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服鄭氏學》一書共十六卷，五十五萬字，為張聞遠先生最重要之著作，且於先生所刊著述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范希正作《書目答問補正》，即列入此書。張舜徽先生作《鄭學叢著》，亦對此書推崇備至。其書體例，《喪服》每條必列經傳注於卷首，然後全錄賈疏，其後再列諸儒論述，甄別明辨，凡有重大爭論者，再附己見於其末，間或錄《修禮芻議》與《釋服》章節於其中：“其於注也，有申而無破；其於疏也，全錄而不遺；於諸儒之言，發明注誼者甄錄之，與注立異者明辨之；疏亦有誤會注意者，雖錄其說，而必辨其非。其擇之也精，守之也約，可謂治經必守家法者。”
凡聞遠申己見處，必是反復斟酌權衡之結論，精思明辨，令讀者悅服。於喪服學歷史上諸多爭論，皆能有所發明，如對“婦人不杖”、“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為人後之服”、“辟領”、“升數”等，常能解千年未決之懸案，更為清代喪服學之最後定論。叔彥先生曰：“余以為，此書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精微廣大，直與鄭注賈疏并重，其至理名言，足以感發仁人孝子之心，杜犯上作亂之漸，有功名教綱常、世道人心至大。”

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旨在辨明《仪礼》经、传、记的区别，阐发郑玄《仪礼注》的疏失。《集说》征引多人的笺释成果，断以己意。敖氏按照《仪礼》各卷的主旨分段规章，每一章均拟一简短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敖继公不迷信郑注，敢于质疑经文及郑玄注的讹误疏失，明代以后，其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钱大昕、王鸣盛、曹元弼等人都对其有较为激烈的批评，期间差别，只是治学风气和取向不同而已。
此次整理，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中元刻明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为校本。偶有四种底本经注皆误者，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改正。

本书为元大德刻明修本。敖继公认为《仪礼》旧注瑕疵颇多，对此学者多不察，因作此书。书凡十七卷，以朱熹之说为多，间或附以己见，于大德五年（1301）撰成此书。四库馆臣赞之曰：“则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 是本扉叶题“元椠本仪礼集说十七卷”，下书“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书”一行。书中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臧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等藏书印，可知为徐乃昌旧藏。

《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

本書以唐代禮學家賈公彥所著《儀禮疏》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解經內容和方法。全書共分八章，從賈公彥學術淵源說起，繼而論其解析《儀禮》和鄭注之思路以及全書核心思維，再比較同時期兩部主要禮疏《周禮疏》及《禮記正義》之釋經方法，以期全面地突顯《儀禮疏》之方法與特點，反思賈疏之地位和價值。

“礼是郑学”之说来自《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而作者以此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经说的基本方法，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诠释的发展脉络，提出汉唐经学传统是以如何理解郑玄为主轴构建而成的。本书以晓畅的语言带领读者走入古代经学家们的思维世界，回溯了从郑玄之学创立，到唐代《五经正义》的编订为止，近五百年间经学的发展历程。书中围绕郑玄学说以及后来学者对于郑玄的质疑、批评、调整和曲释、回归等等，从经说本身的内容发掘其中的演变关系与学术特色，提出了许多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论断。

《礼书通故》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时限相当长，举凡经注史说，诸子杂家，上自秦汉经师，下逮当代学者，义有分歧，率皆甄绿，然后明辨是非，折衷至当。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研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比如三礼之学，向以郑玄注为宗，而此书驳郑处不下百条，其申郑处亦复不少。对待历代数十百家的经师、学者也莫不如此，皆是采择其精言，发挥其胜解，匡补其不逮，纠正其误说，或申或驳，大都有根有据。黄氏通过这部巨著，将两千年来的古代礼制研究成果，做了出色的总结。
黄以周基础厚，读书精，功力深，钻研透。他的遣部礼书通故考辨详明，断制准确，澄清了许多问题，解决了不少纠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俞樾称此书「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气章炳麟赞此书「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窍异义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气均推挹甚至。黄氏此书不仅是三礼学者和古制研究者不可不读的著作，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晋以降，历代王朝的礼仪制度皆采取五礼的架构。作为五礼之首，吉礼以制度化的祭祀礼仪为主体，是帝制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本书深入把握吉礼制度的内在逻辑，从大祀、中祀、小祀的纵向结构和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释奠先圣先师的横向结构出发，主要通过三祀制度、郊祀礼仪、太庙祭祀、释奠礼仪等方面的内容，来检讨唐至北宋吉礼的变迁，并且探究其在中国礼制史上的位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此项研究揭示了唐至北宋时期吉礼体系的连续性，从中亦可看到吉礼制度与政治秩序、权力观念、思想学说、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以制度史研究为本位，兼顾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望对中国古代礼制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