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利用出土简牍、传世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从吏卒的来源与退役、工作与休沐、功过与奖惩、物质生活、医疗卫生状况与死亡抚恤、精神文化生活以及河西汉塞的社会生态等方面，对汉代河西地区屯戍吏卒的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细致讨论。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认识也得以加深。

本书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主义与王权主义做了政治形态性区别，并对皇权主义在后战国时代的发生过程进行了分析，方法上采用历史、制度、实践三者相结合的技术方法，观点上提出并论证了“天高皇帝远”的命题。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厘清、勘正《史记》文本中的文字错讹，辨正由此所涉及的重要史实，对《史记》的阅读和利用，无疑具有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史记新本校勘》校勘所及，即如上述，关系许多秦汉史实，作者在遍览古籍版本并加以考辨取舍后，对这一时期的地理、政治、天文、历法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反复究诘，极大地推动了《史记》相关问题的解决。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关于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必然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行。本书作者希望在早期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此做了如下努力。首先全面检阅两汉时期的历史文献，捕捉和搜集汉代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信息和资料，系统地考证的探讨汉代域外文明的传入及其影响，力图提供一份完整而可靠的汉代外来文明清单。其次，尽可能地利用新发现的史料补正过去研究的不足，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第三，运用跨学科视野和全球史观，深入探讨汉代外来文明的文化意义。第四，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深入研究，前人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

紀元前一九四年に県吏を退いた人物の墓に、生前、職務で活用していたと思われる、『奏ゲン書』の表題を持つ二十二種の裁判記録が副葬されていた。出土地は、湖北省荊州市（発掘当初の行政区は江陵県）張家山の二四七号漢墓で、この裁判記録を含む一千二百余枚の竹簡は、張家山漢簡と呼称されている。二十二種の裁判記録の内、十六種は、墓主が県吏として在任した漢代初期の裁判記録であったが、残る六種は、漢代を遡り、春秋戦国から統一秦にかけての裁判記録である。
奏ゲンとは、下級審での裁判において、判決に疑義が生じた場合、上級審に判断を求める制度で、戦国末から漢代にかけての裁判は、初審が県、再審が郡、さらには中央の官府をも、この再審に関わった。所謂、中国における審級制の起源である。この新たに出土した二十二種の裁判記録の内、漢初期の裁判記録は、当時の奏ゲン制を反映し、書式も整っていたが、残る六種の漢代を遡る裁判記録は、他の十六種の裁判記録と記載形態が異なり、奏ゲン制が、統一秦、さらには、それを遡る時代に、確立していたかどうかも、これまで定かでなかった。このため『奏ゲン書』中の漢代を遡る六種の裁判記録をどのように位置付けるかに問題が残されていたが、二〇一三年六月に『嶽麓書院蔵秦簡（参）』が刊行され、同書において、漢代を遡る奏ゲンの存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ここにおいて、『奏ゲン書』中の漢代を遡る六種の裁判記録についても、その位置付けが可能となり、今回、『奏ゲン書』中の十六種の裁判記録に続き、漢代を遡る奏ゲン案例についても、訳注、口語訳を附し公刊することとした。この六種の裁判記録は、難解な用語を含むが、一件毎の内容も長文に亘り、裁判の審理過程に併せて、時代性をも浮かび上がらせる。
漢代を遡る貴重な新出裁判記録の全訳注である。

《居延汉简研究(上下)》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简帛是研究从战国至魏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族和中外关系诸领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其发现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末年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战国竹简。《汉书?艺文志》载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它们和西晋初年从汲郡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对于研究我国古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是我国简帛空前惊人大发现的时代。早在世纪之初，以尼雅、楼兰和敦煌等烽燧、古城遗址发现的汉晋简帛为嚆矢，便与殷墟甲骨、敦煌石窟文献、故宫大内档案，被中外学术界誉为研究我国古史新资料的四大发现。

《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与研究》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对在敦煌悬泉置发现的《四时月令诏条》进行整理与研究，其资料详密，对诏条之释读多有心得，探讨之范围更为广阔，并敢于突破前人研究成果，在读者方面颇有新见。相信《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与研究》对于研究《四时月令诏条》会有很大的帮助。

《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在引入人类学的主位研究法、文本解析方法等相关理论及对传统华夷之辨、秦汉天下结构进行重新阐发、现实关照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具体论证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秦汉族群、地域间客观存在的身份差异与不同族群或地域彼此互动的轨迹及其关系结构，对秦汉社会华夏边缘族群的身份与认同进行了探讨。

作者为近人王蘧常（1900年 - 1989年），始作于1926年，经历50年，由家人协助从诸书中收集有关秦代的史料。据作者自序，此书己重撰3次，初稿于战祸中被毁或遗失，二稿为红卫兵所撕毁，三稿则因作者年事己高，且妻子病逝，己无心力撰写完毕。死后由其子及学生整理完成。
本书共有6纪4表8考35列传共53卷，外加上1篇自序，其中纪传及1表己完成，而3表5考阙，2考未完，1考残缺，1自序佚。本书所引用的史料相当多，引用了很多后人的注解考证。
本史据凡例所述：
一、《秦史》自古无作者，窃不自揆，谬欲补正史之缺，故一循班氏断代史体制。其取史策，亦大有增删改作焉。
二、此书承父命而作。父治刑名学，曾著商、韩新传。援班书列其父彪作例，亦采直、韩两传入书中而补论焉。
三、意在无征不信，所取故籍，皆注出处。凡所引为原文者，出书与篇名；有更改者，则曰据某书某篇。
四、凡所更改原文，或正其讹讹，或易以今义今字，或便于行文。其正讹伪，多取前人说，如《史记志疑》、《读书杂志》等，为简括计，不复出书名。
五、前史多歧或误，于斯取去，不能无说。加注于下，前人无之，然《班志》《艺文》，已见滥觞。
六、凡立传，具一技之长有利于人民者，亦著之。
七、凡涉神怪或诬罔者，皆所不取。
八、凡属前史五行者类所不取，惟涉天异、地美者，则散入世纪与本纪中。
九、革命者非秦之所得而臣，故系之列传末。

《先秦姓氏制度考索》主要内容：她经过三年清贫苦读的生活，于1999年6月8日按期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荣曾先生担当，参加成员有吕绍纲、陈恩林、吕文郁、张鹤泉和任爽等教授。在这次答辩会上，大家对张淑一提交的《周代姓氏制度研究》的论文选题、资料运用和论证思路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通过了她的答辩。我之所以将6月8日这个日子特别标示出来，是因为这一天对淑一来说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并且对我也是不能忘怀的，因为她是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
淑一毕业后就去了华南师大工作，她没有急于将论文拿出来出版，而是经过8年时光的积淀。如果从1996年末确定选题开始，至今她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十年的时间了，可谓“十年磨一剑”。

《汉晋学术编年(套装上下卷)》内容简介：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华夏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我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推进百年学人的积累——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研习经典为核心，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政论》《昌言》是汉代的两部子学名著，作者分别为东汉的崔寔、仲长统。两书关注点集中于东汉之社会政治，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很有参考价值。《政论》又称《正论》或《本论》，其主要内容是提倡节俭，反对官吏贪污腐败，主张地方官应久任，倡导实行徙民实边来调整人口与耕地的比例等等。该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仲长统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昌言》的基本思想与《政论》相类，仲长统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主张实行新的土地分配方案以限制兼并，重视农桑以充实国库蓄积，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等。
两书均据严可均《全后汉文》整理，参以《后汉书》本传、《群书治要》、《意林》等，对文字做了严谨的校勘。两书附录文字或辑录佚文，或条述历代评议，很有资料价值。
孙启治先生在《政论校注》凡例中称：“今人注解古书，大要出于二途，曰通俗，曰研究。通俗者以译文或串讲大意为主，注则简略，聊为应景。研究者则繁事考据征引，重字义、出典而鲜及文意之贯通。其通俗之作，读者但知其意而不识其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此类著作便于一般阅读，而不便研究。其研究之作，虽考辨详悉，然或注明出典而不释意，或诂字义而略其文句，读者每不能融会贯通也。此类著作便于研究，不便阅读。”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试图在“通俗”与“研究”之间寻求折中之道。其所作校注内容丰富，训诂考证严谨，释文通达准确，诚能做到既便读者阅读，又资研究之用。

秦汉时期的政区和边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内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同时也最具魅力的基本问题，曾有诸多中外优秀学者，相继做出探索，硕果累累，蔚为大观。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能够梳理清楚。本书即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且成果卓著。

《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从礼仪的实践即皇帝施政的角度，系统考察了汉代的礼仪建设，对汉代皇帝即位礼（皇帝即位、天子即位）、册命礼（册后礼、册立太子礼、册立诸侯王礼）、朝礼（大朝礼、常朝礼、诸侯朝礼）、皇帝巡幸礼、养老礼的仪节及其演变，以及保障礼仪实施的官员和皇帝施政礼仪的功能等，都做了认真的梳理，并分析了汉代礼仪建设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及以确立和加强君主专权为目的的特点。

西汉初年大行分封,由此在汉王朝的统治疆域内形成了东半部王国与西半部汉郡并立的局面。在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中,王国的兴盛期虽仅有汉初的几十年,之后实力不断衰退、疆域一再缩减,但郡国并行之制,西部汉郡与东部王国分制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由于汉代“郡国分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成了史学界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本文在前人已有文献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汉代的考古学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运用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层次分析等考古学方法,对汉代郡、国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及各阶层发展变迁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以此为切入点,将考古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的解释相结合,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汉代的郡国分制。指出汉代的郡国分制对王国地区和汉郡地区各阶层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但整体而言,社会地位越高的阶层对政治变迁的反应就越敏感;同时,汉初的郡国分制解决了地域文化差异显著的问题,加快了地区发展,为中央集权的真正实现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到西汉中期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文化因素对政区设置的影响逐渐减弱,政治主导原则日益凸显。
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09年授予

编辑推荐：方法的明快考究和内容的丰富多彩，应是本书的特点。作者首先用详尽的考证，建立起立论的基础；又用精当的分析、洞察历史的幽隐；再用归纳抽象，建立新说新论。十四年前，作者曾经自创包含基层，中层、高层的史学层次模式理论。时至今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本书乃是实践该理论的结果。