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95年起，法国王权试图对免纳国家直接税的特权者开征普遍直接税，以缓解由于战争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先后开征的普遍直接税有人头税、1／10税、1／50税和1／20税。
王权这一具有平等化倾向的税收政策遭遇的是一个以差异原则组织起来的等级－团体社会。这个社会充斥着各种个人和地方性的税收特权；这些特权被视为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被视为传统的权利和自由的一部分。政府在与各种传统观念和特权集团的冲突和妥协中艰难地推行它的新税收政策。由于国王的权威和督办体制的效率，行政国家在普遍直接税、尤其是1／20税的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税收特权，但还没有撼动税收特权的根基：军役税免税权。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因王国财政体制与特权的共生关系，绝对主义王权还没有超越等级差异、实现完全的税收平等和行政合理化的可能和决心。而且新税收的实际效果也不能证明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王权也为它的新税收付出了沉重代价。它的政策在60年代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法官们指责国王强制登记的做法违反法国的基本法；大臣和督办、以及不受传统法庭约束的税吏们的工作，被谴责为专制主义。法院贵族的抵制及其造成的舆论和思想效应使得绝对主义国家行为陷入了困境：王权必须为它的政策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旧制度在普遍直接税方面的平等化和中央集权化政策因为其根本政治制度的衰落而无法贯彻下去。
法官们在税收问题上以自由来抗强权政府，但这种自由和他们的权利观念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上的。他们反对任何具有平等化意义的改革，这些“创新”不仅直接威胁他们的免税特权，更危害法国古老神圣的等级秩序。根本上说，他们是等级和特权制度的卫道士。
在启蒙时代，普遍直接税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公众对税收、财政和特权等问题的思考；到18世纪中叶，舆论中对特权的谴责、对财政公开性的要求不断增长，而这种趋向已经危及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旧制度末年的财政危机使召集三级会议成为王权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宪法和民族自由成了解决财税问题的先决条件。但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却引起严重的社会分裂。贵族们的抵制直接导致了专断王权的崩溃，但他们并不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平等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正是在平等问题上，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与法国的旧传统决裂了；特权成为令人诅咒的陈旧劣迹，而不是贵族所谓的天然合理的历史权利。因此大革命必须发明一套新的话语来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原则奠基，并从根本上改造关于权利和历史等问题的认知。

“21世纪社会学之父”、“历史社会学”奠基人查尔斯·蒂利
耗时30年爬梳史料的力作，书写以民众为主角的法国近现代史。
一部纵览法国近四个世纪社会冲突的全景式研究，一部重塑大时代下百姓生活肌理的动人作品。
——【内容简介】——
《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是 “21世纪社会学之父”查 尔斯·蒂利融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野心之作。全书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为两大主轴，关注法国走向近现代的17—20世纪，精选勃艮第、安茹、朗格多克、佛兰德和法兰西岛等五个各具特色的地区，描摹了大时代背景下法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图景。蒂利耗时30年爬梳大量史料，以诸多精彩案例，引领我们从1598年的外省乡村小酒馆，一步步走向1984年人头攒动的巴黎街头，全景展现了由钱袋、刀剑、面包、十字架、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所引发的冲突和变革。这是一部以民众为主角的法国近现代史，再现了法国波澜壮阔、曲折动荡的现代化征程，区域研究与整体比较兼备，可读性极强。
——【编辑推荐】——
☆ 一位横跨三个学科的学术巨人：查尔斯·蒂利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历史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研究的奠基人。霍布斯鲍姆称他是“备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推崇的社会学家”。本书是他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作。
☆ 贯穿两条主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
☆ 纵跨四个世纪：1598—1984年，这是法国走向近现代的四个世纪。
☆ 精选五大地区：勃艮第，拥有富庶葡萄园但相对贫瘠的边境地区；安茹，古老的农业区；朗格多克，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广袤南方省份；佛兰德，位于边境但人口密集的商业区；法兰西岛，首都及其腹地。
☆ 荣获两项大奖：社会问题研究学会“赖特·米尔斯奖”、美国社会学学会“杰出学术著作奖”。
☆ 作者耗时三十年爬梳史料：穷尽官方档案和诸多时代人物的回忆录。
☆ 览尽千万法国百姓的命运缩影，解剖法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层矛盾：嘲弄权贵的酿酒农、拦截粮船的妇孺、走运私盐的士兵、盘踞山区的新教徒、目睹巴士底狱陷落的书商、节日庆典上的商贩、奔波求生的季节性移民、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人……
——【名人推荐】——
一部大胆且令人兴奋的作品，必将在法国近现代史学界引发广泛的深思与论辩。
——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清晰阐明国家构建、工业化、城市化及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历史冲击。查尔斯·蒂利借由条理井然且精彩细腻的文笔，再现出法国凡夫俗妇的生活经验，令读者深深沉浸其中。
——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如果从看似毫无章法的各种线索中理清脉络、构建连贯叙事是历史学家的责任的话，那么在本书中，查尔斯·蒂利已然用他惊人的天赋完美地践行了这一使命，并且回应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
——迈克尔·伯恩斯（Michael Burns），《美国学人》
一部纵览法国近四个世纪社会冲突的全景式研究，一部重塑大时代下百姓生活肌理的动人作品。
——艾伦·B. 斯皮策（Alan B. Spitzer），《纽约时报书评》
查尔斯·蒂利是最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推崇的社会学家。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伦敦大学贝克学院社会史教授
查尔斯·蒂利是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旺盛精力和创造力有力推动了社会科学中历史比较视野的复兴。
——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教授
查尔斯·蒂利杰出地呈现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路径的互补性，并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件、社会运动和人类行为的理解。
——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史教授
查尔斯·蒂利是推动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社会运动等分支学科得以建立和制度化的关键人物之一。
——埃内斯托·卡斯塔涅达·蒂诺科（Ernesto Castaneda Tinoco），美利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d why is it capable of arousing such intense emotions? In this major study, Azar Gat counters the prevailing fashionable theories according to whic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are modern and contrived or 'invented'. He sweeps across history and around the globe to reveal that ethnicity has always been highly political and that nations and national states have exis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statehood millennia ago. He traces the deep root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human nature, showing how culture fits into human evolution from as early as our aboriginal condition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kinship, defines ethnicity and ethnic allegiances. From the rise of states and empires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book sheds new light on the explosive nature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s well as on their more liberating and altruistic roles in forging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这本重要著作不失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补空白之作。该书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丰富资料与研究成果，而它们在西方史学界尚未被系统地利用吸收。本书研究方法新颖别致，学术成就无懈可击，文献资料丰富而且多为第一手的。
——玛丽·格莱尔·白吉尔
《上海罢工》是一本视角新颖、资料丰富、论证缜密的学术著作，本书从社会史角度入手，从以下三个层面揭示了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作者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内容和观念。第三部分“产业政治”，作者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三大行业做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所做出的不同的反应。
本书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它迄今尚未公开的资料。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本书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广受赞誉，发表的英文书评有10余篇。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白吉尔教授（Marie-Claire Bergère）评价它“不失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补空白之作”。
★摘录试读
由于对20 世纪的工人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的不满意，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运动的局限性，特别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性。由于有性别、年龄、人种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共产主义梦幻家的眼里，工人行动分散，缺乏阶级觉悟。当工人问题研究者勉强接受其研究对象的缺点时，这种论调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色彩。当一些学者们发现工人对于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不符时，他们又不免加以冷嘲热讽。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回应，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工人为什么不能走向统一？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惨遭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激进的政党？工人阶级团体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团体为什么不开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此类问题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人阶级的缺点。结果，人们对欧美工人力量分裂的原因予以特别关注，许多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北欧和南欧、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们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和对党的忠诚，或是在需要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时置之不理。
这种分析导致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现代工人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分裂是否只起负面作用，只是实现无产阶级“真正”使命的障碍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工人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行动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社会的不同部分，甚至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集团总是各行其道，对立的方面在这种扰人心绪的关系中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期望的结果。然而，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头开始——严肃面对各分裂阶层的政治潜力，提供一种探索政府—社会互动模式的具体方法。
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draws on abundant sources and studies which have appear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80sand which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used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is 2002 study examin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in 1987 -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state - became the seemingly inevitable by 1991, providing an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not only of the Soviet collapse, but also of the phenomenon of nationalism more generally. Probing the role of nationalist action as both cause and effect, Beissinger utilizes data and case studies from across the USSR during its final years to elicit the shif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exis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event-generated influences in the nationalist explosions that brought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Beissinger demonstrates, the 'tidal' context of nationalism - i.e., the transnational influence of one nationalism upon another - is critical to an explanation of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articular nationalisms, why some nationalisms turn violent, and how a crescendo of events can overwhelm states, periodically evoking large-scale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state system.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塑造和转变。纸烟从晚清传入中国以后，就迅速成为流行，到了抗战前夕，已经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直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了纸烟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然而，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几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作者从报纸、档案、回忆录等材料中辑录出史料，重构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来龙去脉，并详述了这三次运动的言论、组织和开展过程，将其与更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以小见大，从局部考察整体，最后着眼于近代中国精英和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定义和塑造。本书虽然从不吸纸烟运动出发，却没有被这一主题限制住，而是以此为线索，将政治动员、国民教育、日常生活规训、卫生观念的演进、烟草业经济发展、政府税收管理、中央地方关系、民族主义思潮等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本书的时期是从1945年到2011年，聚焦于主导二战后全球秩序的三个主要力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世界剩下的主要帝国即美国。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帝国彼此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并转型。曼的核心观点是，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有社会权力四个来源的全球化，每一种来源都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主题包括美帝国衰落的兴起与开始，苏联共产主义的转型，新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迅速转型，在这段时期出现的三种大危机——核武器、大衰败与气候变化。

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芬纳的传世巨著，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亲为中译本作序，甘阳、张维为、刘军宁、汪晖倾力推荐！
甘阳：一部《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史。
张维为：本书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代政治神话的偶然性，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人类社会的 巨大贡献。
汪晖：鉴前世政体之兴衰，考当今统治之得失。
刘军宁：《统治史》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我首次读到如此详细研究古今中外政体的史书。
赵鼎新：《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卓越工作。
作为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塞缪尔•E•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统治史》第一卷《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思考了“宫廷式”政治类型，述及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埃及、亚述、波斯、中国的汉朝、罗马，也解释了其中的例外，即犹太人的王国和罗马共和国。

For two thousand years the disparate groups that now reside in Zomia (a mountainous region the size of Europe that consists of portions of seven Asian countries) have fled the projects of the organized state societies that surround them?slavery, conscription, taxes, corvée labor, epidemics, and warfare. This book, essentially an ?anarchist history,? is the first-ever examination of the huge literature on state-making whose author evaluates why people would deliberately and reactively remain stateless. Among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people of Zomia to remain stateless are physical dispersion in rugged terrain;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at enhance mobility; pliable ethnic identities; devotion to prophetic, millenarian leaders; and maintenance of a largely oral culture that allows them to reinvent their histories and genealogies as they move between and around states.
In accessible language, James Scott,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an eminent authority in Southeast Asian, peasant, and agrarian studies,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eoples of Zomia and their unlikely odyssey in search of self-determination. He redefines our views on Asian politics, history, demographics, and even our fundamental idea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civilization, and challenges us with a radically different approach to history that presen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less peoples and redefines state-making as a form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his new perspective requires a radical reevalu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of the lowland states. Scott?s work on Zomia represents a new way to think of area studies that will be applicable to other runaway, fugitive, and marooned communities, be they Gypsies, Cossacks, tribes fleeing slave raiders, Marsh Arabs, or San-Bushmen.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的學術代表作
本書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
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
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結晶，專門研究19世紀時期清王朝統治中國鄉村的政治體系，特色在於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探討清王朝對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設置、理論和實際運作情況。
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即研究村莊、市集、城鎮的劃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分別探討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稅收性的里甲制度、饑荒控制性的糧倉體系和思想統治體系的設置情況。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分析了家族同這個統治體系的關係，以及鄉村對它的行為反映。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對地方控制的經典著作。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麦克莱兰的《群众与暴民》撷取“群众”现象描绘欧洲思想史，追溯2500年来欧洲社会中的群众现象、群众理论的沿革，细数并重点阐述了柏拉图、李维、塔西陀、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吉本、卡莱尔、米什莱、泰纳、塔尔德、勒邦、弗洛伊德、卡内蒂等16位群众心理学代表人物的思想。
在西方思想史上，“群众”是社会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本书所论“群众”与中国读者熟悉的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进程的“群众”大异其趣。本书研究的是欧洲诸国历史上“群众”的运行、功能与危害，浓墨重彩地解析近代欧洲革命、战争、动乱里的非理性思想和行为，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作者思想缜密、批判犀利，读之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

《治理的秩序:乡土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实践逻辑》内容简介：随着底层民主操练的不断深化，乡村治理绩效已经越来越取决于乡村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均衡。乡村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和琐碎实践展示出乡村治理的非同质性和非均衡性。《治理的秩序:乡土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实践逻辑》以他者的立场，通过对日常乡村生活隐秘知识的挖掘，以阅读和理解的方式将“解释性的说明”和“说明性的解释”结合起来，以期达到对“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及其背后人们信念和价值观的理解。面对偏执效率累进的城市工业化进程和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自身传统小农经济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迈向城乡一体化已然成为当前中国改革和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前进路向。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本书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本书计划回答三个基本问题。首先，面对由市场改革带来的社会不满与集体抗争，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维护稳定的办法。第二个问题，在维稳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已有的维政策执行起来效果不佳。第三个问题将与预设的理论前提相呼应，那就是现有的维稳政策会对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司法体制与政治制度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是强化还是弱化三大系统的维稳功能？
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综合治理的社会背景；第二部分是关于综合治理的政策构成，由四章组成；第三部分包括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是关于综合治理的维持机制的，它们是综合治理行动的基础；第四部分由第十章和结论构成，主要是对综合治理行动与机制的分析以及分析基础上的结论归纳。

作者选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为考察对象，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阐述了他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社会学前沿论丛：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介绍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社会运动研究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组织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的专业领域，所形成的理论概念和观点丰富而庞杂。本书在充分掌握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划分为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框架建构论和新社会运动论等五个主要流派，仔细梳理每个流派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分析思路、理论假设和概念框架，揭示每个流派的优长、局限以及彼此间的批判和继承关系。本书既是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成果的全景式检阅，对研究中国当前和历史上的运动、革命、群体性事件、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