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开端，最好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学术与学术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史相当于一幢装满“心智地图”的大厦，在那里，有遗存在传统里的各种思考。只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聪明最智慧的人，我们就要认真浏览这些心智地图，并很容易就注意到那些公认最聪明最智慧的人和他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认为重要却尚未澄清的问题。本书记录了作者对思想史关键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过程，对思想史当中核心的“理解”“表达”“情境”“重要性”“个体与整全”“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讨论。

本书中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从不同侧面重写人类的生存境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资本和移民如潮水般涌入了劳动力紧缺、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方国家，给西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带来异质性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书可谓是研究现代性和当代社会学理论必读书目，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流动的概念，将物理概念用于社会研究，具有深刻的思想力和洞察力。这本书也是国内引用率非常高的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

Inventing Our Selves proposes a radical new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our current regime of the self, and the values of autonomy, identity, individuality, liberty and choice that animate it. It argues that psychology, psychiatry, psychotherapy and other "psy" discipline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inventing our selves," changing the ways in which human beings understand and act upon themselves, and how they are acted upon by politicians, managers, doctors, therapists and a multitude of other authorities. These mutations are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recent changes in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exercising political power, which have stressed the values of autonomy,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choice. The aim of this critical history is to diagnose and destabilize our contemporary "condition" of the self, to help us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the kind of persons we are, or might become.

Do individuals construct their own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consumer culture? In this volume,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ociologists questions the idea that individualism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modernity. The Time of Tribes presents a new, truly sociological theory of modern identity. Author Michel Maffesoli contends that the insistence on the end of collective ideals conceals a complex state of affairs. He brilliantly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the old determinants of identity such as class have indeed faded, there are new tribal determinants. He shows how contemporary identities are now composed of a multiplicity of experiences, representations, and everyday emotions. Sexual, political, o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are being replaced by processe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groups, with sentiments, and with fashions. He shows how tribal groupings--musical, sporting, or touristic--emerge in the midst of mass society and goes on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is new social dynamic from the rise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the resurgence of older values such as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This unique book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dvanced students in social theory, culture studies, and sociology.

《文化的表達:人類學的視野》文化是一種表達，這體現在人類學家所研究的社會關係、象徵符號以及各種人造物品上。人類學家對文化的研究是把某種文化的表達再次呈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翻譯。今天的人類學似乎更應該為社會營造出一種敞開的交流氛圍，讓文化像書一樣打開著，使得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和可能去閱讀與理解。西方人類學，特別是以社會與文化為核心關注點的人類學傳統在過去的三四十年之間發生了一些理論與方法上的轉變，其中一條明顯的轉變軌跡就是從最一開始的功能論的直觀描述轉變到了今天對於文化本身的解釋與理解，這促使了社會科學傳統的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從以科學為模板的研究範式轉變到了大量接受人文學科，特別是歷史學和哲學解釋學的思考方式，由此文化被重新理解成為一種社會存在的表達方式。
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的表達:人類學的視野》的全部內容是試圖在搜尋人類學既有傳統中的不同研究主題在向文化的理解轉變過程中的一些痕跡，這些痕跡體現在許多人類學家的作品中。而《文化的表達:人類學的視野》則從不同的人類學視角回顧了西方人類學的歷史，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國人類學家與相關學科的學者對於這些歷史的反思與推進。

《奢侈与资本主义》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财富积聚和过度消费现象。城市的扩展、王室宫廷的享乐之风引起了道德价值的变化：对性的放纵，宫廷中国王大臣的情妇。高级妓女的出现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挥霍无度与追求奢侈的习气。作者对有关现象作了详细的研究，列举、分析、比较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揭露了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的隐蔽部分，被称为是一本“充满趣味而且大胆的书“。它使读者对奢侈与资本主义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奢侈与资本主义》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袖珍经典中的一种。

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大趋势》并称“未来学三大经典”
美国批判社会学大师、“哈佛之荣耀”丹尼尔·贝尔与卡尔·马克思及《资本论》的一场跨世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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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该如何认识趋势推动带给未来社会的巨大改变？
☆在资本主义的进阶之路上，知识占有是否会取代资本占有，进而决定未来社会的阶层结构？
☆趋势分析与社会学之想象力的无缝接合 捕捉介乎三大社会结构中轴之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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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资本主义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上曾孕育各种类型的社会形态，本书首版问世之际，石油危机爆发，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盛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盛极而衰。丹尼尔·贝尔认为一种与工业化社会不尽相同的社会形态正在露出端倪，于是撰写了这本以未来学形式呈现、同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系统分析能力的社会学经典之作。贝尔把自己对所谓“后工业社会”的预测看作是与卡尔·马克思的一场对话，是对《资本论》惊才绝艳的社会分析的承续、修正和发展。他以系统思考、趋势分析以及社会结构之中轴原理为工具，不但明确指出当时刚刚在美国露出萌芽的“服务业即将取代制造业”以及“对知识的汇编整理正消解资本所有权的社会影响”两大趋势是“后工业社会”即将到来的前兆，更进一步详尽阐释、分析了它们将对三大社会结构中轴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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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社会学领域极少有一项研究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认识，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做到了这一点。早在1973年首版时，这本著作就已是众人眼中的经典。
——哈佛大学“路易斯与琳达·盖泽尔大学教授” 威廉·J·威尔逊（William J. Wilson）
☆这本书是过去50年最伟大的社会学经典之一，同时预示了未来50年世界的新变化。
——“信息时代三部曲”作者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丹尼尔·贝尔在本书首版中提出的“后工业技术”，现在已是为公众所熟知的名词。新增序言言简意赅，不但介绍了这些沿贝尔预见的方向、在过渡阶段获得巨大发展的新技术的鲜明特征，并且对由新技术带来但不能由它完全控制的各种社会影响给出了富有洞见的评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琼·肯尼迪经济学荣休教授 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 Arrow）
☆这种社会只是初露端倪，尚未成熟到能够给它明确命名（即定义）的程度。因此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是为着强调这些变化的间隙性、过渡性，意即他所讨论的那些趋势已经超过了工业化社会的界线，但还没有完全地成形为边界清晰的一种社会形态。
——丹尼尔·贝尔的中国学生、香港科技大学著名教授 丁学良

"Of those who created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used to launch the enterp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ology, Georg Simmel was perhaps the most original and fecund. In search of a subject matter for sociology that would distinguish it from all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stic disciplines, he charted a new field for discovery and proceeded to explore a world of novel topics in works that have guided and anticipated the thinking of generations of sociologists. Such distinctive concepts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s social distance, marginality,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role-playing,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conflict as an integrating process, dyadic encounter, circular interaction, reference groups as perspectives, and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embody ideas which Simmel adumbrated more than six decades ago."--Donald N. Levine
Half of the material included in this edition of Simmel's writings represents new translations. This includes Simmel's important, lengthy, and previously untranslated "Group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as well as three selections from his most neglected work, "Philosophy of Money"; in addition, the introduction to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chapter one of the "Lebensanschauung," and three essays are 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本书描述了历史上从中国西周到乌干达北部的伊克族等二十多个由简单社会进化到相对复杂的社会后却走向崩溃的案例，并回顾了两千多年来后人对于这些崩溃现象的解释。作者还阐释了复杂社会的性质，并通过在社会政治复杂化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罗马文明、玛雅文明、查科文明从兴起到衰落的详细研究，为理解崩溃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从社会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量增加的回报）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处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复杂化进程中，还是正走向相反的崩溃进程。

本书自初版以来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著作和重要理论源头之一,被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家和研究者广泛阅读。本书中探讨了理论社会学、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研究、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研究及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并强调了在功能分析中区分负功能和正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等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的范式,系统地奠定了功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简明目录

１９６８年增订版序言

１９５７年修订版序言

致 谢


第一编 论理论社会学

第一章 论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和体系

第二章 论社会学的中层理论

第三章 显功能与潜功能

第四章 社会学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

第五章 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

第二编 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研究

导 论

第六章 社会结构与失范

第七章 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

第八章 科层结构与人格

第九章 知识分子在公共科层组织中的作用

第十章 对于参考群体行为理论的贡献

第十一章 参考群体和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连续性

第十二章 影响的模式：地区性和世界性影响力人物

第十三章 自证预言


第三编 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

导 论

第十四章 知识社会学

第十五章 卡尔·曼海姆和知识社会学

第十六章 对广播和电影宣传的研究

第四编 科学社会学研究

导 论

第十七章 科学与社会秩序

第十八章 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结构

第十九章 机器、工人和工程师

第二十章 清教主义、虔信派和科学

第二十一章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经济

文献注释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1968年增订版序言

本书这次重新印刷不是新的修订版,而只是增订版。1957年的修订版,除了简短的导论被大大地扩展成了本版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外,其他基本未变。仅有的变动都是技术性和无关紧要的,诸如校正印刷错误与增补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

最初写作构成本书的诸篇论文时,并未打算写成一部有连贯章节的著作。因此,那种期望这些论文现在的排列会展现出一个由严谨的内部联系所主导的自然演进过程的想法是徒劳的。然而,我还是不愿相信这本书完全没有连贯、统一和重点突出等诸种优点。

为了做到尽可能的连贯,这本书被分为四编。第一编展现了一种理论取向,根据这种取向,随后讨论了三类社会学问题。后三编各有一简短的导论,目的是想使读者不必自己去寻找由前一编到后一编的逻辑路径。

为了全书的统一起见,这些论文是着眼于两种社会学关切的逐渐展开和发展而组合起来的,这两种关切贯穿于全书,是通过各个章节中的观点而不是在考察一个特定主题之中得到充分表述的。这两种关切就是对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研究之间相互作用的关切和对整理实质性理论与社会学分析——特别是定量分析——程序的关切。

可以认为,这两种目的并没有受到范围过于局限的损害。事实上,假若我暗示这些论文涉及了那些广大而模糊的领域,那么这一过分的论断只是强调了产出的微不足道。但是,既然理论与研究的结合、理论与方法的整理是贯穿于本书各章节的关切,那么就理论取向说几句,正如在第一编所提出的,就是适宜的。

第一章阐明这一情况: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目前的应用理论的表述之间,虽然它们的功能是互动的,但却是不同的。我们几乎无需指明当前的理论社会学依赖于以往的理论社会学的遗产。然而,我相信,考察对于真正的社会学思想史而不是一系列按年代整理出的社会学学说概要的知识要求,还是有价值的。这就恰如考虑当前社会学理论如何吸取前人理论是有价值的一样。

由于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社会学中层理论予以很大关注,所以就有理由根据这一时期发展出来的对这种理论的应用和批评来考察一下这种理论的特性和作用。第二章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

第三章为被描述为功能分析的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个框架。它是以一种范式为中心的,这种范式整理了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诸领域发展出来的功能阐释中一直隐含(偶尔也显见)的那些假设、概念和程序。如果放弃发现一词的广泛含义,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范式的诸因素主要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它们部分是通过批判性地仔细考察那些把功能取向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学者们所作的研究和理论讨论而得以认识的,部分地是通过重新检验我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而得以认识的。

第一编的最后两章概括了现今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公认的各类相互关系。

第四章区别了那些被社会学理论这一常常含糊应用的术语所包括的相关但又不同的研究:方法论或程序逻辑、一般取向、概念分析、事后解释、经验概括和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在考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时——它们联系的事实就包含了它们的区别——我要强调在理论中一般取向的局限和功能。社会学从这种一般取向中,要比从一系列由一般理论导出的、被经验证实的、具体的一致性中得到更多的充实。因此,我也要强调和试图描述经验概括的重要性和不完全性。在这一章中,所指出的是这种毫不相同的概括可以通过一个整理过程而得以核实和加强。因而,它们就成为一般规则的例子。

第五章考察了理论与研究之间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方面,即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各种各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仅仅是读过而并未从事过经验研究的人,才会一直相信研究的惟一的或更为主要的功能是为了检验先前建立的假设。该研究代表了一种基本的但却狭隘的、远不是惟一的功能。在理论发展中,(经验)研究起着比这种被动的确证作用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正如这一章所详细指出的,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也有引发、重新阐述、重新确立和澄清的作用。因而,经验研究促进了理论的成熟。很显然,那种远离所有经验研究而只凭道听途说的社会学家,会冒着同经验隔绝的危险,而经验研究很容易把他的注意力转到新的、富有成果的方向上去。他的思想里还没有经验准备。他还不会有常常被称为偶然发现的经验,即由对新发现(而不是按图索骥)有准备的头脑偶然作出的发现。由于注意到这一点,我把偶然发现作为经验调查的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哲学。

马克斯·韦伯赞成的观点是对的,即一个人不必为了了解恺撒而成为恺撒。但是,对于我们理论社会学家来说,有这么一种诱惑,常常好像为了解恺撒而不必研究恺撒。然而,我们知道,理论和研究的互动既有助于对特殊个案的理解,也有助于一般规则的形成。

我感激芭芭拉·本根精心编辑了前两章;感激哈里特·A.朱克曼博士对这两章初稿的批评;感激玛丽·迈尔斯女士把涂改不清的手稿变成了清晰的打字稿。在准备这些导论性的章节时,我还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罗伯特·Ｋ.默顿
纽约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
1968年3月





1957年修订版序言

在这一版中,大约三分之一多的内容是新的。这一主要的变化包括四个新的章节和两个文献附录,这些附录回顾了它们所属那些章节所涉及的问题的近来发展。通过改写那些应该很清楚却并不清楚的段落,我也试图改进书中各处的阐述,并且我已消除了几个绝不应犯的乏味的错误。

在这一版所加的四章中,有两章来自已出版的专题文集,其中一本已脱销了,另一本也同样近于见不到。“影响的模式:有地区性和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人物”一文首次出现在1948年至1949年的《传播研究》(P.F.拉扎斯费尔德和F.N.斯坦顿编)中,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处关于在社会中个人影响之作用的系列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章介绍了“影响”这一概念,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影响,即“地区性”影响和“世界性”影响,而且把这两类影响与地方社区中的影响结构联系起来。“关于参考群体行为理论”是与艾丽斯·S.罗西夫人合作写成的,最初发表在《社会研究中的连续性》(R.K.默顿和P.F.拉扎斯费尔德编)中。它利用了《美国士兵》所提供的大量证据,来阐明在某些条件下,人们要使自己遵从不同群体的,特别是他们所不隶属的群体的规范。

在这一版中新加的其余两章从前未发表过。第一个是“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这一章试图加强近来对被称为失范的社会规范解体的经验和理论分析。第二个是“参考群体和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连续性”。这一章试图说明当前对参考群体行为的研究的一些特定社会学含义(不同于社会心理学含义)。目的则在于考察社会结构的某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在对参考群体的社会学分析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之前必须解决。

文献附录主要涉及到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还相当详细地涉及到近代科学发展中新教的作用。

我特别要感谢埃莉诺·巴伯博士和玛丽·克林克夫人所做的校对;感谢伯尼斯·泽尔迪齐夫人所做的索引准备工作。在修订本书时,我受惠于福特基金会为行为科学计划提供的一小笔资助,这笔资助是没有事先限于某个特定项目的资助表中的一部分。

罗伯特·K.默顿
纽约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
1956年感恩节



致 谢

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是什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对我来说,很难在细节上追溯我在本书中论述的种种观点的起源;很难追究这些伴随我多年的观点不断修正的原因。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些观点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只要知道了出处,在各个章节的大量注释中都会提及。但是,在这些人中,有六位尤其使我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受到裨益,对于他们,我谨致谢忱。

最早和最大的帮助来自查尔斯·H.霍普金斯,本书以题献这种微不足道和姗姗来迟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谢意。由于他(我的姐夫)的存在,许多人提高了他们的人类尊严。只要我们中间任何领略过他的生活的人还活着,那么他就活着。我是充满爱、尊敬和感激之心将此书题献给霍普——一位深切地知道应当指导他人的人。

至于我的好友、现在在奥伯林学院的乔治·伊顿·辛普森,我非常感谢他曾指导一位鲁莽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并使他看到研究社会关系系统运转的学术乐趣,使我很容易地就顺利地步入社会学之门。

在皮蒂里姆·A.索罗金全身心投入历史运动研究之前——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动力学》中——他促使我摆脱了认为有效的社会研究仅局限于美国的地方主义思想,也使我摆脱了缺乏上进的、把社会学重要主题局限于诸如离婚和青少年犯罪之类社会生活表面问题的狭隘思想。我乐于感谢这一可敬的指教,但感激之情难以尽言。

对于在科学史家中最令人敬重的乔治·萨顿,我要感谢他的友谊和指导,感谢他使我在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获得了在他那著名的哈佛图书馆189号工作室工作的特权。在本书致力于社会学理论史之必要条件的第一章和致力于研究科学社会学的第四编中,读者将会看到他对我的激励的细小印记。

那些读了后面篇幅的读者很快就会认识到我从我的导师和朋友塔尔科特·帕森斯那里受益至深。他很早就在他的教学生涯中向许多人表明了他对分析理论的热情。从他善于激发学生的知识热情而不是将他们培养成顺从的信徒方面,可以看到他为人师表的气度。三十年代初期,哈佛大学小小的社会学研究生班所提供的亲密学术气氛中,有可能使像我这样的研究生与像帕森斯博士这样的导师之间保持着密切而持续不断的工作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同仁集体,今天在那些由众多研究生和一小群忙碌不堪的教授组成的系里,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集体。

近些年来,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室共同工作的时候,我从保罗·F.拉扎斯费尔德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由于他对我从与他的无数次交谈中受惠多少还毫不知情,所以我特别荣幸地借此机会公开地使他注意到这一点。他那怀疑的好奇心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正是这种好奇心促使我更为详尽地阐述我持下列观点的理由,即我认为功能分析现在对人类社会的广泛问题虽不是惟一的但却是最有前途的理论取向。而最主要的是他以身作则,更加使我确信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的浅薄涉猎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在于系统性和严肃性之中,这就是说,以学术上的责任感和严谨探求最初被认为有趣的思想。我认为,这也正是本书第一章开头所引怀特海格言中最后几句话所说的意思。

还有其他四位我应提及的人:一位是因为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其他三位会在适当时候发现他们于我助益良多。



译 后 记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社会学的一部经典著作。

我们十分高兴的是,该书在有了法、意、俄、日、波兰、捷克、希伯莱、西班牙、匈牙利、葡萄牙等文的译本之后,中译本终于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

默顿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学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活动、思想和理论横跨了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不仅如此,默顿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领域,他曾是美国七十年代前后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例如,美国《公众利益》季刊1972年秋季第29卷上的一篇调查文章把默顿列为近七十位最有名气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参见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第2版),第170页,梅士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是默顿结构功能主义的最好总结,也是作者本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的生动体现。该书是由多篇论文和不同时期的著作汇编而成的,初版于1949年,修订版于1957年,1968年作者在补充了许多内容之后增订再版。我们的译文是根据美国纽约自由出版社1968年增订版译出的。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 我们首先感谢苏国勋先生。没有苏先生的发起、鼓励和指导,本书中文版不会与广大中文读者见面。在翻译期间,沈原先生在组织工作方面,李秋零在拉丁文、德文的译述方面,侯一麟先生在法文译述方面,邰志强先生在译稿誉清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在此,我代表译者们向他们致以谢忱。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作者本人。在翻译之际,默顿先生及时地给我们寄来了原版书、照片和一些解决疑难的信件以及中文版序言。我们愿借此机会,向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年过八旬的社会学大师致意!

本书的译、校者名单如下:目录、序言、致谢、第一编第一至五章:唐少杰译,蒋和明校;第二编导论、第六章:冯寿东译,蒋和明校;第七章:刘永军译,李淑静校;第八至九章:李守京译,李淑静校;第十章:李传全译,唐少杰校;第十一章:袁坡、刘敬鲁译,唐少杰校;第十二章:赵艳萍译,唐少杰校;第十三章:李丽伟译,唐少杰校;第三编导论、第十四至十六章:姜肇国译,唐少杰校;第四编导论、第十七至第十八章:黄静静、刘求实译(王瑞芝老师对德文部分的翻译给予了帮助),唐少杰校;第十九至二十一章:曹尚伟译,蒋和明校;文献注释,索引:姜肇国、张玲霞译,蒋和明校。本书中文稿自1987年底至1988年初开始,最初,蒋和明先生主持全书翻译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劳动,后来,因他赴美深造,改由唐少杰负责全书翻译工作,由唐少杰通阅全部译稿,并做了文字校订和统一工作。最后,译林出版社约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齐心先生对全部译文作了大量的校订、补漏和部分重译的工作。

为了方便进一步查阅和研究,我们把本书英文原版页码以边码的方式标在正文页旁。我们还把书中引用的著作、杂志、论文等原文标题附出,在第二次以及之后出现相同的标题时则略去原文。另外,在引文出处若有相应的中文版译著,我们也尽量标明。

总之,谨请各界读者对我们的译文不吝批评、指正。



唐少杰
1992年初春一稿
2005年初春二稿
北京清华园

《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主要内容：罗伯特•N.贝拉等著的《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是一本全面介绍美国社会的一般状况、深层结构和运动态势的书。作者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各层次、各领域、各种典型人物及其思想观点的考察，通过对美国传统的渊源及其沿革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社会的立体画面，从开国元勋的志向到里根政府的作为，从经济结构的演变到宗教含义的转化，从“原始的丰富”到文明的灾难，从苦恼之处到希望之光，无不述及，同时又以“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这条主线贯穿之。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吉登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思想家著作的反思，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现代性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理论等。
本书在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一方面，它秉承了反思三大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对结构主义思潮的反思，从而对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检视。在此基础上，吉登斯系统提出了其对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解。本书以能动与结构作为两个支点，沿着意识、权力、再生产、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等线索，系统建立起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本书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不仅是了解吉登斯社会学理论思想的重要著作，而且是理解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著作。它将20世纪中期有关能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等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它超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的尖锐对立，从实践的角度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将社会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书包括《思辨与启示》、《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灵知与生存哲学》、《开端与终结》及《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四部作品。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舍斯托夫学术的主要特色。他用文艺批评的形式消解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质，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来揭示文学的深刻人生意蕴，从而对迷惘茫然、醉生梦死的现代人发出了沉痛的哀号。

多元现代性的核心，是假定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它由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塑造而成。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本书试图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等角度，从欧洲、中国乃至跨国公司等论域，探讨多元现代性的相关问题，参与讨论者为艾森斯塔德、魏斐德、杜维明、金耀基等世界知名学者及理论家。这些视角和理论、经验与展望，有助于加深读者对现代性的各种互不相同又彼此关联的理解，以及对世界的总体理解。

简介：
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波兰人移民到美国，构成了美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本书对这一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此后，作者谈到了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页。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载于《种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维尔内·索罗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１０４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Ｅ．帕克选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Ｉ．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
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会学和社会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页；Ｊ．罗斯：《１９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见《剑桥波兰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韦等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约翰·博德纳编（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页，第９３—９４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页；第６期，第３５１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页。））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页。））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应和安全感。”（（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１５２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Ｅ．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Ｅ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缩写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页。））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奥斯卡·汉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５—６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７５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Ａ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页。））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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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维克多·格林：《波兰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页。））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克拉克·克尔和ＡＪ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兴的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③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克拉克·克尔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尔·Ｊ瓦尔科维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编（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页。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页。）） 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４２—４３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载于《社会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载于《美国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载于《劳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参见詹姆斯·Ｒ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劳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页。））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尔利希编（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页，第１９—２５页。））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尚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５６—５７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载于《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页。））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本书分六章：界限、特性/身份/认同、怀旧/恋乡、技术、责任、他人，将文学、历史、哲学融合到一起，探讨了当今社会中的生活、时间、意义及其全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