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的基础(套装全上下册)》是社会学领域理性选择学派主将詹姆斯•科尔曼的代表作。《社会理论的基础(套装全上下册)》是回应社会系统是如何行动的这一核心问题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套装全上下册)》共分五编，从最基本的人的行动和关系谈起一直论述到复杂的社会行动的数学分析。内容详尽，由浅入深，理论性强。

本书的题目并不特别与一个老说法相关：“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者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使年轻一代人否认有什么巨人，并断定这整个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由教师们编造来抬高自己的。我想，巨人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
解读伟大作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或某个学派的为学旨趣，而是与生存选择紧密相关。关键在于，伟大作品给出了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德行等紧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解答。即使我们要寻求只属于自己的答案，也无论如何必须首先面对那些伟大的书。
在订正旧版的基础上，新增两篇文章：《理查二世》和《文本的研习》。

在中国人类学学界里，这是第一部建立在长时间田野作业基础上的有关香港社会的著作。全书用“权力的生成”这一理论框架组织民族志材料的叙述，系统地阐述了无权者之权力的前提和原则，无权者之权力生长的机遇与限制，权力生长的社会戏剧、组织机制、网络机制和有效的行动机制和途径，以及其与无须暴力的国家权力形成的“对抗性合作”这一政治生态。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为什么听了同一个笑话人们却有不同的反应？笑话带有什么独特的信息？幽默有公式可循吗？大笑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幽默一度被认为并不适于研究，美国作家E. B. 怀特甚至说：“分析幽默就像解剖青蛙，鲜少人感兴趣，而且主角最后总是死了。”如今关于幽默与笑的研究已经成为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重要领域。读了本书，你就会知道：听到笑话而使大脑释出的神经传导物质，竟然跟喝咖啡和吸毒时一样？幽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建构、推断、解析？为什么“惊喜”是幽默的重要元素？为什么有幽默感的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情绪调节能力更强？为什么人越幽默，就会越聪明，解决问题时越得心应手？
快打开这本充满笑话与幽默最新研究成果的书，跟作者一起用右脑大笑、用左脑分析，你便能明白，我们大脑所具备的幽默，原来是在这个随处可见荒谬与困惑的世界里生存的必要能力！

这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本书通过将红山文化和内蒙古岩画图像与二人转比对，认为两者的“二人转”造型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标志着二人转是来源于萨满跳神的；红山文化和内蒙古岩画图像的“二神转”是远古萨满巫术—宗教表现的创世神话的意象；萨满的“野人舞”造型转换到东北民间舞蹈，又转换到东北大秧歌，最后作为东北大秧歌上、下装的“一副架”单独劈出来演出，形成二人转，故得出结论二人转是萨满跳神宗教经典的世俗化形式。

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洛杉矶时报》评之为全年度最佳图书之一。《纽约时报》评之为杰出读物。
对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互助与信任所作的细致研究。如果真如达尔文所说，进化实行的是严格的适者生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相互协作，形成复杂的有机社会？本书对人类信任与美德进行了饶有趣味的研究，并向我们展示了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个体私欲与互助并非绝不相容。实际上，人类的合作本能或许就是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行为的一部分进化发展来的。互助协作能让我们自己和他人都从中受益。《美德的起源》一书对来自遗传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心编排，重新审视了指导人类行动的诸多假设，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赡养父母？为什么要照顾兄弟姐妹？为什么要将生意伙伴的利益也考虑在内？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计算机程序、微生物学以及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人类个体间关系所提供的独特研究视角。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社会之所以能够运作，并不是人类有意使然，而是因为它是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类秉性。确切地说，它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本书是罗伯特•A•达尔的代表作之一，初版于1963年，目前已更新到第六版，畅销数十年经久不衰。作者在书中构建了政治分析的框架、概念、要素，为我们进行政治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全书结构清晰，论述深入浅出，将政治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问题勾勒出来，并引以实例加以论证。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并没有描绘和解释具体政治现象，而是试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因此，本书并不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提供以明智的方法寻求答案所需要的一些分析工具。

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从前无所谓科学，唯用哲学、以玄想独断推测事物。
近一百年来，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甚至更为普遍。
本书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的现状，剖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科学性的深层原因，阐述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理念，并系统介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大学人文社科读本)》博大精深，思辨深邃，凝聚了著名史学家陈百麓先生数十年心血。本书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全书充满激情而又思辨的论述、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乔纳森·H·特纳）第七版跟以前各版本相比有许多变动和新颖之处。全书除第一章为总论外，共分七大部分计29章。每一部分既概要总结了各种理论观点的来源，也分述了不同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本书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观点进行了分类，抓住了当今社会学中的最核心的理 论领域，展现了不同理论传统的发展脉络，具有突出的综合性和详明性特征。因此，目前在社会学领域中，本书一直被当作专业必读书。自1974年以来，本书已连续出版了七个版本，并被译成了不同语言。仅在中国它就有多个译本，这是其它同类著作难以相比的。

《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论文集，书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18-19世纪欧洲和亚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运用事件历史分析法，考察了当时的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中国和日本100多个乡村社区中10万余个生活史实，分析其在经济和社会压力下的人口反应。从而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尔萨斯人口观，证明了人口行为具有空间差异，而且取决于人类的意志，尤其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这就把历史人口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我国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系统梳理了族群关系、人口迁移两大领域的研究文献，介绍了研究理论框架、分析模型和方法设计以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人口迁移史，并在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检验了分析模型，对蒙汉居民的经济活动、迁移经历、收入与消费、语言使用、居住格局、社会交往、族际通婚等分专题进行讨论。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开展的这次大规模抽样户访问卷调查，是社会学者对我国族群关系开展实证性研究的一次尝试。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刘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张爱玲
自1961年初版以来，《桑切斯的孩子们》被公认为深情而直白地讲述了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玛格丽特•米德说它“是对人类学的一次杰出贡献——并将永远如此”；路易斯•布努埃尔说，制作出如此忠实于这部原著的电影将是他职业的“顶峰”；菲尔德•卡斯特罗说它“具有革命性”，“价值超过五万份政治传单”。它不但被《时代周刊》评为“近十年最佳图书”，也引发了“墨西哥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共辩论”。
《桑切斯的孩子们》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目的是向读者们呈现，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奥斯卡•刘易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一个普通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查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并同时为读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因为人类学家在直接和受访对象接触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满足和理解，可在充斥了专业术语的人类学专著中却很少传递出来。

这本书是比较全面的人类演化史著作，属于古人类学，包括的其他学科内容也颇广泛。它以时间线的形式表明人类演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历程。人类起源时期，还遭遇其他直立行走并且使用火的早期“智人”，以及善于使用工具的“能人”。随后，物种的变化使得后来的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本书用最新的研究探索了人类区别于自然界的身体特性和认知能力，并阐述了人类祖先如何获得高级技能以及异于其他物种的“禀赋”。 书中涉及社会性行为的演化及其对大脑的影响等内容。它的基本取向是所谓的象征主义，即强调符号性的东西。

This volume brings together Bourdieu's highly original writings on language and on the relations among language, power, and politics. Bourdieu develops a forceful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including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of Saussure and Chomsky and the theory of speech-acts elaborated by Austin and others. He argues that language should he viewed not only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s a medium of power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display their practical competence. Drawing on the concepts that are part of his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Bourdieu maintains that linguistic utterances or expressions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produc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 linguistic market" and it "linguistic habitus." When individuals use language in particular ways, they deploy their accumulated linguistic resources and implicitly adapt their words to the demands of the social held or market that is their audience. Hence every linguistic interaction, however personal or insignificant it may seem, hears the trace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at it both expresses and helps to reproduce. Bourdieu's account sheds fresh light on the ways in which linguistic usage varies according to considerations such as class and gender. It also opens up a new approach to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in the domain of politics. For politics i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rena in which words are deeds and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power is at stake. This volume, by one of the leading social thinkers in the world today, represent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power. It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specially in sociology, politics,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当满目专制、奴役和暴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非暴力的力量。
这是一本零距离观察革命的书。书中讲述了一场不同以往伏尸百万、流血漂杵的非暴力革命。印度的独立是革命史上的奇迹，刷新了人类革命无不流血的观念——只不过这场革命未必能够复制。
这是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争取自由的方式，它 比流血对抗更为凶险。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每个参与者无比一致的忍耐与坚持，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正义声援。第一点，需要甘地非凡的感召力。第二点，则需要一个记者。
1931年，27岁的威廉·夏伊勒作为《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来到印度德里，发出了不同于英国《泰晤士报》观点的报道。此时的夏伊勒还不是那个因《第三帝国的兴亡》而名震世界的历史作家，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前方记者；他笔下的甘地也还不是那个为人熟知的近乎神一般的人物，他在夏伊勒的笔下固然魅力非凡、信仰虔诚、一呼百应，但更多的是笃定执着、精力旺盛、富于远见、进退有距，以及有些刚愎自用、前后矛盾，在禁欲与纵欲之间徘徊反复——一个充满人性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
对于善良能否战胜邪恶，对于手无寸铁的自由能否战胜荷枪实弹的专制，我们常怀疑问。在这本书里，甘地要向世人展示，非暴力的力量到底能有多大，哪怕它的对手武装到牙齿。
甘地说：“英国人想让我们用机枪来战斗，因为他们有武器，我们没有。我们唯一能打败他们的机会是提高斗争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我们有的武器他们没有。”

《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论述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全书共四章：第一章考察元末至15世纪末满族先民的氏族部落组织和管理机构。这段历史是满族形成史中最乏研究、也是《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着力最多之处；第二章考察16世纪初至1616年间满族政治组织、军事组织和公共权力在部落旧制度的废墟上逐步形成的过程；第三、四两章考察金国始建到清朝奠基(1636)20年间国家制度的递嬗演进，从“八王共治”到汗权(皇权)独揽，是阐述的重点。最后得出清国家产生的若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