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关于16世纪自然知识中的图像维度的扎实研究。在16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开始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中使用图像，作者首先探究了文艺复兴时期主导书籍印刷的技术、经济、艺术、政治条件。但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图像应该如何被使用，应该被赋以何种程度上的权威性，它们能够证成哪类真实，等等。作者以富克斯的《植物史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等为例，仔细追踪科学家们对图像的处理方式，并对当时印刷书籍中的图像、文本与自然知识的论证和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展示出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独特侧面。
科学史家楠川幸子探究了在显微镜发明之前，图画在16世纪医学著作中的作用。以富克斯的《植物史论》、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和格斯纳未出版的《植物史》等为例，楠川幸子认为，这些解剖学和植物学图像，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复制，也是一种多样化的视觉试验。本书也包含了许多精美插图。
——《自然》
极具权威性……作为致力于科学图像研究的书籍，楠川幸子的著作十分完美，图片的清晰与精美更为论证的流畅性与原创性增色。
——艾琳•里夫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在这里被讨论的所有作者，都对图画的使用及其与文本的结合如何影响读者的阅读实践，做出了相当多的思考。对于楠川幸子和她的出版商，我们同样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这个领域长期以来内容特别精美、插图特别丰富的著作之一。这部思想缜密、发人深思的研究，将会为研究科学史上图像与文本的关系、图像的角色与视觉证据的作用提供参考。它大有希望引领对16世纪文本与视觉科学的多元化与创新性的讨论。
——弗洛莱克•艾格蒙德，莱顿大学，《英国科学史研究杂志》

本书以广博的视野，通过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出版物、自然志家的通信手稿、园林方案、旅行见闻及图像材料，重构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志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了促成自然志兴起的知识传统、文化渊源与社会基础，回顾了四代自然志家的更迭演进。
自然志，又叫博物学，起源于古希腊，但在16世纪，它在欧洲陡然勃兴。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种现象如谜一般。本书以广博的视野，通过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出版物、自然志家的通信手稿、园林方案、旅行见闻及图像材料，重构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志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了促成自然志兴起的知识传统、文化渊源与社会基础，回顾了四代自然志家的更迭演进。
15至16世纪的自然研究者综合了原有的医学人文主义、古典语文学和自然哲学知识传统，发明出了一门描述动植物的新科学，即自然志。在这个充满新发现的时代，自然志家发展出观察和记录的新方法，开始利用植物园与腊叶标本，并在欧洲形成了国际性的共同体以相互交流，自然志学的传统由此得以光大。
本书曾获美国出版协会PROSE Book Award荣誉提名奖，美国科学史学会Pfizer Award奖。

内容提要 : 中国科学院“八五”重点研究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这是一本天文馆的“传记”。 天文馆的发展折射出的是科学、社会、美学、建筑的历史进程。作者从天文馆诞生的时代背景讲起，延伸至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和美国的兴起、20世纪末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最后阐述了天文馆在当代的兴盛。书中含有八十余幅插图，历数了天文馆发展史上重要的事件和里程碑式的建筑，剖析了社会发展对天文馆的影响，以及它对社会产生的反作用，帮助读者全方位了解天文馆历史和现状。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所揭举的“社会天文学史”是作者过去十多年来所尝试开创的新兴研究方向。《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从星占和择日这两个古代天文家相当重要的职掌出发，试图还原古代天文的真实面貌。

本書與《科技渴望社會》為台灣第一套 STS讀本。 台灣 STS 研究者群策群力， 透過 精選、譯介西方 STS 文獻的菁華，引領台灣讀者進入 科技與社會這個活力十足的新興研究領域。 每篇選文都附有台灣 STS 學者所撰寫的導讀，提綱挈領，同時也點出在台灣閱讀這些 STS 經典譯文的意義。
STS經典譯叢作者群
Londa Schiebinger,Michel Foucault,Ruth Schwartz Cowan,David Edgerton, Sandra Harding,Emily Martin , Steven Epstein,Thomas P. Hughes, Bruno Latour, Langdon Winner ,N. J. Jewson ,David Arnold,Karin Garrety
台灣科技與社會網絡計畫群
吳嘉苓、成令方、傅大為、雷祥麟、吳泉源、陳恆安、李尚仁、王秀雲、蔡麗玲、林崇熙、劉士永、林宜平、林宗德、楊佳羚、周任芸、傅憲豪、方俊育、曾凡慈、蔣竹山、余曉嵐、周雅淳、顧彩璇、程雅欣為什麼哺乳動物最多只有其中一半有能力哺乳，卻要命名為 「哺乳類」，起碼也可以叫「吸奶類」啊？家用科技越來越普遍，家庭主婦居然越來越像忙不完的老媽子，科技難道不一定減輕家務勞動的負擔？精子穿透卵子，是很客觀的科學描述吧，怎會有研究把這種科學描述說成是租書店那種一本十元的羅曼史？這些女性主義 STS 研究，揭露了性別如何作為科技社會的組織原則，探索了科技如何成為性別關係的生成來源， 翻轉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 科技與性別怎麼相互形塑，渴望性別的科技社會為什麼會更友善與民主，本書提供了一些線索。

《天文学史:一部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历史》讲述天文学在古代从一种生存方式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到近代成为科学革命的突破口，再进而成为人类适应自然、认识宇宙、认识自身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的历史，包括史前时期天文学的萌芽、希腊的欧洲古典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近代天文学革命、天体力学的奠定、天体测量学的兴起和天体物理学的诞生等主要内容。通过阅读《天文学史:一部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历史》，读者对天文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发展历史，对天文学研究面对的基本问题和所采用的基本方法的变迁，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宇宙与我们人类自身的关系，以及对天文学作为一门重要的自然科学如何推动整个科学的进步等，都将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

本书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主题，系统查阅研读了国内外所藏清代历算著作、官方文献和清人文集，并与欧洲所藏第一手西文档案资料互证，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下系统阐述天主教传教士与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诸面相。
作者试图将天文学传播置于政治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完整勾勒清代近两百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历程。通过案例，生动展现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进而揭示了康熙皇帝如何通过西学来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之目的；深入分析了皇子、传教士、钦天监官员和士大夫群体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本书是集科学研究论证和实物图版于一体的学术专著，主要论述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过程、早期传播范围和路线，首次系统刊布了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印刷品和有关活字的材料。

《道教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主要勾勒了道教视角下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重要图景，涉及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东南亚等地区所发生的文化、科技和医药学等方面的相关交流情况。主要论题包括：一，中国炼丹术的起源，认为中国炼丹术一定程度上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本土文化为主，外来文化起到催化作用。二，炼丹术与中印文化交流，重点探讨了印度长年方在唐代的传播和道教炼丹术传入印度的情况，后者表明，古代中国并非被动地接受印度文化，反过来也对印度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内容简介：这本教科书描述了16世纪中叶（155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它同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耶稣会士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影响，以及1840年至19世纪末的现代中国早期的新教时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有一种持续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帝制下的改革家、早期的共和党人、国民党骨干和中国共产党全都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物。然而，我们过去总是低估了科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对所有20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研究还停留在认识不足的地步。

《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1953-1966)》选择亲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中国著名科学家作为主要访谈对象，本求真之原则，记录其亲历亲闻的史实，并按大致统一的编例整理成书稿。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而不只限于著名科学家。从学科的角度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凡与自然科学有交叉而互动发展的内容亦将收录。
根据迄今实际情况，拟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2．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3．自述——由亲历者笔达成文。
4．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旧籍整理——选择符合《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1953-1966)》宗旨的国内外已有出版物重刊。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者双方同为各书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要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是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Interest in th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of India under British rule has grown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played an ever-increasing part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South Asian history. Spann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East India Company rule through to Independence, David Arnold's wide-ranging and analytical surve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the rol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ngagement in India and in the formation of Indian responses to western intervention. One of the first works to analyse the colonial era as a wh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the book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n and western science, the na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under the Company, the creation of state-scientific services, 'imperial science' and the rise of an Indian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medical research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ist science.

With over forty chapters, written by leading scholars, this comprehensive volume represents the best work in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Geographical diversity of the authors is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evoted to the subject, and all major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s are covered.
There are also sections concerning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mad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industry, the importance of instrumentation, and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modes of thought.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will come to appreciate how, and why, science has developed - as with any other human activity, it is subject to the dynamics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本书是论述近代以前西方科学的权威教材，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科学史读物。它结合欧洲科学传统的哲学、宗教和体制背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晚期各个方面的科学成就，竭力避免从今天的科学观点出发来理解古代成就。1992年本书第一版问世后好评如潮。2007年，作者对该书做了重要修订扩充了大量内容。本书根据新版译出。

吴明瑜，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及其组织实施工作。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讲话、中共中央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主要起草人，同时也是万里同志1987年全国软科学大会讲话（主要是提出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的主要组织者和起草人。也是1975年胡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主要执笔人。他主持了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组织推动软科学研究，主持研究制定了14个行业的技术政策，同时，还是“星火”计划和高新技术园区的主要倡导和推动者之一。本书通过吴明瑜——科学领域高层管理者的视角，不仅能基本上还原1956—1986年间我国一系列重大科技政策出台的背景和过程，而且能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其主要内容及意义，更是从一个侧面反射出张劲夫、杜润生、胡耀邦、方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科技政策的制订中所具有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战略家眼光和睿智。本书的一些故事情节读来耐人寻味，似乎置身其中，一些研究和决策方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从事科技政策研究和制订工作者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案头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更快的电脑、市场、时尚、产品周期，甚至连我们的思维、身体也是如此。这一切的变化始于何时？“提速”真的无法逃避吗？更快就一定更好吗？
马克·泰勒将宗教、哲学、艺术、技术、时尚和金融各领域的发展融为一炉，以宏大而丰富的叙事方式，展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悖论：曾被认为可以通过节省时间和劳动而解放我们的力量与技术，如今却将我们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脱身的速度陷阱之中。
我们走得越快，却拥有越少的时间；我们越努力去追赶，却落后得越远。我们所得到的并没有因为速度变快、生产效率提高而变得更多。相反，因为速度变快，人类自身和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很多方面使得我们得不偿失。勾连“速度痴迷症”与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以加速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及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正带领着人类社会走向灾难。当然，这一陷阱并非无法逃脱，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看待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马克·泰勒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早年主要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尤以对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和德里达的研究著名。与他的许多哲学著作不同，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文化史、思想史著作。在书中，泰勒将哲学、技术、经济、网络、教育、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梳理了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另一方面又勾陈索引了现代世界诸如交通、通信、摄影、绘画、建筑、金融、IT、人工智能等各行业的发展史，并将两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世界的图景。作者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了许多不同行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将这种历史的梳理与思想史结合起来，并在哲学上从时间的角度对之做出较为公允的解释。作者这种将历史与思想融为一炉的写法，不仅趣味横生，同时也给人以启发。
——吴增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因为金钱彻夜未眠，所以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时间操作，与人类受到诸多约束的生理界限——诸如睡眠的要求、注意力的限度、感官的疲劳等等——之间的矛盾，构成“加速社会”既试图克服又难以摆脱的状况，这种障碍与动力并存的悖论式结构，正是造就本书所要回答问题的内在原因：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去哪儿了？这是现代都市人经常追问的问题。尽管凯恩斯所预言的科技与工业化将使人类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劳动便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成为现实，但人类却发明了各种与生活需求和精神追求无关的“垃圾职业”以及与此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文化来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忙碌。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营造了将人类所经验的时间“微粒化”的基础设施，使一切坚固和持久的东西都看似烟消云散。马克·泰勒的这部作品从历史、哲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不断加速而目的地越来越模糊的人类生存处境进行了深入和彻底的反思，指出花岗岩的纹路、海水的潮汐、冰川的凝结与消融、树木的年轮以及人的肉身这些经年累月造就的物理存在都对速度构成着制约，“速度不断创造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本书第349页），必将导致人类生活世界的大崩溃。这是一部基于对总体事实的宏观把握而写就的匠心之作，值得每一位尚残留着些许反思能力的人士认真阅读。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这部开创性和变革性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狂热世界的起源和影响，以及造成金融崩溃、气候变化和全天候经济的日常压力的根源。速度也许不会致命，但是在这本重要的书中，我们了解到它会破坏人类反思和深入思考的能力。
——斯蒂芬·科恩（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
在这本精彩而重要的书中，马克·泰勒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像现在这样生活，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对此感觉如此糟糕。更重要的是，他抽丝剥茧、钩沉索引，给了我们做出不同选择的希望。
——希瓦· 维迪亚那桑（《一切谷歌化》作者）
速度的陷阱
呼叫等待……无休止的电话会议……完全不顾时间地点的强制性视频会议（Skype meetings）……周末紧急出差，只为了一些本可以等到周一再处理的公务……每一件事情都是正好赶上……睡觉时床头也得放着一台iphone……整晚整晚地刷邮件……坐在出租车上正准备与朋友约个晚饭时又因为收到邮件而返回办公室……越来越长的工作日……70、80、90个小时没有休息。在“真实”的时间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直到时间本身似乎消失。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当下这一刻完成。犹豫、延迟或暂停，都可能意味着错过一次机会并给了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速度已成为成功的衡量尺度，更快的食物，更快的电脑，更快的网络，更快的连通性（connectivity），更快的交易，更快的快递，更快的产品周期，更快的头脑风暴，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生命。根据速度的福音，快速植根于大地。
这样一个速度新世界是怎样诞生的呢？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无可避免？最明显的答案是：技术。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转手就把人类生活转变成了自己的模样。根据摩尔定律，电脑芯片的速度每18个月就会翻倍，现在，这一定律似乎同样适用于人类生活。我的生活节奏比我父亲要快，我孩子的生活节奏比我快，而我的孙子们，他们的生活已经被iphone和ipad包围，又比他们的父辈更快。这种情况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而是事实。作为我反思出发点的这些关于速度的例子，都来源于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真实的家庭生活。他们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士，两位是律师，一位是财务顾问，以及一位销售经理，他们的生活都陷入了这种速度的陷阱中。重要的事情在于，这种速度革命，对不同的人而言，影响的方式也不同；速度成为区分社会经济地位的工具，虽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工具。有些人生活加速了，另外一些则是放缓了；有些人做的比他想做的要多，而另一些则做的不如他想做的多甚至无事可做；有些人“领先”了，有些人则“落后”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经济中，“赢家”和“输家”所共享的只有这种速度所创造的不安、焦虑和不满。
高速连接的无所不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技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不如说，技术被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和金融（这是最重要的）的力量驱动，同时，技术也被特殊的价值观塑造，这种特殊的价值观拥有一个漫长但却常常隐匿的历史。21世纪日新月异的世界与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这种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发展成熟。更进一步，当我们溯源历史的脉络，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新教的幽灵仍然飘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上空。今天高速发展的金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救赎经世论（Protestant economy of salvation）世俗化的顶点。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约翰·加尔文神意论的上帝（providential God）的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那里,变成了市场经济里看不见的手。如同上帝在恶中创造善、在罪里施拯救一样，市场将人们对私欲的追求转化成了共同善（common good）。货币符号改变了，投资策略也多样化了，但几个世纪以来贸易体系却始终如一。在最初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财富要通过出卖劳动力和产品来创造，但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则通过货币符号的交换和虚拟资产在全球网络中以光速来流通被创造。
传统的实体经济和这种新的虚拟经济的区别就在于速度。由于虚拟资产的整合速度远超实体资产，贫富差距实际上就是速度的差距，而这种差距还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拉大。与期待的相反，高速连接加深了传统的不平等，并且还在不断创造新的不平等。
限制速度不可避免，因为虚拟总是以现实为界。生活的不断加速很快就要接近引爆点，在此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健康、心理和生态等各方面的灾难。也许是我一厢情愿，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下的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他们现在的生活也愈发难以忍受。速度的代价就是时间，而时间就是生命本身。当所有的事情都开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忙得停不下来，就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我们走得越快，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就越觉得我们需要走得更快。我们越是努力去节约时间，我们就越是浪费了我们仅剩的一点空闲。伴随着时间的加快，损失也在不断增加，直到我们认识到，一旦时间流逝，它就再难复返。我们作为个体和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于，当大难即将临头时，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改变。如果做出改变还来得及，那我们就必须充分地放慢速度来反思，各种价值如何或隐或显地统治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为了人类的生活能够得以幸存，我们必须如何转化这些价值？如果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想要比我们的更好，那他们必须学会一个我们似乎早已遗忘的道理——少即是多，慢一点更好。

In 1968, the director of USAID coined the term “green revolution” to celebrate the new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hat promised to ease hunger around the world—and forestall the spread of more “red,” or socialist, revolutions. Yet in China, where modernization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could not be divorced from politics, green and red revolutions proceeded side by side.
In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igrid Schmalzer explores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s and agriculture in socialist China through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scientists, peasants, state agents, and “educated youth.”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chemical-intensive agriculture and the human costs of emphasizing increasing production over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food and labor have been felt as strongly in China as anywhere—and yet, as Schmalzer shows, Mao-era challenges to technocracy laid important groundwork for today’s sustainability and food justice movements. This history of “scientific farming” in China offers us a unique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explore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but also to engage in a necessary rethinking of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about science and society.
“Sigrid Schmalzer creates an entirely new vision of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farming” in China during the Mao era.….[A] must-read not only for modern China scholars bu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s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cess, and in ongoing efforts to shed ligh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putting science to work in the service of greater equality and dignity for the world’s rural poo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t its core, this book is about socialist China's us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improve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sociopolitical changes over time that have affected those involved in modern farming and agriculture. Cautioning that the Mao era was not one of unmitigated totalitarian oppression and ecological disaster, historian Schmalzer examines the complex relations of science and politics, raising such issues as who should be regarded as “scientists,” and how agriculture should be organized to maximize its benefits for all.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s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of the “rural scientific experiment movement." By comparing the fortun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India and Africa, Schmalzer offers some unexpected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ights, contrasting US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Chinese, who have also sought to bring their methods of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to third-world countries where politics is a highly visible concern on both sides of the capitalist-communist divide. Instructive and rewarding reading in recent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social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in China and throughout the third world."
(Choice)
"Right on cue, this new work reveals the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 nature of science in the PRC.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looks a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he unique and distinctive trajectory of the Chinese green revolution....demonstrates the manifold ways science filtered into the countryside and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party’s interactions with the rural populace."
(Cross-Currents)
“Schmalzer’s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ass scientific experiment movement in China serves as a corrective to accounts of science in the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emphasize failure, hardship, and suffering…[R]eading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productively upends one’s ideas about the nature of a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Upending familiar assumptions about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Green Revolution, Schmalzer breaks important new groun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role of science in industrial agriculture. Rather than relying on misleading distinctions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laboratory and field, politics and science, or even between the capitalist West and socialist East, Schmalzer convincingly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ty of approaches taken in the effort to revolutionize Chinese agricultur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is is a sophisticated political history from the ground up.”
(Shane Hamilt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Writing with both elegance and precision, Schmalzer unveils the continuing imbrication of science and politics, not simply in the obviously hyperpolitical Maoist period, but also in the supposedly technologically driven Dengist era. She produces a nuanced, sophisticated descrip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practi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e that challenges our assumptions about both Maoist agriculture and the Maoist period in general.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is a must-read for historians of modern China and historians of socialism, as well as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agriculture.”
(Fabio Lanza, University of Arizona)
"Agricultural science is inherently political. We may distrust the claim of technocrats and agribusiness that they conduct neutral research for the benefit of all, yet few of us would go so far as to advocate a full politicization of research, putting politics in command of laboratories and experimental fields. This, however, is what Maoist China did—and as Schmalzer demonstrates in her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and beautifully written book, Maoist agricultural science worked, producing a socialist Green Revolution that was as impressive as the US-led Green Revolutions in India, Mexico, or the Philippines. Without romanticizing Maoist mass science, Schmalzer not only corrects the oft-repeated myth that Maoists were 'anti-science'; she shows that a different, more democratic and inclusive science was and remains possible."
(Jacob Eyferth, University of Chicago)

本书以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即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为主题，论述了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西方近代科学自诞生以来，在其起源、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理信纸与实践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作者以精彩的、敏锐的、微妙的、层次丰富的分析，纠正学者们和普通公从看待科学与宗教关系时的一些误解和简单化的结论，着重对科学与宗教的丰富多样的关系作历史的考察，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绝对冲突的，也不是绝对和谐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