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香港奥达斯制作有限公司1990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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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 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⑨ 是该校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 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芝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ldab-ldod）研究》（A Study of the Ldab Ldod）论文，获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戈尔斯坦以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戈尔斯坦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助教授。1971-1977年，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戈尔斯坦先后担任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5年至今），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78－1990年），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西藏研究中心” 主任（1987年至今），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 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1991年）。“喜马拉雅山两国自然保护项目”（尼泊尔和中国）“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1991年至今），IREX（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蒙古项目（蒙古牧民的生活方式跟踪研究）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 （IUAES）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1992-1993年），“西藏扶贫基金会” 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今），《亚洲腹地》（Inner Asia）杂志编委（1998年至今）。
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其中与藏学有关的项目达25项。
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西藏。戈尔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域外藏区（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族的论著。
戈尔斯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戈尔斯坦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书收集资料。1986年6月3日，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 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对西藏西部牧民进行为期17个月的联合实地考察的协议，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55个家庭、253口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凯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Reflections on Tibet,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the Dalai Lama）的报告。
戈尔斯坦在藏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Modern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Grammar and Reader)、《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藏语入门》(Tibetan for Beginners and Travelers),《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现代藏文精粹》(Essentials of 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reading course and reference grammar)、《现代藏语藏英新辞典》（The New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不仅冲破了印度学者达斯的《藏英词典》长期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而且弥补了达斯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不足。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已有汉译本）,《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 198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约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提名）。当代西藏研究著作主要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The Struggle for a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Tibe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Tibet Question)、《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National Identity)（与凯普斯坦等合著）。

塔米姆·安萨利是一位阿富汗裔美国人，他出生和成长在喀布尔，于1964年移居美国，兼有阿富汗和美国两国血统。他讲述的阿富汗故事饱含对故国家园的深切关怀，从局内人的视角为我们解读阿富汗动荡不安的内在原因。他坦言，在阿富汗，西方式的民主没有植根的土壤；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阿富汗人将无法生存。
阿富汗是中国人熟悉又陌生的邻国，然而，我们对这个深陷战争漩涡的国家知之甚少。干旱、贫瘠的土地，培育出阿富汗人独特的群体意识；永无休止的争夺、频繁的政权更迭，造就了阿富汗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它提醒每一个潜在的入侵者：你们能留下的只有坟墓，而且什么也带不走。
阿富汗的先民在史前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原始文明，这里自古就是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各种政治势力的交结之处，不断处于外族的征服和统治之下。过去的200多年，阿富汗每隔40年就会有强权侵入，干预其发展，破坏已取得的进步。阿富汗深陷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断裂的洼地，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辉煌的往昔是模糊的，历史必须重新开始。
现代阿富汗的历史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充满了荒唐、惊悚和悲伤。两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隔40年，就会有一个大国强行阻断阿富汗的发展，破坏其取得的进步。待强权退出，阿富汗历史才能重新开始。
这是一个被自己的恶魔破坏的国家，这是一个被反复争夺和统治的国家。塔米姆·安萨利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来解读祖国的历史，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讲述了长期以来外部世界从未完全了解的阿富汗内部斗争，剖析了现代入侵者屡战屡败的致命原因。在这里，外国的干涉和入侵不是主旋律，它们只是扰乱了阿富汗的发展，阿富汗人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与所有入侵完全不同的：高高在上的私权力、根深蒂固的部落文化、走火入魔的极端思想、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塔米姆·安萨利带领我们走进一个“真实的阿富汗”。本书叙事流畅，为我们了解阿富汗这个长期处于国际话语权之外的国家提供了启示性的见解。

自1949年初版以来，本书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著作和重要理论源头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科学家和研究者广泛阅读。默顿在本书中探讨了理论社会学、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研究、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研究及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提出了“参考群体”、“自证预言”、“中层理论”、“越轨的失范理论”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并强调了在功能分析中区分负功能和正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等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的范式，系统地奠定了功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mong the most cherished institu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and also among the most controversial. Yet affirmative action and skyrocketing tuition are only the most recent dissonant issues to emerge. Recounting the many crises and triumph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istorian John Thelin provides welcome perspective on this influential aspect of American life.
In 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helin offers a wide-ranging and engaging account of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America's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hasizing the notion of saga—the proposition that institutions are heirs to numerous historical strands and numerous attempts to address such volatile topics as institutional cost and effectiveness, admissions and acces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curriculum. Thelin draws on both official institutional histories and the informal memories that constitute legends and lore to offer a fresh interpretation of an institutional past that reaches back to the colonial era and encompasses both well-know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uch understudied institutions as community, women's, and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proprietary schools, and freestanding professional colleges.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更快的电脑、市场、时尚、产品周期，甚至连我们的思维、身体也是如此。这一切的变化始于何时？“提速”真的无法逃避吗？更快就一定更好吗？
马克·泰勒将宗教、哲学、艺术、技术、时尚和金融各领域的发展融为一炉，以宏大而丰富的叙事方式，展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悖论：曾被认为可以通过节省时间和劳动而解放我们的力量与技术，如今却将我们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脱身的速度陷阱之中。
我们走得越快，却拥有越少的时间；我们越努力去追赶，却落后得越远。我们所得到的并没有因为速度变快、生产效率提高而变得更多。相反，因为速度变快，人类自身和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很多方面使得我们得不偿失。勾连“速度痴迷症”与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以加速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及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正带领着人类社会走向灾难。当然，这一陷阱并非无法逃脱，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看待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马克·泰勒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早年主要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尤以对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和德里达的研究著名。与他的许多哲学著作不同，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文化史、思想史著作。在书中，泰勒将哲学、技术、经济、网络、教育、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梳理了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另一方面又勾陈索引了现代世界诸如交通、通信、摄影、绘画、建筑、金融、IT、人工智能等各行业的发展史，并将两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世界的图景。作者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了许多不同行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将这种历史的梳理与思想史结合起来，并在哲学上从时间的角度对之做出较为公允的解释。作者这种将历史与思想融为一炉的写法，不仅趣味横生，同时也给人以启发。
——吴增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因为金钱彻夜未眠，所以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时间操作，与人类受到诸多约束的生理界限——诸如睡眠的要求、注意力的限度、感官的疲劳等等——之间的矛盾，构成“加速社会”既试图克服又难以摆脱的状况，这种障碍与动力并存的悖论式结构，正是造就本书所要回答问题的内在原因：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去哪儿了？这是现代都市人经常追问的问题。尽管凯恩斯所预言的科技与工业化将使人类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劳动便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成为现实，但人类却发明了各种与生活需求和精神追求无关的“垃圾职业”以及与此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文化来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忙碌。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营造了将人类所经验的时间“微粒化”的基础设施，使一切坚固和持久的东西都看似烟消云散。马克·泰勒的这部作品从历史、哲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不断加速而目的地越来越模糊的人类生存处境进行了深入和彻底的反思，指出花岗岩的纹路、海水的潮汐、冰川的凝结与消融、树木的年轮以及人的肉身这些经年累月造就的物理存在都对速度构成着制约，“速度不断创造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本书第349页），必将导致人类生活世界的大崩溃。这是一部基于对总体事实的宏观把握而写就的匠心之作，值得每一位尚残留着些许反思能力的人士认真阅读。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这部开创性和变革性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狂热世界的起源和影响，以及造成金融崩溃、气候变化和全天候经济的日常压力的根源。速度也许不会致命，但是在这本重要的书中，我们了解到它会破坏人类反思和深入思考的能力。
——斯蒂芬·科恩（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
在这本精彩而重要的书中，马克·泰勒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像现在这样生活，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对此感觉如此糟糕。更重要的是，他抽丝剥茧、钩沉索引，给了我们做出不同选择的希望。
——希瓦· 维迪亚那桑（《一切谷歌化》作者）
速度的陷阱
呼叫等待……无休止的电话会议……完全不顾时间地点的强制性视频会议（Skype meetings）……周末紧急出差，只为了一些本可以等到周一再处理的公务……每一件事情都是正好赶上……睡觉时床头也得放着一台iphone……整晚整晚地刷邮件……坐在出租车上正准备与朋友约个晚饭时又因为收到邮件而返回办公室……越来越长的工作日……70、80、90个小时没有休息。在“真实”的时间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直到时间本身似乎消失。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当下这一刻完成。犹豫、延迟或暂停，都可能意味着错过一次机会并给了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速度已成为成功的衡量尺度，更快的食物，更快的电脑，更快的网络，更快的连通性（connectivity），更快的交易，更快的快递，更快的产品周期，更快的头脑风暴，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生命。根据速度的福音，快速植根于大地。
这样一个速度新世界是怎样诞生的呢？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无可避免？最明显的答案是：技术。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转手就把人类生活转变成了自己的模样。根据摩尔定律，电脑芯片的速度每18个月就会翻倍，现在，这一定律似乎同样适用于人类生活。我的生活节奏比我父亲要快，我孩子的生活节奏比我快，而我的孙子们，他们的生活已经被iphone和ipad包围，又比他们的父辈更快。这种情况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而是事实。作为我反思出发点的这些关于速度的例子，都来源于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真实的家庭生活。他们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士，两位是律师，一位是财务顾问，以及一位销售经理，他们的生活都陷入了这种速度的陷阱中。重要的事情在于，这种速度革命，对不同的人而言，影响的方式也不同；速度成为区分社会经济地位的工具，虽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工具。有些人生活加速了，另外一些则是放缓了；有些人做的比他想做的要多，而另一些则做的不如他想做的多甚至无事可做；有些人“领先”了，有些人则“落后”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经济中，“赢家”和“输家”所共享的只有这种速度所创造的不安、焦虑和不满。
高速连接的无所不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技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不如说，技术被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和金融（这是最重要的）的力量驱动，同时，技术也被特殊的价值观塑造，这种特殊的价值观拥有一个漫长但却常常隐匿的历史。21世纪日新月异的世界与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这种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发展成熟。更进一步，当我们溯源历史的脉络，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新教的幽灵仍然飘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上空。今天高速发展的金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救赎经世论（Protestant economy of salvation）世俗化的顶点。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约翰·加尔文神意论的上帝（providential God）的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那里,变成了市场经济里看不见的手。如同上帝在恶中创造善、在罪里施拯救一样，市场将人们对私欲的追求转化成了共同善（common good）。货币符号改变了，投资策略也多样化了，但几个世纪以来贸易体系却始终如一。在最初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财富要通过出卖劳动力和产品来创造，但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则通过货币符号的交换和虚拟资产在全球网络中以光速来流通被创造。
传统的实体经济和这种新的虚拟经济的区别就在于速度。由于虚拟资产的整合速度远超实体资产，贫富差距实际上就是速度的差距，而这种差距还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拉大。与期待的相反，高速连接加深了传统的不平等，并且还在不断创造新的不平等。
限制速度不可避免，因为虚拟总是以现实为界。生活的不断加速很快就要接近引爆点，在此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健康、心理和生态等各方面的灾难。也许是我一厢情愿，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下的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他们现在的生活也愈发难以忍受。速度的代价就是时间，而时间就是生命本身。当所有的事情都开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忙得停不下来，就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我们走得越快，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就越觉得我们需要走得更快。我们越是努力去节约时间，我们就越是浪费了我们仅剩的一点空闲。伴随着时间的加快，损失也在不断增加，直到我们认识到，一旦时间流逝，它就再难复返。我们作为个体和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于，当大难即将临头时，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改变。如果做出改变还来得及，那我们就必须充分地放慢速度来反思，各种价值如何或隐或显地统治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为了人类的生活能够得以幸存，我们必须如何转化这些价值？如果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想要比我们的更好，那他们必须学会一个我们似乎早已遗忘的道理——少即是多，慢一点更好。

本书是法国四卷本图文并茂的重头图书，是迄今为止法国最完善、最权威的文化史著作，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全书由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16、17世纪）、启蒙与自由（18、l9世纪）和大众时代（20世纪）四卷构成。

从欧洲到美国，从日本到发展中国家，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却越来越疲于奔命？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心理？贫富差距、交通安#全、性别歧视……过劳现象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本书从全#球化、信息技术、消费社会、管制放松等角度，分析了过劳背后的社会动向，指出现代人的普遍心理特征，并介绍了荷兰、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为解决过劳现象而作出的尝试。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以大量数据、详实案例立论，集十数年研究成果之大成，为我们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

这是一本关于数字在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的简史类佳作，作者用故事化的语言介绍了人类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学、进化论等多领域跨学科的新研究成果，为读者详细介绍了数字概念的由来及演化，破除了人们对数字司空见惯的印象，令人们重新认识数字这一发明之于人类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影响。

《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作者提出了著名的“公地的悲剧”论断：“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个人获利”使村庄的公地牧场被过度放牧，因为每个牧人都想放养更多的牲口，过度放牧的结果由所有牧人承担，而增加牲口的利益则为个体牧人所有。这一“公地的悲剧”适用于全球的生态问题，“长期以来施行的污染一个地方然后迁往他处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人类的存在已经遍及地球，无处可逃。因此，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控制人口数量。

☆荣获第五届中国非通用语优秀科研成果（译著类）一等奖、当当网与“人文社科联合书单”联合评选的“2018人文社科年度好书” ☆
基因和文化是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在人类进化早期，基因对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书讲述了人类伟大的迁移史、人类基因的秘密以及基因与文化的深刻互动和相互 影响，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宏大的人类文化演进的历史画卷。所有这些内容会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种族差异、文化差异以及人类本身。

本书是作者在复旦大学政治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的。本书力求成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政治学普及入门读物。这部书正是为那些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而写的。通过本书，作者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认知，帮助读者理解政治学领域的重大议题、主要理论与基本方法，帮助读者养成健全与系统的政治思考能力。

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 南苑地 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在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中指出人的七宗罪——贪食、色欲、贪婪、伤悲、暴怒、懒惰、傲慢，是人类性格的深渊面，而施克莱在本书中提出了“平常的恶”的概念，认为残酷、虚伪、傲慢、背叛和愤世嫉俗等，不过是浅滩暗礁，以充满活力和野蛮的方式成为人类性格的瑕疵。 施克莱从一批伟大的作家的作品 的解读——莫利哀和狄更斯的虚伪，简•奥斯汀的势利，莎士比亚和孟德斯鸠的愤世嫉俗，霍桑和尼采的残酷，康拉德和福克纳的背叛——揭示了恶的本质及其影响。她审视了它们的破坏性影响，及其对政府和公民的影响。
《平常的恶》是一本智慧、聪明、心思细腻的书，它讨论了各种个人之恶——残忍、虚伪、势利等——的危害与价值。施克莱教授探究了这些恶的重要性，哪些恶比其他恶更坏，它们可以为社会作出何种积极贡献，以及在不同社会中，这些恶的含义有何种差别。 ——伯纳德·威廉斯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
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

“当我踏进模特经纪公司办公室的那一刻，就走进了一个充满伦理、政治、女性主义的研究困境。”曾在纽约和伦敦做过模特的社会学家阿什利·米尔斯，以内行人的视角展现了模特世界的规则，检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美丽”是如何定义的。书中涉及对男模、女模、经纪人、客户、摄影师、造型师等角色的广泛访谈，展现了魅力产业背后的政治与经济，甚至随意性。在这条深藏不露的文化生产流水线上，好看不是唯一的标准，合适的外形才是时尚的起源，人们接受训练、推销、打造成珍贵的商品。该书对新文化经济中的社会分析，经济社会学中性别与阶层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

基于布尔代数的比较法导论，ISBN：9787543221659，作者：（瑞士）丹尼尔·卡拉曼尼（Daniele Caramani） 著 蒋勤 译 吴晓刚 编

一部堪称经典的社会学入门书。作者一反教科书面面俱到的写法，择要描绘了社会学的主要议题，充满人文关怀和反思性，深入浅出而不乏洞见，使初学者在轻松阅读中看到社会学事业的宏观图景。
——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书描绘的社会学是一种能够把个人情趣与追求真相的科学精神、专业智慧与常人关怀结合成一体的学科。社会学其实比一般人心中的形象更加精彩。作者所描述的社会学是那种能够发现人类行为的无比丰富性、能够在个中不以为奇的现象中展现专业洞见的学问——这种学问会多一些人文情愫，少一些枯燥沉闷。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书是基督教（新教）1901—1920年在华传教事业的统计资料，内容丰富翔实，其范围大大超出了宗教状况。它不但是了解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而且是帝国主义利用教会收集我国情报的历史证明。但在客观上，作为全面了解当时中国国情的资料，它具有绝无仅有的文献资料价值。书内对我国20世纪初期各省的行政区域、面积、边界、城市人口、地势、山川、民族、语言、气候、物产资源、经济状况、交通、邮电、教育、医疗设施等以及传教史和宗教活动情况等，都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调查研究，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因此，本书不仅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非常难得的珍贵文献，更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性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