清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第二章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討論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第三章清楚描述一個區域文學的可能規模，清理流寓類型與離散概念。第四章試圖論述臺灣漢詩譜系與遺民詩學的結構性起源：棄與地方意識的影響。第五章討論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重新反思遺民身份的「發明」和「自我確認」，同時揭示民初香港離散詩學的重要特徵，殖民地裡想像與重申的遺民空間。第六章論述了康有為的南洋憂患。第七章敘述文人邱菽園的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最大的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臺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第八章是從南來文學的場景，描述文化遺民面對的現實飄零與時空錯置。總結前面幾章的討論，提出文學現場的觀察。漢詩寫作、境外遷徙、遺民認同，三者構成的意義，連結到一個二十世紀漢文學播遷的區域客觀現實，補強了文學史看不見的「現場」。

萌发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运动是对传统审美的全面反叛，小说、绘画、诗歌、戏剧、音乐、舞蹈、建筑、设计、电影，几乎所有艺术形式皆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颠覆。两百多年来，现代主义余韵未消，当年的文化先锋们仍深刻影响着我们今日的文化生活。
现代主义运动缘何而起？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能量？在这本关于现代主义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彼得·盖伊将“现代主义”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一个个现代主义风格代表人物或一件件名垂艺术史的经典作品，他以波德莱尔为这一波澜壮阔的研究揭开序幕，追溯了现代主义最初如何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于巴黎。随后，马尔克斯的小说、毕加索的绘画、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盖瑞的建筑等轮番出场，盖伊在书中将它们或相互比较，或相互融汇，以博学且风趣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会，而现代主义发展、壮大直至衰退的过程在其中得以清晰的显现。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精选波德莱尔的文艺批评论著27篇，内容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诸领域，基本囊括了其美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波德莱尔具有相当精细的鉴赏力，突出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更迭，既上承浪漫主义传统，又蕴含现代主义新观念的萌发。

《汉译经典045: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通过分析19世纪法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诗作，并以法国首都巴黎为范本，深入研究了波德莱尔时代欧洲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过程，描绘了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欧洲日渐衰败的传统习俗、消失不见的清新自然以及一去不返的前工业社会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并在反衬中叙述了现代都市人的时间经验方式和精神生存状态。

这本《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是著名的现代儒学学派的代表人杜维明先生所编写的，书中阐述了新儒学和旧儒学之间的差别，对产生这些差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您了解儒学的发展和其他一些学科的相关联系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全球化百科全书》不仅提供了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还提供了各种历史上的、解析性的阐释，为热衷于思索、谈论全球化的人们提供了专业的理论武器。全书收入条目四百多条，涵盖全球化在文化、生态、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心理、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全书由一大批国际上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通力合作完成，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和介绍全球化的概念、术语和理论的工具书，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其他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士，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旨在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既非单纯评述，亦非系统论析，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我着意引人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毫不隐瞒地说，我是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的，这基于一个个人的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因此，把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思考引入对欧美社会理论的审理过程是有益的。

在本书中，中西二元景观因此将遭遇进一步的挑战：现代的问题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我并不打算抹煞或忽略现代性问题在中西方思想和社会中的具体历史差异，但我更愿尝试协调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欧美的社会理论在基本构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已有极为丰富的积累。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既不可能撇开这些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本书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排比欧美社会理论的主流论说，而是依自己的问题意识有选择地论涉（哪怕在欧美学界已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切己的论说。这并不是为了建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这种提法乃基于中西二元景观），我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茸，从而推进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

本书用迷人的笔触，以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透过哥德、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主要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和深入思考罗伯特·摩西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作者标示出了二十世纪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他得出的结论是，适应不断的变化是可能的，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也正是在这里。

如何“重写”像茅盾那样的“红色经典”作家？如何重写“革命”文学？这在当下思想与文学话语几乎被“全球都市性”主宰时，是有关拯救历史和记忆的重要课题。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回到历史”，将作品细读与跨学科批评相结合，在1920年代末上海烂漫颓废的市风景线上展示小说中一系列“时代女性” 的画卷，揭示出茅盾重构“革命”之旅，交织着世界主义与国族想像、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妇女解放与性别政治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复杂脉络。
此书对于茅盾早期小说从《蚀》到《虹》的研究，着重分析女性形象塑造与进化史观、叙事结构的关系，描述新文学“长篇小说”的形成与展开过程。通过文本细读与复杂历史脉络——革命与都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妇女解放与性别政治、五四与鸳蝴——的浓描细写，给茅盾及其作品做出新的诠释。
所谓小说形式的“现代性展开”，即通过对小说叙事诸要素——人物、情节、结构与修辞——的历史化追溯和比较，指出茅盾对“时代女性”塑造的“陌生化”成就。正如他声称的，其小说的读者对象是“小资产阶级 ”和“城市青年”，而“时代女性”既以都市日常生活的“新女性”为“ 模特儿”，却召唤革命的“幽灵”，在形象塑造上深受左拉、莫泊桑、王尔德、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欢声对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