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最后一本文集，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出版；
◆收录了朱特对他持续关注的话题的最终看法。事实改变之后，朱特不畏惧修正自己，亦不畏惧站在潮流的反面；
◆一本关于我们时代痛点的书，深入讨论了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9·1 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问题；
◆交付“真诚之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关注公正、历史、国家、公共领域、记忆与遗忘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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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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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名人推荐】
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珍妮弗·霍曼斯（历史学家、本书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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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越来越反智的时代，托尼·朱特的文章提醒我们，当紧紧持守高贵的道德和智力标准的时候，我们将得到什么，而让它们溜走的时候，我们将失去什么。
——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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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但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却是一以贯之。今天，在史学的成就之外，人们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致力于用公共写作来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堕落而被毁掉。
——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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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特这样写加缪：“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这句话作为朱特自己的墓志铭也很恰当，他的充满智慧、人道主义和勇气的学识被很好地记录在了这本书中。
——《纽约书评》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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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对我们永远是一种鼓舞：一个智识上的巨人，一个勇猛的战士，一个才华横溢的发声者，一个充满魅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从来无意主动获取以上的任何一种褒奖。他只想讲述他认为必须被讲述的，一直到人们注意到他所讲述的问题。
——《观察家》

在1923—1953年这段乡村音乐发展史的重要时期，乡村音乐完成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并将“本真性”确立为首要特征。彼得森透过艺术社会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本真性”的建构本质，揭示出看似高于生活的艺术趣味，实际上也是通过广播、电影、巡演、展销会等日常途径，由普罗大众参与塑造的。
此外，书中还记录了乡村音乐的诸多重要人物及其活动：通过选秀活动红遍全国的约翰·卡森，专注走“视觉系”路线的吉米·罗杰斯，热衷于集体“角色扮演”的《大奥普里》团队，用生命在诠释“本真性”的汉克·威廉斯……他们身上呈现的，是那个时代自由不羁的开创精神。
★ 独特的艺术社学会视角，透过行业机制审视音乐风格的社会成因
★ 诸多重要人物粉墨登场，生动再现乡村音乐的“黄金时代”
【媒体评价】
[彼得森]重新赋予了乡村音乐趣味性、多样性和可能性，这是许多单纯的爱好者（和表演者）所错过的东西。就像巴克·欧文斯一样，彼得森很清楚，没有什么比“表演出自然而然”更难的冒险或挑战了。
——肯·埃默森，《洛杉矶时报书评》
[彼得森]详细研究了这片迄今为止未被开垦的领域，这本颇具启发性的书关注的是乡村音乐的基质：它的本真性。
——切特·弗利波，《布告板》
本书引人入胜地讲述了音乐工业实际上是如何创造并发展了乡村音乐，以及这种音乐体裁自此是如何进入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历程的。
——吉姆·麦库尔，《国际乡村音乐》
《创造乡村音乐》是一部文化社学会的杰作，它的作者是令这个领域焕发新生的重要先驱。
——保罗·迪马乔，普林斯顿大学

每到八月份的“虫季”，中国有百万“蟋蟀大军”开始围绕“蟋蟀”流动。该群体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一群体在蟋蟀收购时聚集在一起，收购完成，群体成员就会像蒸发了一样顷刻间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中；第二，当这一群体的成员再次相聚，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进出全国各大小斗蟋“堂口”的斗蟋者。因为“堂口” 要防止国家对斗蟋博彩的打击，所以往往只对“熟人”开放，这进一步增加了斗蟋人群的封闭性。但同时，这一斗蟋群体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其中的人员尽管分布在五湖四海，但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宏观历史叙事；阅读着同样关于蟋蟀的“古谱”；信守并遵从着几乎相同的斗蟋原则和规则；以类似的方式言说和行动。他们靠传统文化的连接，俨然在现代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遁社会”。
斗蟋蟀不是简单蟋蟀在斗栅内的拼杀，而更主要的是在斗栅外人与人的较量。而他们较量的依凭不是简单对斗蟋技术的掌握，而是对内含于斗蟋传统文化的谙熟。另一方面，面对国家的“爆堂子”，一个生活于斗蟋社会中的真正斗蟋者不是简单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戏”的逻辑运用其中。他们把国家也纳入进来，当作了斗蟋嬉戏的另外一个反面参与者。从而，斗蟋文化通过文化的介入，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样态。
作者选取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但却一直没能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斗蟋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七年多的参与式观察和持续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不断加深问题意识和延伸分析触角，揭示了相关群体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内在行为的文化逻辑。这不仅体现了作者走近研究对象的努力和开拓研究领域的能力，更表达了作者对于学问的敬畏和追求。该书选题新颖，所采用的质性叙事方式独特，语言流畅且引人思考，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李友梅
作者用七年多时间参与观察斗蟋群体，居然把自己训练成业内“高手”和管理“干部”。在此基础上，用“他者”的立场深描和分析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隐遁社会的情感、自我、关系和亚文化，展示了一个古老行业的“规矩”传承和社会运行逻辑。阅读《隐遁的社会》，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两部著作的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都曾遭遇到的类似“爆堂子”等特殊风险，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学术历程。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善峰

▲一幅恢弘的人类社会分层的历史与现实图景
【内容简介】
《权力与特权》主要回答了社会分层领域中的核心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得到？格尔哈特•伦斯基通过辩证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学科思想的的发展，勾勒了正在兴起的理论综合的框架。他认为众多社会学家——如马克思、斯宾塞、萨姆纳、凡勃伦、莫斯卡、帕累托、索罗金、帕森斯和达伦多夫—— 所持的多元、矛盾的观点都可以被包含于不断发展的、系统化的理论主体当中。
【本书获誉】
本书对于具有决定性后果的不平等现象进行的一般性解释，至今依然受到推崇。着手研究工作的学者都会将伦斯基这部富于想象力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视为一份不可或缺的指南。
——拉尔夫•达伦多夫，《美国社会学评论》
一次对人类不平等之因果，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基础的广泛而深远的追问……伦斯基的这部杰作指引我们穿越诸世纪到达地球最偏远的角落……比较社会分析方面的一部杰作。
——海因茨•尤劳，《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本書以一個嶄新的研究取向，拓展了我們對文徵明（1470–1559）這位偉大藝術家的瞭解。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成果聚焦於文徵明作品的外在形式，作者於本書中特別關注作品的製作情境，例如時機與場合，盡可能地利用文徵明當時的文獻材料（特別是其詩文）與作品，並參照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和藝術史學的研究成果與方法，自人情義務與禮物交換的角度，重新審視文徵明的生平與作品，探索文徵明如何在各種活動場域中建構主體與自我。
書中共有八章，每一章皆以某種場域、某一組特定的關係類型作為參考架構，這兩者不僅定義了文徵明的自我認同，同時也是他據以待人接物的出發點。第一部分的三章處理了與文徵明前半生有關的場域，包括家族、師長、同儕；第二部分是透過官場與地緣檢視其社交關係，援引的資料橫跨其一生；第三部分則著重處理他後半生的場域，包括顧客與弟子。最後一章檢視在文徵明死後如何凝聚出一個一貫且鮮明的「偉大藝術家」形象。

《国家的神话》可构成《人论》的姐妹篇或者说第三编。《人论》的上编论述人的符号功能或者说符号本质，下编论述人与文化的关系，《国家的神话》则论述的是人与政治的关系。该书是一部作为构成现代性去魅进程重要环节的政治去魅的经典文本，是符号形式哲学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史和政治学领域的一次经典应用。 “在人类的一切幻象中，政治幻象即市场幻象，是最危险有最持久的幻象。”“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政治神话的来源、结构、方法和技巧。为了认识对手，战胜对手，我们必须面对面地考察对手。”
作者从人类整体意识中神话情结的分析入手，在回顾了国家理论的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现时代分析。作者特别深入地解剖了英国学者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理论在种族与地域-地缘意义上新的崇拜观念的凸现。这一理论探讨，历久未衰，在多学科领域内均有较深远的影响。

张维迎新著《博弈与社会》序言
（一）
贯穿于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作为理性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但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这就是我们应有的集体理性。但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常常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导致所谓“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
除了个体利益之外，妨碍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即使到今天，尽管人类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已大大增加，真正做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我们有关人类自身的知识仍然不足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追求幸福的最佳途径。让普通人接受自然科学的知识相对容易，但接受社会科学的知识很难。我们短视、傲慢、狭隘、自以为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常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正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许多看似利益的冲突，实际上是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大部分损人利己的无耻行为本质上也是无知的结果。损人者自以为在最大化自己的幸福，但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既损人又害己。有些人心地善良，一心为他人谋幸福，但由于无知，也给人类带来不小的灾难。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幸运的是，作为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人类不仅具有天然的创造力，也具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本领。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克服了囚徒困境的障碍，不断走向合作，由此才有了人类的进步。诸如言语、文字、产权、货币、价格、公司、利润、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甚至钟表、计算机、网络等发明，都是人类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合作的重要手段。当然，每一次合作带来的进步，都伴随新的囚徒困境的出现。比如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更大范围合作的空间，但互联网也为坑蒙拐骗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
人类的合作与进步离不开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贡献。两千年前的轴心时代，出现了诸如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耶稣等这样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以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为己任，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他们的思想减少了人类的无知，成为后世思想的核心和支柱，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算起，只有236年的历史。但经济学对人类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提升的贡献是巨大的。亚当•斯密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证明市场是人与人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看到，真正遵循亚当•斯密的理念、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比非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最杰出的成就也许就是博弈论的发展。博弈论研究理性人如何在互动的环境下决策。博弈论的全称是“非合作博弈理论”(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这样的名字容易在非专业人士中产生误解，以为它是教导人们如何不合作的。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事实上，博弈论真正关注的是如何促进人类的合作。囚徒困境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克服囚徒困境的思路。只有理解了人们为什么不合作，我们才能找到促进合作的有效途径。
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理性人假设。博弈论继承了这一假设。这一假设经常受到批评，甚至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把生活中出现的损人利己行为和道德堕落现象归罪于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设，好像是经济学家唆使人变坏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逻辑分析都证明，“利他主义”的假设更容易使人在行为上变坏，而不是相反。专制制度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至今阴魂不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假定皇帝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官员是“贤臣”。如果我们早就假定皇帝是“理性人”，是“自私的”，中国也许早就实行民主和法治了。全世界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正是那些最早不把国王当“圣人”、假定官员一有机会就会谋私利的国家。
当然，理性人假设不是没有缺陷的，现实中的人确实不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么理性。但我仍然认为，只有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制度和文化对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是多么重要。促进社会合作和推动人类进步不能寄希望于否定人是理性的，而只能是通过改进制度使得相互合作变成理性人的最好选择。
（二）
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用通俗的语言，系统地介绍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和核心结论；二是应用这些方法和结论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制度（包括文化）。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人们为什么有不合作行为，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全书分14章。第一章首先讨论了社会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协调和合作。协调的关键是如何形成一致预期，合作的关键是如何提供有效的激励。然后我们简要介绍了理性人假设的含义、对它的批评，以及使用这一假设的正当性理由。最后，我们讨论了评价个体行为的社会标准—帕累托最优，我们用大量例子说明这一标准如何体现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
第二章正式引入博弈论。我们介绍了博弈论的基本概念，讨论了囚徒困境导致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引入纳什均衡的概念。纳什均衡是预测互动情况下人们如何制定决策以及决策后果的最重要的概念。我们还证明了私有产权和法律如何有助于解决囚徒困境、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
第三章讨论多重均衡。现实中的博弈经常有多个纳什均衡。当一个博弈存在多个均衡时，参与人如何协调预期就成为合作的关键。我们讨论了制度和文化如何协调预测，帮助人们选择特定的纳什均衡，如何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还讨论了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
第四章进入动态博弈。动态博弈最重要的概念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和承诺。不可置信的威胁意味着事前最优与事后最优不一致，有时会导致帕累托最优不能出现。承诺将不可置信的威胁变得可以置信，反倒有助于社会合作。我们还讨论了宪政和民主制度的承诺功能。
第五章讨论讨价还价问题。讨价还价是合作与竞争的结合。我们介绍了研究讨价还价的公理化方法和战略式方法，公理化方法的纳什谈判解和战略式方法的精炼纳什均衡。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结果一定是帕累托最优，但信息不完全可能导致帕累托效率的分配方案无法实现。这一章还讨论了谈判中的社会规范。
第六章讨论重复博弈，证明重复博弈如何使得参与人关心长远利益，从而走出一次性博弈的囚徒困境，实现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我们讨论了决定合作是否出现的心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大社会中一些特定的社会规范如何克服二阶囚徒困境。这些理论对于理解现实社会的组织机构的价值非常重要。
第七章研究不完全信息如何导致声誉机制的出现。从古到今，声誉机制都是维护社会合作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当信息不完全时，人们出于自身的利益有积极性建立一个愿意合作的声誉。正因为人们在乎声誉，相互之间才有信任。我们用声誉机制解释了现实中一些有趣的现象，并讨论了声誉是如何积累的。
第八章讨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如何妨碍合作，以及解决逆向选择的市场和非市场机制。品牌作为一种声誉机制对实现有价值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管制作为解决逆向选择的非市场机制事出有因，但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是无效率的，更严重的是它可能破坏市场的声誉机制。
第九章讨论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如何通过特定的信号向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传递信息。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行为方式具有信号传递的功能，有助于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我们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诸如礼尚往来这样的社会规范如何传递当事人愿意合作的信息。当然，这样的社会规范也可能导致浪费行为。
第十章讨论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获得对方的私人信息。机制设计的关键是如何让人说真话。我们证明，当一种机制使得说假话比说真话要付出更大成本时，人们就会说真话。无论是私人产品交易还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说真话的机制都有助于改进效率，实现双赢。这一章还讨论了非对称信息导致的收入分配中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以及大学教师的选拔机制。
第十一章讨论道德风险和激励机制的设计。道德风险（腐败）的根源是有关当事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分析了最优激励机制如何在风险与激励之间进行权衡；决定激励强度的主要因素；多重任务下激励的困难。我们也讨论了大学教授的激励机制和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我们借助“腐败方程式“分析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及其可选择的解决办法。
第十二章讨论了演化博弈的基本概念，重复博弈下合作如何成为一种演化稳定均衡。我们还分析了制度是如何自发演化的，为什么诸如产权的先占规则这样的社会规范能得到人们的自觉遵守。与前面各章不同，在这一章中，我们放弃了完全理性假设，代之以假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行为是一个学习、模仿、适应的过程。但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样的：重复博弈下，合作可以作为均衡结果出现。
第十三章在前面各章的基础上对作为游戏规则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我们讨论了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互补性和替代性，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法律和社会规范如何激励人们合作、协调人们的预期以及传递私人信息；人们为什么遵守或违反社会规范；以及法律和社会规范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
第十四章讨论制度企业家在创建社会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我们讨论了制度企业家创新时面临的风险及决定其成败的因素，归纳了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为促进人类合作、建立和谐社会而设立的五个基本“道”（行为方式），分析了这些“道”何以能帮助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我们证明，这些“道”与博弈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我们还特别分析了儒家文化作为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结合，如何协调预期、定纷止争，并激励人们的合作精神。我们也指出，儒家文化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找到约束“君主”的制度性方法，这种制度性方法就是宪政和民主。
为了系统地介绍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和核心结论，本书对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不得不分散在各章，这使得对某个特定问题（如政府行为、大学治理、社会规范）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叙述有些凌乱。但我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知道某个具体的观点。就此而言，我相信这样的章节安排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
本书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包括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本科以上的任何专业和非专业人员。我相信，本书也适合作为理工科专业学生的课外阅读材料。当然，读者必须对社会问题有好奇心。
为了理论的严谨性和节省篇幅，本书不得不使用一些数学公式和图表。但我尽量把数学的使用控制在最低必须的范围。任何学过初等数学的读者读这本书都不应该有困难。读这本书也不要求读者事先有经济学的训练。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即使受过良好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人士也能从这本书中受益。当今的专业化训练有助于学生掌握一些复杂的技术性分析手段，但也使得他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把握。虽然我在1996年就出版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但我自己从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仍然学到许多新的东西。
我希望，读这本书不仅有助于增加读者的知识，也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合作精神，让读者生活得更从容。
张维迎
2013年1月5日

对所有有志于中国健康城镇化的人，无论是开发、建设、规划、治理各专业的，或甚至只是在城镇里追求美好生活和效率生产的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对中国城镇化的机遇与挑战的深度探索。借用梁先生在文中说到的：“城市”一词的英文city，是公民（citizen）的字根，富有公民意识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好城市，如何在空间利用和分配上培养和发挥公民意识，就是城市规划应有的使命。这本书是有志者必读之书。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原住建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镇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不同的文明决定了不同的城镇模式。近代西方文明，特别是英语文明，是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城镇——无论是建筑形式、土地部署、基础设施等都是按增加资本效率和回报来决定；在现代城市里，人渺小而无奈，完全处于被动。西风东渐，中国的城市建设和规划都以西方为范式；连对城市的不满之声也是模仿西方的。
城市规划聚焦于城市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为城市人提供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本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智者面前有一頭真的大象，智者在大象面前蹲了下來。智者說：「這不是一隻大象。」過了一會兒，當大象轉身並開始笨重的移開，智者心中升起一股懷疑：是否有可能大象根本就沒有出現過？最後，當大象完全從智者的視線中消失，他往下看著大象遺留下來的足跡，很肯定的宣稱：「的確有一隻大象曾經在這裡出現過。」至少對我而言，人類學就是這樣：從大象留在我心裡的足跡，試圖去重構難以捉摸、相當虛無飄渺，而且至今已消失無影無蹤的大象。
……
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定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也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時而引發興趣、時而令人沮喪，既有益處又充滿樂趣。
——克利弗德．紀爾茲
紀爾茲的異想世界
紀爾茲，人類學一代宗師，如何回味自己精彩而豐富的學術人生？對於自己學門的徒子徒孫留下哪些忠告與建言？對於想一窺人類學奧秘的讀者又給予何種想像？《後事實追尋》這部迷人的作品，提供了回答上述問題的種種線索。
紀爾茲一生寫下數部學術經典（如《文化的詮釋》、《地方知識》、《工作與生活：作為作家的人類學家》），並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民族誌作品（如《爪哇的宗教》、《峇里島的親屬關係》、《摩洛哥社會的意義與秩序》）。但他學術巨人的身影及浩瀚淵博的學識，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免讓人望而生畏，所幸紀爾茲留下一張進入他異想世界的知識地圖——《後事實追尋》。後人按圖索驥將能發現經典民族誌的許多空白間隙，而地圖所載軼事、典故、趣聞更是賦予理論生命的重要血肉。
紀爾茲在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時，一方面不停追問什麼是人類學？什麼是田野工作？什麼是民族誌書寫？另一方面又深刻反省始終牽動著人類學事業的西方霸權，以及當代糾纏難解的現代性問題。在這本深具反思性的回憶錄中，紀爾茲以兩個國家為經、四個十年為緯，交織建構出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並娓娓道出慧黠而深邃的體悟洞見。追隨大師的足跡踏上旅程，我們終將發現：事實，在行路的終點。

田野归来，杂乱的素材该如何变成民族志？人类学家究竟是“作者”还是“写作者”？民族志呈现的究竟是“他者”在“那里”的生活，抑或也带着“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的印迹？格尔兹带领我们阅读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马林诺斯基和本尼迪克特四位人类学家的作品，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可以说，本书既是他对于这些作品的品读，也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学研究及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观点。

《文化模式》是《菊与刀》的作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该书也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有关文化问题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已被译成14种文字，有着广泛影响。果勒认为，可以“以此书出版的年代，作为国民性的科学研究诞生之年”。玛格丽特·米德在1958年的新序中提出，此书是“20世纪第二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文化模式”这一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和意思。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模式的理解也不同。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趋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台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One of the first accounts of social variation in language, this groundbreaking study founded the discipline of sociolinguistics, providing the model on which thousands of studies have been based. In this second edition, Labov looks back on forty years of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bringing the reader up to date on its methods, findings and achievements. In over thirty pages of new material, he explores the unforeseen implications of his earlier work, addresses the political issues involved, and evaluates the success of newer approaches to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In doing so, he reveals the outstanding accomplishments of sociolinguistics since his original stud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studying language variation, introduced the crucial concept of the linguistic variable, and showed how variation across age groups is an indicator of language change. Bringing Labov's pioneering study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is classic volume will remain the benchmark in the field for years to come.

1969年，婚后的玛乔丽跟随丈夫前往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对昆人进行一系列跨学科的田野研究。在2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她学习昆人语言，入乡随俗。在调查中，能说会道的昆人女性妮萨向玛乔丽清楚、生动地讲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的断奶记忆，与其他孩童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的事情，母亲和子女的亡故，几段婚姻和数位情人的故事，对逐渐变老的感受，等等。此外，妮萨还坦率地披露了性行为的细节，以及受新情人所吸引的方式和原因等更为私密的事情。
由于妮萨丰富的人生经历及讲故事的天分，我们获悉了昆人个体间的互动方式及昆人社会的组织方式，了解了许多关于昆人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经验的新材料。与妮萨的15次录音深访，成就了《妮萨》这部几乎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相提并论的佳作，在人类学界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

《文化人类学》(第10版)系统地介绍了文化人类这的基本内容，从经济、政冶、社会、宗教、艺术以及心理、语言等方同，探讨了人为文化活动或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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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dmirable and impressive work of synthesis that will give insight and satisfaction to thousands of lay readers."
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In this stunningly intelligent book, Karen Armstrong, one of Britain's foremost commentators on religious affairs, traces the history of how men and women have perceived and experienced God, from the time of Abraham to the present. From classical philsophy and medieval mysticism to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modern age of skepticism, Karen Armstrong performs the near miracle of distill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notheism into one superbly readable volume, destined to take its place as a clas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