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兆飞所著的《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研究主旨是选取“士族群体”之考察视角，探讨公元三至九世纪太原士族群体作为有机社会阶层的形成、发展、壮大、崩溃、复兴直至彻底消亡的历史过程。《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石刻，以太原士族群体升降沉浮的历时性特征为切入点，在家族史、地域史和政治史三个维度内拓展深化，揭示了中国中古时期太原士族群体的变迁过程和单体家族的兴衰及其影响因素。本书既立足学界已有的丰硕成果，也有别于学界通行的土族个案研究和宏观的士族阶层研究。因此，本书对中古士族研究本身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中国的客家人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也是分布范围最广、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离散族群，其迁徙活动验证了“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法则。
梁肇庭著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海外客家研究译丛》分析客家的起源并梳理客家研究的学术史，对以往的客家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学术反思。作者运用西方人类学族群理论和施坚雅教授的区域系统发展周期理论，结合中国内地移民的历史，对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重新诠释，其讨论的主题包括客家移民、族群性和民族主义，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客家移民史、19世纪客家精神特质的形成过程，以及进入20世纪后客家的族群性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海外客家研究译丛》作者梁肇庭是施坚雅的得意门生，虽然英年早逝，传世作品有限，但其著作在人类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书是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普遍存在于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之间的社会行为，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同姓的地缘联合，不断加深对联宗及联宗组织基础性质、内部结构状态和细节的了解程度。定将有助于中国宗族研究和基层社会结构研究的深化。
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
本书是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普遍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的社会行为。联宗，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其发生、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或同姓或异姓的地缘联合关系。联宗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的姓氏学、谱牒学和宗族世系学理论的演变，准确把握明、清以来中国宗族形态逐渐发生的变动实质，以及近年来正在中国农村中深刻地进行着的传统宗族结构与功能的“转型”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把国家按血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转变为按地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的标志。日本著名学者清水盛光在著于1939年的《支那社会的研究》中，也把中国农村社会的村落形态，分为血缘性村落和地缘性村落两种，认为地缘性村落是在血缘性村落解体的基础上出现的(即从单一姓氏村落演变为异姓混居村落)。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上血缘性社会组织的狭隘性和传统宗族制度的落后性的批评，以及推出的一系列经典性的研究范例，大多也是以类似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或前提。这当然可以说明相当一部分事实，但却不能说已经涵盖了一切，至少它没有意识到还存在着联宗一类社会现象。联宗作为一种发生在基层社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通过联结同姓人群之间共同的姓氏符号，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血缘认同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满足共同的功能和利益，反映了各同姓宗族之间相邻或相近的地缘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很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联宗，特别是集中于一时一地的联宗运动，对地域社会的形成和运作，对民间生活的组织、活跃、协调和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作用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现代条件下新一轮联宗运动的发生，出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
中国历史上联宗的存在和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说明，它能比单纯的宗族结构、宗族功能研究更直接也更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机制和实际内涵。出于联宗较多地发生在明中期以后，因此，如要准确地了解明、清以来中国农村地域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联宗显然是一个非常恰当并具有广阔研究前途的学术视角。
就中国宗族制度史本身而言，联宗也是值得认真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宗族发展史上，宗族本源与宗族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趋势，即所谓分、合关系，可说是宗族观念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主题，受到历代学者始终如一的关注。如果要大致地对有关成果的特征作一阶段性划分的话，明代或许可作为一条时间上的分界线。在这之前，先秦至两汉的理论家们建立了以大宗为主、小宗为副的宗族世系理论；魏晋至唐末、五代的学者和官僚，则在政治领域对联姓的意义及功能作了充分的讨论。宋代是一个过渡阶段。政治环境的改变，民间宗族的分化和小型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当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开始重新寻找一种既能联结过去，又可面对现实的解释策略，所谓欧、苏谱式，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种以小宗世系为主体的模型。明代以后，中国各地区(以华东、华南为主)的宗族普遍出现了在同姓之间建立程度不一的联合关系(或合族，或联宗)的趋势。体现了这一趋势的是大量的联宗类谱牒的编撰。经正式著录的联宗类谱牒至少已知有上百种。同时，在各种家谱、族谱、宗谱中(特别是在以“宗谱”命名的谱牒中)，也包括了关于联宗活动的大量记录。联宗在明代以后成为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或满足于对联宗的丑化和简化，不仅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联宗问题系统的专著，论文也仅寥寥数篇，甚至对联宗的定义亦未见认真的讨论。对于高度重视宗族问题和基层社会结构的中国社会史学界来说，这种状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在本书中，笔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和现代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充分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历史上的联宗和联宗组织，作综合性的考察。
本书正文共分10章，分别是： 关于联宗的分类和基本定义；与联宗有关的学术史概述；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联宗历史溯源之一： 同姓联结；联宗历史溯源之二： 通谱；联宗历史溯源之三： 中国古代世系学；联宗与行辈字号；联宗世系学；同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异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的贡献主要是：
一、 确定了联宗的基本定义和研究范围；
二、 建立了联宗研究的学术简史；
三、 追溯了联宗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族世系学的关系；
四、 归纳了联宗的主要类型；
五、 探索了联宗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方法和现实意义。
作者认为，现阶段联宗研究的难点，或者对于研究者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构筑一个基本的学术框架，提出和回答一些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用实践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联宗研究？联宗研究究竟可以或有希望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本书的着力点即在于此。

中国资产阶级，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然而，这个词语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呢？想象出来的幻影，还是历史的实像，近代中国历史上城镇里大大小小的生意人，他们真的构成了一个有政治企图的阶级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们与政治间的关系，本书以作者自己的构建的解释框架为轴心，对此一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以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西方是什么？”开启全书，为我们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一个框架，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文化碰撞的价值和重要性。探讨了由发生于西方世界内外部的一系列不同信仰、观念、技术及人群之间的“碰撞”所导致的西方世界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定义”和“身份”。作者通过详述政治、社会、宗教以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西方的这些碰撞和变化。

本书是中国学者针对中国鼠疫流行时进行的首次详细而全面讨论。两位作者积近十年研究所得，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战争与和平时期）、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本书不仅就鼠疫流行与中国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于700余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哈佛首位女校长福斯特的首个中译本著作
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获奖图书
《纽约时报》2008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美国全国图书奖决选入围图书
本书以一种新的史学视野，探讨了美国内战期间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及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将目光聚焦在作为战争主体的普通人，以她杰出的分析与描述才能，探究了北 部与南部美国民众如何应对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经历。他们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 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从中幸存的人？……本书对这些问题有力而动人的回答，为重新理解美国内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维度。
“非常出色……极其感人。”——杰弗里•C.沃德 ，《纽约时报》书评
《这受难的国度》是一部开创性的历史著作。在其中，一段先前被忽略或被误解的关键历史，突然之间成为了焦点。——《新闻周刊》
“引人入胜，新颖……福斯特回归了将战争同残存的浪漫主义、崇高品格与社会目的彻底剥离的工作。”——埃里克•方纳，《国家》
“惠特曼错了；书籍确实能够呈现真实的内战。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旁征博引的书。《这受难的国度》是部杰作。它用大量研究、现实主义与真知灼见，粉碎了关于内战的感伤主义。”——戴维•W.布莱特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讲述了大西洋两岸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和竞争，反映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从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1942年伦敦《贝弗里奇报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罗斯福新政，生动描写各种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尝试，包括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市政服务、农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视野不仅跨越大西洋，而且涉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始终把握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打破了思想上固有边界的限制。

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这些范畴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积而成的。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读书人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不断调校音调，加入自己的声音，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

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以及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一部分。研究了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条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土地占有、经营以及土地制度与时代分期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从土地制度的角度观察分析“唐宋变革论”。
耿元骊。辽宁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唐宋史、中国经济史研究。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对明清以来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乃至扭曲作用。认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本書透過「地獄‧宗教‧國家統治」以及「法律‧社會‧人間秩序」兩大主題，具體呈現古代中國的國家統治與秩序原理。
「地獄」，不僅僅用來指一個空間或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神判或者冥判的概念。亦即凡是所有來自超越世俗的制裁力量，並且具有約束或者法律上的審判意義者，均屬之。「法律」，包含「國家法」與「民間法」。從「國家法」進而討論透過國家律法所建構的人間秩序；從「民間法」進而研究其與國家統治的關係。
「人間」是刻意相對於「地獄」，「人間秩序」在語意上等同於「社會秩序」，以顯示其有別於「地獄秩序」。
不論是「地獄」或「法律」，都是用以維護「人間秩序」的重要工具，地獄與宗教可以連結到國家統治；而法律與社會則可以連結到人間秩序。前者涉及到「道德與懲罰」；後者涉及到「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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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地獄．宗教．國家統治
第一章　「觀世音」救贖靈驗與司法救濟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六朝時期的「觀世音」信仰及其傳播
第三節　中古時期觀世音救贖的故事
第四節　觀世音救贖故事的法制意義
小結
第二章　《抱朴子》與道教冥判思想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漢魏之際道教冥判思想
第三節　《抱朴子》的創作動機
第四節　從韋伯天職觀看葛洪的「成仙」思想
第五節　葛洪冥判觀及其法律思想
小結
第三章　本土冥判故事的法制意義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本土幽冥世界的建構與發展
第三節　干寶《搜神記》的宗教傾向
第四節　《搜神記》冥判故事的法制意義
第五節　雷神信仰與神判小結
第四章　中古地獄審判故事的法制意義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的地獄審判
第三節　《冥報記》對於地獄審判的書寫
第四節　《廣異記》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
小結
第五章　法律與教化：二十四孝故事所見家內秩序與國家統治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唐宋之際二十四孝故事的文本
第三節　「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家內秩序
第四節　孝道實踐與國家統治
第五節　佛教、地獄審判與「二十四孝故事」
小結
下篇：法律‧社會‧人間秩序
第六章　君臣之際：「欺君罔上」的法律意義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上書奏事」的行為界定
第三節　上書奏事的法律規範
第四節　上書奏事與「欺君罔上」
第五節　君臣禮儀與「無禮」國書事件
小結
第七章　中古時期的「家法」與「國法」──以《顏氏家訓》為中心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顏之推的終極關懷
第三節　〈觀我生賦〉的內在意涵
第四節　《顏氏家訓》的「家法」
第五節　「家法」、「國法」與「國家圖像」
小結
第八章　中古的專業法律人──以「檢法」官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唐中葉以前的法律專業人
第三節　「檢法」官的設置與發展
第四節　「檢法」官的任用與遷轉
第五節　「檢法」官的法律責任
小結
第九章　唐代的獄政與監獄管理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監獄的設置與獄官
第三節　監獄設備與獄政管理
第四節　監獄弊端與獄政檢查
小結
第十章　司法救濟與社會意義──「保辜」與唐代交通肇事的法律規範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保辜」制度的沿革與法意
第三節　漢以後保辜制度的發展
第四節　唐律對於交通事故的法律規定
第五節　「康失芬行車傷人案」的司法審判程序
第六節　「保辜」的司法救濟與社會意義
小結

本书系浙江省文化工程项目成果，将纳入“名门望族”系列丛书。本书对吴兴沈氏赵氏（唐后）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地域文化意义。

在明末奉天主教的士大夫当中，以被称作“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最出名，相关的研究也因此较多，故本书乃选择17世纪另一些奉教士人(成启元、瞿汝夔、许乐善、张赓、王徵、魏学濂、孙元化、韩霖、严谟、夏大常、鲍英齐等)和皇亲内臣(如永历朝中之两宫太后、皇后、皇子慈炫、太监庞天寿等)做为主轴，尝试探索这一代天主教徒奉教的因缘、心态与历程，并析究他们如何运用其人际网络以扩张西学和西教的影响力，及其在面对天、儒矛盾时如何自处。此外，亦旁涉明清之际一般士大夫与教会中人的交往情形，希望能对西学、西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层面亦有所掌握。
本书资料翔实，且迭有新史料被发现，从而使书中对有关入和事的考证相当精实，在此基础上所发议论也新见迭出，十分精彩，是一部在观点、材料与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的学术力作。

《变化中的中国人》英文版本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代表作。本书涉及的内容很丰富，从谈中国人的体格、民族精神，到描绘中国工业的前景、禁烟斗争，再到妇女的解放、当时的新式教育，等等。作者详细记录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在当时的中国所引起的变化。今天阅读此书，仍能感到作者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用西方人的眼睛回望一个东方大国在百余年前的社会百态。罗斯对中国当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其对中国人口、环境以及禁烟等问题的讨论，极富预见性和史料价值。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作者对过去简单的政治史研究，转而探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因为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知晓在革命中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解革命者的价值、期望，以及固有的规则如何被表达并形成集体的意愿与行动。通过研究革命中的象征实践即特定的象征和仪式，亨特认为，革命者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着他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事实上，通过他们的语言、象征、仪式和每天的政治行为，革命者重构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关系。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被评为最出色的介绍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作者从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角度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复杂关系，从而了解法国大革命史如何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易读、激动人心的读本。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